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
记载看，公元285年，日本的应神天皇时期百济送给日本《论语》和《千字文》，《古事记》较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段历史过程：
此之御世，定赐海部·山部·山守部·伊势部也赤作剑池，亦新罗人参渡来。是以建内宿祢命引率为役之堤池而，作百济池。亦百济国主照古王，以牡马壹匹，付阿知吉师贡上。（此阿知吉师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贡上横刀及大镜，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又贡上手人韩锻，名卓素，亦吴服西素二人也。又秦造之祖，汉直之祖，及知酿酒人，名仁番，亦名须须许理等，也参渡来也。
这段记录证明，应神天皇执政时期已有汉籍开始传人日本。③文中的“剑池”，就是现在的奈良县橿原市石川町，百济池在奈良县北葛城郡。
《日本书纪》中，也有类似的记录：
十五年秋八月壬戍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两匹。即养于轻阪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饲。故号其养马之处，日厩阪也。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日，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日，有王仁者，是秀也。时谴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
这则记录与《古事记》略有差异，如《古事记》中的阿知吉师成了王仁，可是无论是《古事记》还是《日本书纪》，都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几乎相同的记录。由此可以断定，王仁在韩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日本的文化启蒙运动中他所起到的作用是无人能够比拟的，所以日本决心要世代传颂和纪念王仁。《怀风藻》的“序”写道：“王仁始导，蒙于轻岛”，文章博士橘直干也指出：“五彝教化将开，博士远自海来，永言于难波海，日域文化之魁”。日本儒学大家狄生徂徕则主张王仁和吉备真备、菅原道真、藤原惺窝一道应世代受祭于日本学校。可见，王仁在日本启蒙史上居有重要地位。
<释日本纪》里还有应神天皇派使臣去新罗学习韩国文字的记载。这说明日本起初的汉字是通过朝鲜半岛传人的。但是应该看到，这时韩国的汉字已经跟汉语有所不同，开始具有韩国化的趋势。换言之，这时的汉文、汉字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但是韩国人在使用它时，却发生了部分变异。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再举一段韩国古代学习《论语》的例子。
學而時習之面，不亦樂乎阿，有朋是自遠方米面，不亦粢乎阿。
人不知而不愠是面，不亦君子乎阿?（論語學而）
在这里，画横线的汉字是韩国语的词尾，无意，只有音，是为了更好地阅读文章而加进去的。这种方式后来也有变化，因为“面”、“阿”等字由于笔划多写起来麻烦，于是他们造出了只用其字的一个简单的笔划或部首来代替其字的方法，比如“面”字，不写全部，只取“面”字的上半部“T”来代替“面”字，读作韩国语的“*(mean)”，“阿”只取前半部“*”，读作“* (a)”，“是”字只取最后一笔“、”，读作“*(ha)”等等。其结果是，上述的句子就成为了“学而时习之T，不亦乐乎*……”，这在韩国语里叫“口诀式咏读法”。现在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不能完全肯定日本的汉字是王仁传去的。不过应神天皇派人到韩国学习汉字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三、韩国的“吏读文’’几经变化，但“万叶假名”却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汉语和韩国语、日本语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的语顺，汉语是主谓宾结构，韩国语、日本语则是主宾谓结构。然而，初期的“吏读文”是汉文式的，包括语法。但后来出现了按韩国语的语顺书写的汉字方式，这种方式叫“书记体”。试举566年的一段“书记体”文章如下：
丙戍二月中，漠城下後部小兄文逹莭，自此西北性涉之。（大意是：丙戍年二月，汉城下后部的叫小兄文达者，负责修建了自此到西北的地方。）
从这段文字的内容看，这是一位古代的建设者留在石头上的一句话，表示自己负责修了某一段。这类似于一些低级的旅游者所涂写的“某年某月某日××到此一游”的文字。但是，这个石头出土后，价值倍增，因为这是研究韩国语书写方式演变过程不可多得的资料。在使用汉字记录韩国语方面，韩国长时间以来使用的是“倒装法”。所谓“倒装法”，就是用汉文的倒装句，使用这种倒装句的目的是使用汉字写成的文章符合韩国语的句式、语序、语法结构或者习惯用法，试举例如下：
