元代回回人的宗教制度与伊斯兰教法

因名是。”丁国范教授认为“西域法当指回回人理财之法”。见丁国范：《至元大德年间的“赛梁秉政”》，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2-13期。）。元代回回人未必都是穆斯林，即使是穆斯林所采用的办法也不都和伊斯兰教有关，在伊斯兰国家中所实行的诸多行政与经济制度与伊斯兰教无关，因而回回法确实不能同伊斯兰教划等号。然而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另一面，元代回回人中大多数是穆斯林，真主的法度——伊斯兰教法渗透到他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伊斯兰教法可以肯定在回回法中有体现。按照伊斯兰法学家们的分类，教法体系通常可以划分为教律('Ibādāt)、民事法律规定(Mu'āmalāt)和刑罚('Uqūbāt)三个部分，我们可以在元代回回社会中找到以上三个方面的例证。
　　《元史·世祖本纪》中沙不丁提出的对仓库官盗欺钱粮者“断其腕”的办法是伊斯兰教刑罚的体现。在宋元时期中原汉地的法律制度中，刑罪分笞、杖、徒、流、死五种，称为“五刑”，无断手这一刑种，对犯盗窃罪者，依其所盗财物价值，判以杖刑、徒刑、流刑并刺字。蒙古人的法律观念中，对偷盗者处以偷一罚九的惩罚。与此不同的是，伊斯兰教法对偷盗者的惩罚却是断手，据艾布虎赖所传《圣训》，穆罕默德曾说：“安拉诅咒偷盗的人，他因偷一个鸡蛋而被断手，他因偷一根绳子而被断手。”由圣妻阿依莎传来的《圣训》则说，圣人讲：“偷盗四分之一或更多的金币，方可断手。”[15]哈瓦利吉派主张对偷盗无论多寡均应断手，而大多数法学派主张以阿依莎所传《圣训》为依据。
　　在元朝的法律实践中能够找到按伊斯兰教法处置的案例。例如《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18，户部4中“未过门夫死回与财钱一半”条载，至元二年（1265年）大都路麻合马由媒人法都马作媒说合，将女阿赊许阿里之子狗儿为妻，阿里下与麻合马聘金金脚玉版环儿一对，红ｄｉé＠④丝一个、绢二匹、盖头一个、羊二口、面一担等。女方未过门，男方身死，双方家长为财礼发生纠纷，官司打到大都路，回回大师不鲁溪向官方称：“回回体例，女孩儿不曾娶过死了的孩儿，若小叔接续，女孩儿底爹娘肯交收呵，收者；不肯交收呵，下与的财钱回与一半，这般体例。”大都路难做决断遂上报中书省，省部批示：“仰更为审问无差，依理回付一半财钱施行。”“体例”一词在元代硬译公牍文书中含有“法”、“理”之意，例如蒙古部落中的“古来的约孙”（习惯法）就被译作“体例”，所以“回回体例”便是“回回法”的另一说法。伊斯兰教法中将聘礼称作Mahr，它被视为男方对女方的一项义务，《古兰经》第四章第四节中说：“你们应当把妇女的聘仪，当做一份赠品，交给她们。”伊斯兰教法中确有聘礼减免的规定，如果婚姻双方尚未圆房即解除婚约，所定聘礼减半，此种情况被称作法定减免[16](P436)。在元代的法律中，“断例”是重要的形式，特别是那些经中书省裁决的判例更成为“判案通例”，相当于律，由此可证，元代法律文化中确有伊斯兰教法的成分。
　　伊斯兰教法是一种私法文化，民事法中的婚姻家庭和继承法是其核心内容，所以，元代法律中涉及婚姻家庭方面“各从本俗法”的规定，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伊斯兰教法的合法性。元朝婚姻法规的基本原则是：“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17]它与教法中男子可以婚娶教外女子，但她必须皈依伊斯兰教，女子不可嫁给非穆斯林的规定相吻合。杨志玖先生曾经研究过元代回汉通婚问题。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的情况是回回人男子娶汉妇[14](P161-162)。前文引大都路官员接受回回大师不鲁溪建议，以回回体例处理回回人聘礼纠纷的案例，也说明元朝法律尊重回回人的婚姻制度。陶宗仪《辍耕录·嘲回回》中记载一种让汉族人大惑不解的婚俗：“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一日，娶妇，其婚礼绝与中国殊，虽伯叔姊妹，有所不顾。”按照中国传统法律规范，“同姓不婚”，伯叔姊妹更在禁婚之例，但从伊斯兰教法划定的禁婚范围看，伯叔姊妹间并无婚姻限制，回回人不过依教法行事而已。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法的立法基础，也是穆斯林必须遵行的法典。元代的汉文文献中描述了《古兰经》，吴鉴《重修清净寺碑记》中说：“经本天人所授，三十藏，计一百一十四部，凡六千六百六十六卷。旨义渊微，以至公无私，正心修德为本。以祝圣化民，周急解厄为事。持己接人，内外慎饬。”“经本天人所授”一句，完全符合伊斯兰教教义中《古兰经》为安拉通过天使降示给圣人穆罕默德的说法。《古兰经》有30卷114章，章下为节，但由于对节的划分标准不一，影响到对节的统计，最少的认为有6204节，最多的认为是6666节，大众化的观点认为是6236节[16](P168)，可见《重修清净寺碑记》对《古兰经》卷、章、节的描述是准确的。定州《重建礼拜寺记》中称“其经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余卷”，与实际有此出入。吴鉴《重修清净寺碑记》中对《古兰经》内容的评价较为公允，同时也体现出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教法宗教、伦理与法律三位一体的特征。域外史料也记载了中国穆斯林诵读《古兰经》的情况，《史集》中载安西王阿难答“背诵

