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和台湾话问句否定词的比较研究
bsp; /是不是？ /不是吗？
T(,1)说明三种可能的否定词“无”、“否”、“未”在台湾话一般正反问句中的用法，而在M(,1)中与
之同义的否定词只有“没”。应当注意T(,1)的答句“洗无”（与“洗有”相对），其中的“无”具有明显的
动词性。T(,2)表明在台湾话中A不A句型的使用限制极严，不象M(,2)那样使用，因为在M(,2)中它经过句法上
的压缩已成为A不A＋V＋O，而台湾话则把宾语话题化才能使用A不A句型（A必须也是动词）。 在台湾话中没
有“去ｍóｕ＠①去洗”这种说法。在T(,2)中，除了“无”和“否”外，还可用另外两个否定词“ｍóｕ＠
①”和“ｆｉàｏ＠②”，然而在M(,2)中，只有否定词“不”可用。
在T(,3)中台湾话用了三个否定词“未”、“无”、“否”，而在M(,3)中只有“没”与之对应。T(,4)中
的“否”、“ｆò＠③”和M(,4)中“不”对应。台湾话的否定词“ｆò＠③”（be）可能是“无”（bo）和
“会”（e ）的合音形式，不过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研究。T(,5)用了四个否定词“无”、“ｆｉàｏ＠②”、
“ｍàｉ＠④”、“ｆò＠③”，M(,5)中只用了两个否定词：“没”和“不”。正如“ｆò＠③”（be）可
能是“无”（bo ）和“会”（e）的合音形式，“ｆｉàｏ＠②”（buai）可能是由“无”（bo）和“爱”
（ai）融合而成的。“ｍàｉ＠④”（mai）也可能是“ｍóｕ＠①”（m）和“爱”（ai）融合的结果。T(,
6)到M(,9)主要说明了两点：（1 ）台湾话和官话在否定词的使用上还有其他的不同；（2）在运用A不A型问
句时， 他们在句型上有差异。
T(,9)和M(,9)说明在附加疑问句的使用上，台湾话和官话有明显的差异。官话用了两个附加语“是吗”
和“不是吗”，而台湾话只用“是否”而没用“ｍóｕ＠①是”。以上这些句子说明了台湾话的7 个否定词
的使用情况，即使采取“ｆｉàｏ＠②”（buai）是“无”（bo）和“爱”（ai）的融合，“ｆò＠③”（b
e）是“无”（bo）和“会”（e）的融合， “ｍàｉ＠④”（mai）是“ｍóｕ＠①”（m）和“爱”（ai）
的融合的分析，台湾话中至少也有4个否定词，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在台湾话中使用2、3 个否定词，而在官
话中与之相应的否定词只使用1个。
5.古汉语、官话、台湾话的正反问句型
通过以上官话和台湾话带否定词疑问句的比较，从T(,1)到M(,9)，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否定词和正反问
句型。
古汉语的正反问句型大致有以下三种：〈1〉(V/N＋NEG)，〈2〉(V/N＋QP)(NEG＋V/N＋QP)，〈3〉(V/N
＋QP)＋抑（或）＋(NEG＋V/N ＋QP]。句型〈1〉看来是出现得较早的一种句型，句中只有一个与“否”、“
无”、“未”三者之一相对立的动词。句型〈2 〉看来略微严格一些，这里主要的谓语（VP或NP）重复出现
，否定词居于第二谓语之前，同时，疑问语助词（QP）“乎”、“邪”、“哉”在谓语后重复出现。句型〈3
〉加上了一个更明晰的语素“抑”， 从而使选择意味更加突出。有关这些句型的例子，我们在1—21中已作
了列举。
官话和台湾话中反映出来的这些古汉语句型的演变，有必要进行周密研究。首先
〈1 〉中较早的句末否定词“否”，因“未”和“无”的使用而推后出现，而且它们在古汉语中一直得到使
用，并在大部分古代作品中大量出现。这可以看作是“相竞性变化”（compegting changes ）的一个例子。
这些特殊的“相竞性成分”（competing elements）稍后中和为“无”，直到官话早期才在语音上转化为“
么”和“吗”，并延用至今。然而在台湾话中，句型〈1 〉里的“未”、“无”不仅存在而且能独立使用。
但正如我们在T(,1)到M(,9)中看到的那样，台湾话中“未”的使用更受限制，而且在大多数语境中能被台湾
话的“无”和“否”替代。由于台湾话里“未”在如下的句子中的使用受到更严格的限制；比如，吃未了，
吃无了，*吃未，*吃无，所以，台湾话里句末的否定词可能最终会被“无”和“否”中和。
在古汉语中，另一组“相竞性成分”（competing elements）是句型中的疑问语助词“乎”、“邪”、
“哉”。尽管在上古汉语的少数例子中能看到“乎”，但这样的疑问语助词在疑问句中是很少见的。疑问语
助词“邪”、 “哉”等出现得较晚， 而且在先秦时期（classicperiod）他们大都是作为“乎”的对立
物存在着。尽管各种疑问语助词出现的语境不同，但从大部分作品来看，“乎”出现的频率占优势。在官话
中，这些古汉语的疑问语助词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诸如“吗”、“呢”这样的疑问语助词，可是台湾话
