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与未来展望
语失误现象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Garnham的著述虽不像Fromkin和Cutler那样丰富，但他提出的“现代语音格律理论”(1988)为统一语言学理论和心理语言学理论在关键问题上保持的一致性却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更值得提及的是，Garrett对在言语失误4个方面有规律的特征的归纳不但为其后的言语失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途径。在言语失误的研究领域，另外三两个值得提及的人是Lashley、Levelt和Maclay，因为他们分别在“语言行为与大脑构造”、“言语失误的监察与自我更正”和“言语支吾和口吃现象”等的研究方面都有其各自的独到见解。特别是Maclay有关“首字母对调”(spoonerism)的研究和发现，为后来的言语失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当然，Levelt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在言语失误的自动更正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他在“言语计划”和“言语信息生成”的阶段划分方面也作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究，其成果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颗不小的璀璨明珠。
在“语言计划”和“语言产生的模型”的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仍是Levelt(1989)、Fromkin(1971,1973)、Garrett(1975)以及Dell(1985,1986,1988)和McCkellandd & Elman(1986)等人。首先，在语言计划的研究方面，Levelt可算得上是“一代大师”。他在“意念的信息转换”、“信息向言语计划的转化”、“言语计划的执行”和“言语行为的自我监察和更正”的研究方面成绩显著。Levelt将交际中讲话人的意图作为执行语言计划的开始，因此他认为，一个人要想实施言语行为并达到预定的目标状态，他就必须首先对意图进行编码。这就涉及到“思想信息向言语计划的转化”或“言语计划的制订”过程了。言语计划的制订包括“宏计划的制订”和“微计划的制订”。宏计划的制订包括“计划的出发点和依据”、“语篇计划的制订”和“宏计划的信息资源控制”。在这方面，尽管Beattie(1980)提出了“信息传达周期与连贯语段的关系”并强调讲话人的言语行为呈新的信息传达目标→新的信息加工周期→新的连贯语段的模式，但Levelt则认为，如果一个说话人的注意力在宏计划和微计划之间波动，这些波动只有在宏计划起作用时才会导致轮换。在言语计划的执行的研究方面，“言语的肌动控制研究”和“自我监察”是讨论言语产生的两个重要的环节。首先，言语的肌动控制主要是指语言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发音控制。发音包括词语音素的重读或弱读，还包括升调和降调。此外，语速也是言语肌动控制的研究对象。在言语计划执行过程中，自我监察是一种心理行为。讲话的人在进行语言交流时时常按照语言和社会标准对自己的言语进行监控。Levelt(1983)将这种行为称为“自我纠正”(seif-repair)。“自我监察”或“自我纠正”包括3个内容：一是发现言语失误；二是自行打断话题；三是插入新的语言内容。对此，Levelt(1983)将描述具体颜色的语言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证实了“自我监察”过程中的发现错误→中断话题→纠正话语的“自我纠正”模式的必然性。在“言语产生模型”的研究方面，Fromkin(1971,1993)提出了“话语生成器模型”，从而把言语产生分为6个阶段。尽管Garrett(1975)对Fromkin的“模型”多次作了补充，但Fromkin的“模型”已经成为言语产生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概念化”的突破。然而，就在Fromkin(1971)提出其“话语生成器模型”之后的不久，Dell(1985,1986,1988)、MacLay(1982,1987)和Stemberger(1985)等人提出了与“轨迹模型”相一致的“并行模型”。从而使言语产生模型的研究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串行模型派和并行模型派。
3.有关语言习得的研究及研究成果
“语言习得”是一个老的话题。在这方面，Fodor(1975)、Piaget(1926)、Whorf(1956)、Halliday(1977)、Brown(1958)、Chomsky(
近30年来，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语言习得”理论的心理语言学家和学者。他们包括：Barrett(1995)、E.Bates(1976,1979,1995)、J.B.Cleason(1989)、R.N.Bernstein(1986,1987,1988,1993,1995)、L.Bloom(1970,1973,1991)、P.Bloom(1990,1993,1994)和B.MacWhinney(1978,1985,1991)等人。在他们当中，Barrett曾在1963年发表文章，专门论述儿童早期词汇的发展过程。然而，Bates(1976,1979,1985,1995)则从语用知识的获得、儿童认知与交际、儿童语言发展的认知假设、个体区别与语言发展等角度探讨儿童语言习得的规律。Cleason(1998)在其《心理语言学》（第二版）一书中则从发展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探索了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和儿童言语感知的发展过程。