过《古兰经》，并且用大食文书写得很好。他经常把［自己的］时间消磨于履行戒律上”[18](P379)。《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汉沙城（杭州）里有商人赛洛夫爱丁(Seref  eddin)者，“能默诵《可兰圣经》，每日必祈祷”[4](P76)。1254年春到达和林的法国方济各会士卢布鲁克说，和林城内有“两座伊斯兰教寺院（在寺院里公布着摩诃末的教规）”[19](P203)。实际上在寺院里公布（刻于碑上）的应该就是《古兰经》的经文。
　　元代官方文书中提到了一个伊斯兰教法的术语——“速纳”，它见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廷发布的一项法令“禁回回抹杀羊只做速纳”，该法令载《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卷57，刑部19。“速纳”(Sunnah)，今译“逊奈”，意为“行为”、“道路”、“传统习惯”。作为一个教法学名词，其涵义经历过一些变化，最初是指阿拉伯地区前穆斯林时代的习惯，一些内容被吸收到教法中来；8世纪初，它用来指早期诸教法学派既定的法律学说，包括公议的判例、惯例等；再后来用于指先知的“圣训”、“圣行”，成为仅次于《古兰经》的立法基础。穆斯林按“逊奈”行事，便能保证不会违反教法。“禁回回抹杀羊只做速纳”中具体提到的被禁止的速纳内容是“若一日合礼拜五遍的纳麻思上头，若待加倍礼拜五遍，做纳麻思呵，他每识者别了这圣旨”。纳麻思，波斯语Namāz音译，意为礼拜；“识者”意为决断；“别了”意为违背。所以这段硬译文书有意思是，只允许一日礼拜五遍，若再加倍礼拜，即为违反了圣旨。根据教法，礼拜分为天命拜(Salāt  al-fard)、圣行拜(Salāt  al-Sunnah)、当然拜(Salāt  al-wājib)和副功拜(Salāt  al-Tatawwu')，被元朝皇帝明令禁止的可能是圣行拜（速纳），而在教法中这是信徒必须遵行的。元代这条法律的制定显然违背穆斯林们的信仰，必然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结果七八年后，这条法律被废止。
　　从文献上看，元代穆斯林认真履行着伊斯兰教法中的“天命五功”。念功的记载见上文对《古兰经》论述时所引史料。对于拜功，定州《重建礼拜寺记》中载“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而且“拜天之礼，一日五行”。关于斋戒，定州《重建礼拜寺记》云，“斋戒之事，每岁一举”，广州《重建怀圣寺记》称“月斋戒惟谨，不遗时刻晦朔”。天课是以安拉的名义向穆斯林征收的课税，主要用于施济孤儿与贫人。在伊斯兰国家，天课有法定的税率和征收部门，由于元朝不是伊斯兰国家，所以中国穆斯林的课功是以施济行为体现出来的。定州《重建礼拜寺记》中说“施与不问其亲疏”，便是穆斯林履行课功的表现。伊本·白图泰也说，泉州地区的穆斯林“因久居异教徒地区，如有穆斯林来，都欢喜若狂地说：‘他是从伊斯兰地区来的呀！’便把应交纳的天课交给他，他立即成了像他们一样的富翁”[12](P551)。元代的许多回回人拥有哈只头衔，如同饮班朱尼水的哈散哈只，许有壬《哈只哈心碑》中的哈只哈心，广州《重建怀圣寺记》中该寺“当代主持哈只哈散”等。哈只为阿拉伯语Haji一词的元代译法，今译哈吉，是前往麦加履行

《元代回回人的宗教制度与伊斯兰教法(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