至今仍没有诸如“吗”“呢”这样的疑问语助词，而是依靠句末否定词“无”、“未”、“否”、“ｍóｕ
＠①”来表疑问。
句型〈3〉在台湾话中也是一个常见的结构，它和句型〈2〉的主要区别是句中有一个明显表选择的语素
“抑”（或）。T(,1)到M(,9)说明台湾话的正反问句大部分和“抑”的使用有关，然而，官话却倾向于避免
使用“抑”或“还”，而且把句型〈2〉进一步压缩为M(,⑵2)：V＋NEG＋V（现在可能是副词或助动词的V除
外）。
台湾话和官话中带否定词疑问句的不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官话已不再使用句型〈1〉（它带有相
竞性选择的否定词）， 因为这一句型中的否定词在官话中已中和为“吗”，换句话说，官话已把〈1 〉V＋N
EG变更为M（1）VP＋QP（吗、呢）。与此相似，它也把句型〈2 〉变为M〈2〉（如上所示）。在句型〈1〉中
， 官话采用了古汉语的肯定谓语和否定谓语，并把他们压缩为一个句子，正象把古汉语句型〈2 〉中的两个
独立的问句压缩成M〈2〉中的一个句子一样。
6.方言比较与“普遍”句法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台湾话在词汇中和与句法压缩上都未达到官话那种程度。台湾话保留着古汉语
句型〈1〉VP＋NEG，其简单正反问句的句末仍使用“无”、“否”、“ｍóｕ＠①”。这些否定词仍可被视
为“相竞性变化”，而且“否”在出现频率上占优势。从保持肯定部分与否定部分句法上的独立以及持续使
用“抑”来看，台湾话许多疑问句的正反性或相对性是十分明显的。
显而易见，台湾话和官话在诸如正反问句这样的句法结构上的基本差异，使我们对主要汉语方言的“普
遍”句法的假设持怀疑态度。通过对古汉语、台湾语、官话进行历时和共时比较，我们发现官话与其远亲古
汉语的差距显得更大了，而且在不同结构的差异方面，“普遍”句法这一概念无法调和官话和台湾话的主要
分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台湾话和官话在正反疑问句及其他语言现象上有很大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台
湾话和古汉语之间有较近的亲合关系，且没有发展到官话那样的程度。
观察语料及其他语言事实可发现：官话的否定词要少得多，而且在形成问句（尤其是正反问句）和用否
《官话和台湾话问句否定词的比较研究(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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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说明三种可能的否定词“无”、“否”、“未”在台湾话一般正反问句中的用法，而在M(,1)中与
之同义的否定词只有“没”。应当注意T(,1)的答句“洗无”（与“洗有”相对），其中的“无”具有明显的
动词性。T(,2)表明在台湾话中A不A句型的使用限制极严，不象M(,2)那样使用，因为在M(,2)中它经过句法上
的压缩已成为A不A＋V＋O，而台湾话则把宾语话题化才能使用A不A句型（A必须也是动词）。 在台湾话中没
有“去ｍóｕ＠①去洗”这种说法。在T(,2)中，除了“无”和“否”外，还可用另外两个否定词“ｍóｕ＠
①”和“ｆｉàｏ＠②”，然而在M(,2)中，只有否定词“不”可用。
在T(,3)中台湾话用了三个否定词“未”、“无”、“否”，而在M(,3)中只有“没”与之对应。T(,4)中
的“否”、“ｆò＠③”和M(,4)中“不”对应。台湾话的否定词“ｆò＠③”（be）可能是“无”（bo）和
“会”（e ）的合音形式，不过这一点有待进一步研究。T(,5)用了四个否定词“无”、“ｆｉàｏ＠②”、
“ｍàｉ＠④”、“ｆò＠③”，M(,5)中只用了两个否定词：“没”和“不”。正如“ｆò＠③”（be）可
能是“无”（bo ）和“会”（e）的合音形式，“ｆｉàｏ＠②”（buai）可能是由“无”（bo）和“爱”
（ai）融合而成的。“ｍàｉ＠④”（mai）也可能是“ｍóｕ＠①”（m）和“爱”（ai）融合的结果。T(,
6)到M(,9)主要说明了两点：（1 ）台湾话和官话在否定词的使用上还有其他的不同；（2）在运用A不A型问
句时， 他们在句型上有差异。
T(,9)和M(,9)说明在附加疑问句的使用上，台湾话和官话有明显的差异。官话用了两个附加语“是吗”
和“不是吗”，而台湾话只用“是否”而没用“ｍóｕ＠①是”。以上这些句子说明了台湾话的7 个否定词
的使用情况，即使采取“ｆｉàｏ＠②”（buai）是“无”（bo）和“爱”（ai）的融合，“ｆò＠③”（b
e）是“无”（bo）和“会”（e）的融合， “ｍàｉ＠④”（mai）是“ｍóｕ＠①”（m）和“爱”（ai）
的融合的分析，台湾话中至少也有4个否定词，并且大多数情况下，在台湾话中使用2、3 个否定词，而在官
话中与之相应的否定词只使用1个。
5.古汉语、官话、台湾话的正反问句型
