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

仅取得了丰厚的理论成果，而且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效应。自学考试建制之初，大到开放性、国家考试、教考分离等宏观特点，小到命题入闱、考试题型、防弊规制等微观操作，或直接继承科举的做法，或在科举基础上进行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改良。面对普通高校逐年扩招、学历文凭试点学校日渐增多以及成人学历教育日益红火的严峻竞争局面，自学考试要长远健康地发展，除了逐渐完善原有的各项制度外，继续在广博的“科举学”研究领域挖掘历史与文化资源应是有效的途径。例如，在处理自学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改革考试内容、进一步拓展考试功能、严明考试纪律等方面，科举研究都可以提供深刻的历史启示。
　　三
　　作为古代社会的“抡才大典”，科举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上述高考与自学考试的建立与运作便富含科举考试的文化因子。相比之下，科举对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影响则更为深远，既有文化与精神上的明显存留，也有政治制度上的鲜明痕迹；既与本土现、当代公务员制度有承继关系，也与西方近、现代文官制度有渊源关系。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或从何种层面看，研究科举对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尤其是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改革都大有裨益。
　　科举的首要功能是选拔国家后备官员，故其对政治产生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科举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官考试制度（除选拔少量武官外）。到近代被废前夕，科举已开始朝现代文官考试性质转变，但科举的命运就像它所依附的政治舞台一样，来不及完成这一转变，便在强大的压力下嘎然而止。然而，仅仅废制数年后，部分曾在科举废初欢欣雀跃的人士就已痛苦地意识到，科举之废使中国的官员选拔陷入无序状态，更遑论在今天，人们远距离“冷眼旁观”时对其蕴含的考试精神之深切情怀。余秋雨在谈到科举对文学的影响时所发出的感悟，便是一种代表性心声。“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11]
　　不过，怀念科举精神的人们仍感到些许欣慰，因为科举虽“失之华夏”，却“得之四夷”。19世纪，科举制度西传欧美，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欧美国家巧妙地将科举的考试选才平等竞争精神学了过去，建立起现代文官制度，从而有效地抵御了官场的腐败及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为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开创了全新的局面。为此，一些西方学者对科举赞誉有加。西方学者卜德将科举制誉为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美国著名汉学家H.G.Creel（中文名顾立雅）更是认为科举制影响的重要性要超过物质领域中的四大发明，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12](p155—183)
　　尽管西方学者对科举“多彰其功”甚至“好评如潮”，但科举的千秋功罪至今难以“盖棺论定”。之所以如此，与人们考察它的视角、距离以及立场的不同密切相关。辩证地看，科举的利弊相随相依，且都十分明显。但科举首先是一种选任官员的政治制度，若仅从这一角度看，科举对中国官僚政治产生的影响无疑利大于弊。与以前的各种官吏选任制度相比，科举制可谓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英再生产机制”。[13]它第一次撇开了血缘、门第、出身、家世等先赋性因素，而将无法世袭的学问作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基本标准。这种机制改变了官员的社会地位来源，极大地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更新了官员的成分结构，有利于澄清吏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官场请托、植党营私的机会，起码在政府机构的入口处限制了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发生。而且唯才是取的原则，保证了官员队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古代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延续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古代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在两千年间大体维护统一的广大疆域的国家，科举制度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科举又强化了官僚政治，使“做官第一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客观上助长了唯官、唯书、唯上的习惯和心理定势的形成，对中国社会有着长远的消极影响。[14](p  354—360)
　　当这种运行了1300年的“精英再生产机制”被连根拔去后，当时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怎样的情形呢？有的学者认为，废科举有如发生一场社会大地震。作为清王朝自发进行的一次变法，废科举深刻地影响着其后近百年的国运兴衰与社会变迁，可谓是唐宋以后、民国以前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制度革命。作为社会重要支柱的文化与政治两个层面所产生的震荡便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文化层面看，科举的废止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而从政治层面看，科举之废使得人心与政局都迅速陷入混沌状态。作为过往科举社会的主角，知识分子在科举被废后的政治舞台上出演了一幕幕令人辛酸的悲剧，从此不得不面对一种起伏跌宕的命运。于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出现了大批既无法进入新式学堂又无法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无根人”，成为对社会政局稳定极具破坏力的“游民阶级”。就制度而言，废科举亦非有效的改革。因为罢废科举非但没能达到“补救时艰”、挽救政局的目的，反而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官员选任制度真空。这样，在新旧规制之间本该有的过渡的锁链被突然断开了。正如严复所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种“先破后立”的“休克疗法”没有充分考虑到新旧制度整合时所引发的问题，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15]因此，废科举所带来的社会震荡之强烈、政局之混乱，远远超出时人的估计与想象。
　　在科举被废后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国一直未能重新建立起公开、刚性和程序化的选官制度。当时中国的官员选拔制度甚至倒退到了科举制以前诸形态。废科举这项重大的社会工程，也由于操作衔接环节的失误，向政府的效绩索取了高额代价。直至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孙中山先生下达了系列文官考试的批令和咨文，干部选任制度的真空才得到填充。有的学者认为，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的，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16]

　　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后，中国的政治面貌已焕然一新。人们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项体制都已进入改革的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而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90年代我国建立公务员制度之初，人们很少关注本国悠久的官员选任制度史，主要是仿效西方的现代文官制度。但事实是，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讲演中就指出，西方各国用以选拔官员的的考试制度都是源自中国的“古法”考试。这一点也得到了西方人士的认可，几乎所有的西方政治教科书都将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诚然，西方文官制度在中国科举制基础上进行了很大程度的改良，有许多先进的因素值得我们吸纳，但其奉行的公平竞考、择优录用原则均取法于科举制。因此，当我们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时，无论从吸收国外文化抑或从吸收本土文化的角度，研究科举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课题。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问题，但作为一种精巧的政治录用方式，考试选才可以减少用人方面的腐败，其平等择优的精神具有恒久的价值。
　　综上所述，同为大规模社会性考试，现代高考、自学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或在考试性质、考试功能，或在考试产生的社会影响上，都与科举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承继或间接渊源关系。不仅如此，与科举考试的性质、功能差异甚大的现代社会各类专业资格证书考试，也可从考试题型、考试组织、防止作弊等方面吸取科举考试方法与技术之精髓。
　　如今，科举虽已停罢，但深含公平精神的考试选才方式却没有而且也不能够废止。在日益追求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正逐渐朝考试社会发展。从“科举学”的视角进行考试历史与现实的观照，有助于我们探寻考试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能为今天的考试改革提供丰富的历史素材，使考试制度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这便是“科举学”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收稿日期：2000—02—14
【参考文献】
　　[1]刘海峰.高考存废与科举存废[J].高等教育研究，2000,(2).
　　[2]刘海峰.科举制

《科举学：考试历史的现实观照(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