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日本外交

心理学者小此木启吾指出：“由于日本人的心理太图式化，总是将攻击自己的人视为一种强大而狡猾的存在，自己是软弱的牺牲者，从而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辩解。日本人总是要设置一个自身忍耐力的界限，尽管还不知道自身是否是弱者。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做法。这个战争是在‘鬼畜英美’的叫喊声中长年积累了的仇恨的释放，后来出现了偷袭珍珠港那样的事件。也就是说，当受到他人的威胁或者攻击的时候，日本人马上认为这是不正当的，然后将自己描绘成一副软弱、无防备的牺牲者的样子，并据此向攻击者要求某种明确的赔偿，或者深深的谢罪，严重时要求支付费用。日本人的这种被害者意识也频繁见于国内外的商业活动中。”(注：Robert  M.March、PHP、研究所、1988年、32页。)在影响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也总是强调自己是战争的被害者而不去认识自己首先是加害者这一事实。二次大战时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似乎与当时日本人“与其被害于后，不如加害于先”这样一种民族心理背景有关。
　　　　　　二、“和”、“合意”、“根回し”与“暧昧”的日本外交
　　国家之间的相互往来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而一般来说国家只有通过其内部结构培育出来的代表国家利益的精英人物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人物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一个国家的杰出人物，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言谈举止乃至心理与国家的民族精神相符，即他们体现了具有本民族特征的文化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一个国家的外交模式视为该国人与人之间关系模式的一种投射和延伸或无不当。
　　历史上长期居住在共同体性质的村落社会中的日本人，十分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在行为上具有“他人本位”的取向。日本社会较强调集团的和睦而不鼓励个人突出，“和”与“一致”被摆在相当重要的地位。日本式集团在做出决定时一般较重视“合意”(事前协商，达到全体一致)和“根回し”(与各个关系方面协商)，这种方式使集团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但这通常是以花费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为代价。
　　日本人在语言和行为方面表现出较大的暧昧性。这种特点自然也反映在日本的外交上。与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外交比较，日本的外交较多地考虑“别国怎样评价日本”这一问题，同时也表现出较大的暧昧性。
　　这里的所谓“暧昧性”特点，当然只是一种定性的描述，它主要是指由经验观察得出的日本外交方式的以下一些倾向：
　　——长期以来，日本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态度摇摆不定，一般不明确表达支持或反对什么，总是有意或无意地采取回避态度。虽然总的来说日本在外交上长期追随美国，但其态度多不明朗。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对1990年海湾战争的态度以及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轰炸科索沃等问题，态度都较暧昧。(注：1999年6月16日《朝日新闻》一篇题为《俄国自吹自擂在科索沃问题上的贡献，日本方面畏畏缩缩》的报道，说明了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俄罗斯的明显不同。俄罗斯下院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普克比奇访日时说：“若没有俄罗斯，联合国安理会是形不成决议的。”而日本小杉隆议员说：“日本政府只是理解空袭的来龙去脉，但不支持(空袭)。”中马弘毅众议院外交委员长说：“对于联合国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我们也有不安。”)
　　——在外交场合，日本外交官员多默不作声或含糊其辞，给人以暧昧的印象。暧昧有时是为了回避问题的实质，不想承担或减轻责任，如众所周知的田中角荣将日本侵华说成是给中国“添了麻烦”的讲话就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注：田中角荣在中日复交时对战争反省的表述使用的是“迷惑”一词。详见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第1期。日语中“迷惑”的含义是“自己所做的事情给对方或周围的人带来了麻烦或令人不快的想法”。(金田一京助等：《新明解国语辞典》，三省堂1972年版)这是一个暧昧的字眼。日语中并非没有表示“罪行”的词汇，田中显然是想利用暧昧术回避问题的实质。)有时候，暧昧是怕得罪对方，尽量不把话说得太直白，不显得那么咄咄逼人。(注：20世纪70年代初日美在纺织品问题上发生摩擦，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向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批评，佐藤首相当时回答说要“善处”(妥善处理)。美国方面认为这个回答是一个承诺，但后来日本并没有处理此事。美国方面指责日本没有兑现承诺，但日本否认做出过承诺。经过调查，问题出现在日语的“善处”一词上。该词在日语里不是要处理某一问题的承诺，甚至也不是一个意义明确的词，其含义大约相当于我国某些官员常说的“研究研究”。)
　　——日本在做出某项重要决定时通常需较长时间，政府高官甚至总理大臣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常常很难下决断，因此给人一种迟疑不决的印象。这样的例子也很多。如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发生了海湾危机。8月中旬，美国政府向日本海部政权提出四点要求：(1)向多国部队提供财政援助；(2)向海湾各国提供援助；(3)增加驻日美军经费；(4)在人员上为支援多国部队做出贡献。对第一、二点，日本政府做出了积极反应。对海湾各国的经援，最初决定是1000万美元，对多国部队的经费，最初提出10亿美元，美认为至少要30亿美元，9月中旬才做出了总额为40亿美元的经援决定。在美国的一再要求下，日本最后拿出了100多亿美元，但仍被美批评为“Too  little,Too  late”(太少了，太迟了)。
　　——被动式外交。日本的外交行为多是为了回应外国的要求和批评，外交人员似乎主要是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如在与美国的交往中，日本常常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被动地采取行动，做出让步和妥协。再如，从1975年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首脑每年都要聚会一次，虽然日本从第一次会议就是其成员之一，但日本领导人在会议上并没有提出过什么积极的主张。
　　——外交上较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以及为达此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明确，较缺乏广阔的视野。“当今各国的首脑外交打破了内政与外交的界限，将国内政治放在国际政治这一大的背景之下进行思考，为增进国家利益而积极进行对外交往。相比之下，在日本，只有谙熟政党内抗争和人事安排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领导人。这样一来，内耗自不待言，眼

界当然也受影响。”(注：唐晖：《试论日本的首脑外交》，《日本学》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37页。)
　　——日本首脑和外交家在具体表述和实施对外政策时显得力不从心，有时甚至还显出不应有的“拘谨”。如日本政府官员在外交场合或者就某些外交问题经常出现“口误”、“失言”(注：日本高官“失言”而受到日本国内外批评的例子很多。随便翻阅手边的材料，这样的例子就有：1986年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就日本侵略朝鲜问题说“韩国也有一定的责任，也有应当考虑的地方”，此言一出，立刻遭到韩国政府的抗议。同年中曾根康弘关于日本是单一民族社会，歧视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的讲话。1994年5月6日法务大臣永野茂门说“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的讲话(永野后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讲话并辞职)。2000年森喜朗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一次晚会上将中国称为“支那”。)而受到其他国家的指责。
　　当然，日本外交之所以给人暧昧的印象，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有关。日本“一身而兼二任”，既是东方国家又是西方国家，文化上属于东方而制度上属于西方。这种夹在东西方之间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对外交往中常常既想讨好西方又不想得罪东方。此外，经济、科技大国与政治上的战败国地位，也是其外交较暧昧的原因。但从文化角度看，外交模式上的这种特点与上述日本人集团的构成特点和人际关系的特点密切相关。
　　　　　　三、“甘え”、“okami”与日本外交
　　“甘え”(amae)是日语特有的一个词汇，它的大体含义是指一种类似儿童对母亲撒娇的特殊的依赖感情或行为。日本学者土居健郎认为“amae”是日本文化心理最突出的特点。这种心理普遍反映在日本人的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如在家里孩子对母亲的依赖、在公司下级对上司的依赖、学校里学生对老师以及低年级学生对高年级学生的依赖，等等。(注：参见土居健郎：《“依赖”的结构》(弘文堂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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