R.N.Bernstein是心理语言学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领域著述颇丰的人。仅在1984～1995的11年间，他就发表了6篇专门讨论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学术论文。除上述外，L.Bloom(1970)、P.Bloom(1990a,1990b,1993,1994a,1994b)分别从“语法与语义的连接”、“儿童的无主语语句”、“语言发展的语法连续性”等方面阐述了影响和决定儿童语言习得的主要因素。P.Bloom是研究儿童晚期词汇发展的专家。他不但在语言对比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而且在儿童语言句法特征的研究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1990年发表的题为“儿童语言中的句法区别”一文中提出“句法与语义映射”理论，为以后心理语言学在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研究方面提供了更进一步的参考。
六、心理语言学发展前景展望
纵观目前美、德、俄、中等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尽管德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学者（如Johannes Engelkamp）、前苏联的Vygotsky和Leontiev、我国的桂诗春等人均从各自母语（德语、俄语、汉语）的角度探讨了心理语言学中相关的问题。但是，目前的研究大都仍是基于美国心理语言学家以英语为研究客体所做的工作，而超出美国心理语言学研究框架的研究尚不很明显。特别是在“心智本质”和“语言理解”关系的深层研究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首先，以“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学习者语言行为的差异为例。英美人在单词和语句的理解方面，其信息加工和语言理解的过程和方式与其他国家学习英语的人的理解过程就存在明显的差异。仅以对The American Dream这一名词词组的理解为例。英美人听到这个词组时脑海中出现的“概念连接”或“意念联想”与中国学习英语的人的脑海中所出现的“连接”或“联想”就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如果有人说“这是因文化差异而致”的话，那么“文化”又是怎样影响人的语言理解呢？我们再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所关心的“词素换位”或“词语换位”的现象为例。在英美人的言语中，他们有把car park说成par kark的，但中国人就很难犯这样的“错误”。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要解释这些现象，心理语言学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语言感知、语言产生、语言理解均同语言习得紧密相关。我们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母语同是英语，然而，澳大利亚人讲的"I come today"常被美国人听成"I &nbs 《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与未来展望(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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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计划”和“语言产生的模型”的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仍是Levelt(1989)、Fromkin(1971,1973)、Garrett(1975)以及Dell(1985,1986,1988)和McCkellandd & Elman(1986)等人。首先，在语言计划的研究方面，Levelt可算得上是“一代大师”。他在“意念的信息转换”、“信息向言语计划的转化”、“言语计划的执行”和“言语行为的自我监察和更正”的研究方面成绩显著。Levelt将交际中讲话人的意图作为执行语言计划的开始，因此他认为，一个人要想实施言语行为并达到预定的目标状态，他就必须首先对意图进行编码。这就涉及到“思想信息向言语计划的转化”或“言语计划的制订”过程了。言语计划的制订包括“宏计划的制订”和“微计划的制订”。宏计划的制订包括“计划的出发点和依据”、“语篇计划的制订”和“宏计划的信息资源控制”。在这方面，尽管Beattie(1980)提出了“信息传达周期与连贯语段的关系”并强调讲话人的言语行为呈新的信息传达目标→新的信息加工周期→新的连贯语段的模式，但Levelt则认为，如果一个说话人的注意力在宏计划和微计划之间波动，这些波动只有在宏计划起作用时才会导致轮换。在言语计划的执行的研究方面，“言语的肌动控制研究”和“自我监察”是讨论言语产生的两个重要的环节。首先，言语的肌动控制主要是指语言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发音控制。发音包括词语音素的重读或弱读，还包括升调和降调。此外，语速也是言语肌动控制的研究对象。在言语计划执行过程中，自我监察是一种心理行为。讲话的人在进行语言交流时时常按照语言和社会标准对自己的言语进行监控。Levelt(1983)将这种行为称为“自我纠正”(seif-repair)。“自我监察”或“自我纠正”包括3个内容：一是发现言语失误；二是自行打断话题；三是插入新的语言内容。对此，Levelt(1983)将描述具体颜色的语言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证实了“自我监察”过程中的发现错误→中断话题→纠正话语的“自我纠正”模式的必然性。在“言语产生模型”的研究方面，Fromkin(1971,1993)提出了“话语生成器模型”，从而把言语产生分为6个阶段。尽管Garrett(1975)对Fromkin的“模型”多次作了补充，但Fromkin的“模型”已经成为言语产生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概念化”的突破。然而，就在Fromkin(1971)提出其“话语生成器模型”之后的不久，Dell(1985,1986,1988)、MacLay(1982,1987)和Stemberger(1985)等人提出了与“轨迹模型”相一致的“并行模型”。从而使言语产生模型的研究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串行模型派和并行模型派。
