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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时代的美国自由


 今天,美国无疑是世界上军事、经济和文化强国。随着跨国人口流动、投资、生产和交流持续快速增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日益朝一体化方向发展,原来各独立的民族因复杂的经济及文化联系而变得更加紧密。全球化是表示这一进程的通用术语。它已成为“20世纪90代的概念”。然而,其新颖程度及由此引发的影响依然是一个易于引起争论的话题。全球化就是将要产生一个同质的“美国化”的世界,即一个以美国的经济运作、社会价值和政治制度为基础的统一的全球文化?还是,改造成一个异质的、具有复杂现代性的社会,使观念及商品的国际性与地方性融入选择与重新诠释的持续进程中去。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认为有必要指出:与每项人类其它的产物一样,全球化本身是一部历史。全球一体的梦想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时代。商业及文化的国际化与世界各种族间重新组合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今天的全球化交往是伴随着飞剪船、电报和电话接踵而至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就曾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必须到处安家落户并建立联系”的国际体系。这是他和弗兰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号召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全球力量联合起来的原因所在。“业已确立的民族工业 ,”他们写到,“已经被摧毁了或每天都在被摧毁……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隔绝和 自给自足状况日益被我们所进行全面交往、各方面普遍的相互联系所代替”。
  在20世纪最后20年里,全球化的范围和速度日益突飞猛进。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促使我们反思过去。正如一句名言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日益增强的全球化意识——然而这是一个有限度和局限的术语——应当向诸位历史学家提出挑战:去更多地认识过去的事件是如何融入到全球性的环境中去的。大约50年前,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就怀疑那种“短视的、仅仅关注单个民族”的历史叙述能否有效地阐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这个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美国历史学家来说,尤为中肯。
  许多塑造了美国历史的制度、进程和价值观——从资本主义到民主政治、奴隶制以及消费文化——引发了全球化进程,而且它们也只能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前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阿肯拉·厄瑞依(Akira  Iriye)要求把整个世界作为研究框架而将历史研究“国际化”。当然自现代开始民族已经构成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在可见的将来,这种历史很可能依然存在。但在全球化进程中,史学国际化意味着抛弃或同化民族的历史。
  许多历史学家都充分地意识到美国的军事、商品及文化的力量,尤其是在20世纪是如何影响世界各国的。我们了解美国输出各种事物的方法,从可口可乐到民主思想和自由 企业。但却很少有人致力于研究外国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历史这一课题。“欧洲,”弗朗 兹·范恩(Frantz  Fanon)在《地球上的可怜人》中写到:“原来是第三世界创造的”。 范恩提到,不仅欧洲财富的积累依靠其殖民地,而且事实上与不同民族的接触——真正 的接触和想象的接触——即政治思想体系及个体的观念,也受益匪浅。他们也似乎常常 产生权力与权利的不均,其中某个民族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权力与权利。对美国的理解不 可能完全通过内部来获得,为了阐明我的观点,我想参考美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思想—— 自由。
  在美国人把他们自己作为个体和民族的情感中,没有什么比自由更加重要。我们政治词汇的核心词,“自由(Freedom)”——或“自由(Liberty)”,被深深地融入我们的历史和日常生活用语当中。《独立宣言》把自由列为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一;《美国宪法》宣布,其宗旨是谋自由之福祉。“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教育家、政治家拉尔夫·本奇(Ralph  Bunche)写到:“任何人,不论肤色,都知道‘这是自由的国度’……‘自由的发祥地’”。
  在1988年出版的《美国自由故事》中,我审视了美国的自由思想史,把它作为一个存有许多争论、不和谐与斗争的故事,而不是有着确定的范畴或预定的观念故事集。在坚持以全球视野审视美国史的同时,我重点强调变化着的自由概念是如何通过社会和政治的斗争被塑造和重新塑造的。而且真实的和想象的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强有力地影响着自由思想及其演化。与我们政治词汇中的其它核心概念:独立、平等、公民权相比较,自由,是参照其假定的对立面被定义和再定义的。
  这里,我更多关注的是世界各国是怎样影响美国历史的。在我们历史的每一重大时刻,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都帮助美国确立理解自由的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负有将自由带给全人类的任务,这一美国的民族——国家自定义,经常在新旧世界或自由世界与奴役世界的宗教或哲学二元论的范畴内加以表达。
  美国在世界上作为自由的化身战胜专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前那一段悠久的历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理解这一思想,不仅要参照北美殖民地的条件——可 供自由使用的土地、弱小的政府等——而且还要参照欧洲决策者有意识的创造。从殖民 时代起,来自不列颠和旧大陆的移民就力图摆脱旧大陆的社会不平等和广泛的经济依赖 而对新世界充满了希望。另外一些人则把美国看作是一块神授土地,在那里人类首次真 正自由的、以一种欧洲不可能具有的态度信奉上帝。但这些思想只能在殖民主义者所进 行的似乎永无休止的一系列战争的大环境下才能被理解。英国君主与许多殖民主义者做 法是相同的,就是去创建美国思想藉此作为“那些追逐外国土地的偏执者的收容所”, 并积极鼓励大陆向新世界移民以确保在不致耗光英国人口的情况下加强他们的殖民地的 实力。正如玛丽琳·贝斯勒(Marilyn  C.Baseler)所写,殖民地的自由意识“很大程度 上是英国政策的副产品,并不一定反映一种强烈的美国早期殖民者对宗教自由信条的承 诺”。
  独立赋予了与美洲毫不相干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许多权利。但革命的确使一种狭隘的自由思想体系更多地被另一种思想体系所替代。争取独立的斗争普及了美国自由的思想。甚至早在1776年以前,许多爱国演说家和宣传性小册子的作者就把美国看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一块特殊之地。约瑟夫·沃伦(Joseph  Warren)引述道:“自由之士、品德之寓、被压迫者庇护所、整个地球的声望与荣誉”。萨缪尔·威廉(SamuelWilliams)在《热爱我们祖国的演讲》(1775)中宣称,除了英属北美的外的人类都沦落 于淫逸与专制之中。在亚洲和非洲,“自由的真正思想”是“处于蒙昧状态之中的”。 甚至在欧洲,威廉宣称,自由所“不可或缺之火焰”也正在被扑灭。这里并且只有在这 里,才是“自由人的国度”。
  美国优越感盛行于革命年代,其革命观点,不仅在英帝国内存在无谓的内部争吵,而且在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开端也是如此。埃布尼泽·鲍德温(Ebenezer  Baldwin)预言:即使在2000年,美国依然保持着世界上唯一的自由中心地位。美国人确信他们是独一无二 的,从一开始就沉迷于他们在国内外所享有的声誉。乔治·华盛顿(George&

nbsp; Washington )为镇压威士忌起义作辩护,部分是因为“它将导致给别人留下的印象。”——其他人 作为欧洲怀疑论者则希望看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验失败,因为他们不相信人类能够 “自治”。半个世纪之后,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认为,奴隶制会弱化美 国使命,将使国家受到国外“自由制度敌人”的指责:自由制度具有虚伪性。
  美国历史著作之父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ay)坚持认为:新的民族定义并不由通常 的民族特征基础构成的——一系列的边疆、由来已久的政体、共同的“民族”或种族— —而是一种“为人类谋幸福”的特殊使命。这种叙述被19世纪的许多历史学家加以详细 阐述,如瓦尔特·H·普雷斯科特(Walter  H.Prescott)、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Parkman)及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等。

《全球时代的美国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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