通过以上官话和台湾话带否定词疑问句的比较，从T(,1)到M(,9)，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否定词和正反问
句型。
古汉语的正反问句型大致有以下三种：〈1〉(V/N＋NEG)，〈2〉(V/N＋QP)(NEG＋V/N＋QP)，〈3〉(V/N
＋QP)＋抑（或）＋(NEG＋V/N ＋QP]。句型〈1〉看来是出现得较早的一种句型，句中只有一个与“否”、“
无”、“未”三者之一相对立的动词。句型〈2 〉看来略微严格一些，这里主要的谓语（VP或NP）重复出现
，否定词居于第二谓语之前，同时，疑问语助词（QP）“乎”、“邪”、“哉”在谓语后重复出现。句型〈3
〉加上了一个更明晰的语素“抑”， 从而使选择意味更加突出。有关这些句型的例子，我们在1—21中已作
了列举。
官话和台湾话中反映出来的这些古汉语句型的演变，有必要进行周密研究。首先
，这些语料表明，句型
〈1 〉中较早的句末否定词“否”，因“未”和“无”的使用而推后出现，而且它们在古汉语中一直得到使
用，并在大部分古代作品中大量出现。这可以看作是“相竞性变化”（compegting changes ）的一个例子。
这些特殊的“相竞性成分”（competing elements）稍后中和为“无”，直到官话早期才在语音上转化为“
么”和“吗”，并延用至今。然而在台湾话中，句型〈1 〉里的“未”、“无”不仅存在而且能独立使用。
但正如我们在T(,1)到M(,9)中看到的那样，台湾话中“未”的使用更受限制，而且在大多数语境中能被台湾
话的“无”和“否”替代。由于台湾话里“未”在如下的句子中的使用受到更严格的限制；比如，吃未了，
吃无了，*吃未，*吃无，所以，台湾话里句末的否定词可能最终会被“无”和“否”中和。
在古汉语中，另一组“相竞性成分”（competing elements）是句型中的疑问语助词“乎”、“邪”、
“哉”。尽管在上古汉语的少数例子中能看到“乎”，但这样的疑问语助词在疑问句中是很少见的。疑问语
助词“邪”、 “哉”等出现得较晚， 而且在先秦时期（classicperiod）他们大都是作为“乎”的对立
物存在着。尽管各种疑问语助词出现的语境不同，但从大部分作品来看，“乎”出现的频率占优势。在官话
中，这些古汉语的疑问语助词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诸如“吗”、“呢”这样的疑问语助词，可是台湾话
至今仍没有诸如“吗”“呢”这样的疑问语助词，而是依靠句末否定词“无”、“未”、“否”、“ｍóｕ
＠①”来表疑问。
句型〈3〉在台湾话中也是一个常见的结构，它和句型〈2〉的主要区别是句中有一个明显表选择的语素
“抑”（或）。T(,1)到M(,9)说明台湾话的正反问句大部分和“抑”的使用有关，然而，官话却倾向于避免
使用“抑”或“还”，而且把句型〈2〉进一步压缩为M(,⑵2)：V＋NEG＋V（现在可能是副词或助动词的V除
外）。
台湾话和官话中带否定词疑问句的不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官话已不再使用句型〈1〉（它带有相
竞性选择的否定词）， 因为这一句型中的否定词在官话中已中和为“吗”，换句话说，官话已把〈1 〉V＋N
EG变更为M（1）VP＋QP（吗、呢）。与此相似，它也把句型〈2 〉变为M〈2〉（如上所示）。在句型〈1〉中
， 官话采用了古汉语的肯定谓语和否定谓语，并把他们压缩为一个句子，正象把古汉语句型〈2 〉中的两个
独立的问句压缩成M〈2〉中的一个句子一样。
6.方言比较与“普遍”句法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那样，台湾话在词汇中和与句法压缩上都未达到官话那种程度。台湾话保留着古汉语
句型〈1〉VP＋NEG，其简单正反问句的句末仍使用“无”、“否”、“ｍóｕ＠①”。这些否定词仍可被视
为“相竞性变化”，而且“否”在出现频率上占优势。从保持肯定部分与否定部分句法上的独立以及持续使
用“抑”来看，台湾话许多疑问句的正反性或相对性是十分明显的。
显而易见，台湾话和官话在诸如正反问句这样的句法结构上的基本差异，使我们对主要汉语方言的“普
遍”句法的假设持怀疑态度。通过对古汉语、台湾语、官话进行历时和共时比较，我们发现官话与其远亲古
汉语的差距显得更大了，而且在不同结构的差异方面，“普遍”句法这一概念无法调和官话和台湾话的主要
分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台湾话和官话在正反疑问句及其他语言现象上有很大不同，这主要是因为台
湾话和古汉语之间有较近的亲合关系，且没有发展到官话那样的程度。
观察语料及其他语言事实可发现：官话的否定词要少得多，而且在形成问句（尤其是正反问句）和用否
《官话和台湾话问句否定词的比较研究(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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