3.有关语言习得的研究及研究成果
“语言习得”是一个老的话题。在这方面，Fodor(1975)、Piaget(1926)、Whorf(1956)、Halliday(1977)、Brown(1958)、Chomsky(
1968)、Lenneberg(1967)、Skinner(1957,1969)和Brunner(1966)都是来自心理学和语言学并共同从事“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一代大师。直至今日，心理语言学在“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面仍时常提及上述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所作过的研究，特别是Skinner的“刺激—反射”或“可操作性条件反射”的行为主义理论和Piaget的“认知主义”理论，在当今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中仍占有一席重要领地。
近30年来，出现了一大批研究“语言习得”理论的心理语言学家和学者。他们包括：Barrett(1995)、E.Bates(1976,1979,1995)、J.B.Cleason(1989)、R.N.Bernstein(1986,1987,1988,1993,1995)、L.Bloom(1970,1973,1991)、P.Bloom(1990,1993,1994)和B.MacWhinney(1978,1985,1991)等人。在他们当中，Barrett曾在1963年发表文章，专门论述儿童早期词汇的发展过程。然而，Bates(1976,1979,1985,1995)则从语用知识的获得、儿童认知与交际、儿童语言发展的认知假设、个体区别与语言发展等角度探讨儿童语言习得的规律。Cleason(1998)在其《心理语言学》（第二版）一书中则从发展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探索了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方法和儿童言语感知的发展过程。R.N.Bernstein是心理语言学在儿童语言习得研究领域著述颇丰的人。仅在1984～1995的11年间，他就发表了6篇专门讨论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学术论文。除上述外，L.Bloom(1970)、P.Bloom(1990a,1990b,1993,1994a,1994b)分别从“语法与语义的连接”、“儿童的无主语语句”、“语言发展的语法连续性”等方面阐述了影响和决定儿童语言习得的主要因素。P.Bloom是研究儿童晚期词汇发展的专家。他不但在语言对比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而且在儿童语言句法特征的研究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在1990年发表的题为“儿童语言中的句法区别”一文中提出“句法与语义映射”理论，为以后心理语言学在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研究方面提供了更进一步的参考。
六、心理语言学发展前景展望
纵观目前美、德、俄、中等国心理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尽管德国的心理语言学研究学者（如Johannes Engelkamp）、前苏联的Vygotsky和Leontiev、我国的桂诗春等人均从各自母语（德语、俄语、汉语）的角度探讨了心理语言学中相关的问题。但是，目前的研究大都仍是基于美国心理语言学家以英语为研究客体所做的工作，而超出美国心理语言学研究框架的研究尚不很明显。特别是在“心智本质”和“语言理解”关系的深层研究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首先，以“第二语言”和“第一语言”学习者语言行为的差异为例。英美人在单词和语句的理解方面，其信息加工和语言理解的过程和方式与其他国家学习英语的人的理解过程就存在明显的差异。仅以对The American Dream这一名词词组的理解为例。英美人听到这个词组时脑海中出现的“概念连接”或“意念联想”与中国学习英语的人的脑海中所出现的“连接”或“联想”就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如果有人说“这是因文化差异而致”的话，那么“文化”又是怎样影响人的语言理解呢？我们再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所关心的“词素换位”或“词语换位”的现象为例。在英美人的言语中，他们有把car park说成par kark的，但中国人就很难犯这样的“错误”。这又是为什么呢？看来，要解释这些现象，心理语言学家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二，语言感知、语言产生、语言理解均同语言习得紧密相关。我们知道，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母语同是英语，然而，澳大利亚人讲的"I come today"常被美国人听成"I &nbs 《心理语言学的发展与未来展望(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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