汉语 书记体
自今三年以後 今自三年以後
孰持忠道 忠道执持
誓無遏失 过失无誓
若失此事 若此事失
誓得天大罪 天大罪得誓
显然，汉字、汉文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书写韩国语创造了不少有利条件。换言之，这里的汉字根据韩国语的语序进行了重新组合。
综观汉字、汉文传播到韩国的过程，可以说是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或称几种方式。第一，用汉字的音记录韩国语的方式，如把韩国语的“*”记录为“弗矩内”，“*”记录为“徐罗伐”等等就属于这一类；第二，前文咏读《论语》时所用的汉字里加上韩国语词尾的“口诀式咏读法”；第三，上述的书记体；第四，“吏读文”。
日本的上古歌谣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综观日本古代使用汉字和汉文的方式，大体上有三种。一是用汉字的音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方式。这种方式常常使用于“记纪歌谣”中。所谓的“记纪歌谣”就是如前所述，记录一些收录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以及收录于《琴歌谱》和各种<风土记》中的一些诗歌，其中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为主。据日本学界的统计，收录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古代歌谣共计191首，而这些歌谣几乎全都采用这种借音法。二是上述的柿本人麻吕的诗歌《依罗娘子与人麻吕相别时歌》，部分借汉字的意，外加日本语词尾。三是日本学界所说的所谓的“返字”或“倒转法”。所谓的“倒转法”就是类似于韩国的“书记体”，是把汉文中的宾语和谓语位置倒置过来使用的书写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符合日本语的语序和语法结构，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中的“感时”变为“时感”、“溅泪”变成“泪溅”、“恨别”变为“别恨”、“惊心”变为“心惊”。而这种简单的“倒转法”，为后面用汉字和汉文记录日本语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使许多日本古典文献流传了下来。由此可见，无论是日本的“记纪歌谣”还是“万叶诗歌”，其记述方法和标记方法都很有可能是以韩国的“吏读”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的。但无论是韩国的“吏读”还是日本的“万叶假名”，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这一巨大的文化大环境和强大的辐射力是难以想象的。 《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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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御世，定赐海部·山部·山守部·伊势部也赤作剑池，亦新罗人参渡来。是以建内宿祢命引率为役之堤池而，作百济池。亦百济国主照古王，以牡马壹匹，付阿知吉师贡上。（此阿知吉师者，阿直史等之祖）亦贡上横刀及大镜，又科赐百济国，若有贤人者贡上。故，受命贡上人，名和迩吉师，即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付是人即贡进。又贡上手人韩锻，名卓素，亦吴服西素二人也。又秦造之祖，汉直之祖，及知酿酒人，名仁番，亦名须须许理等，也参渡来也。
这段记录证明，应神天皇执政时期已有汉籍开始传人日本。③文中的“剑池”，就是现在的奈良县橿原市石川町，百济池在奈良县北葛城郡。
《日本书纪》中，也有类似的记录：
十五年秋八月壬戍朔丁卯，百济王遣阿直岐，贡良马两匹。即养于轻阪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饲。故号其养马之处，日厩阪也。阿直岐亦能读经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师焉。于是，天皇问阿直岐日，如胜汝博士亦有耶，对日，有王仁者，是秀也。时谴上毛野君祖，荒田别·巫别于百济，仍征王仁也。其阿直岐者，阿直岐史之始祖也。
十六年春二月，王仁来之。则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之，习诸典籍于王仁。莫不通达。
这则记录与《古事记》略有差异，如《古事记》中的阿知吉师成了王仁，可是无论是《古事记》还是《日本书纪》，都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几乎相同的记录。由此可以断定，王仁在韩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日本的文化启蒙运动中他所起到的作用是无人能够比拟的，所以日本决心要世代传颂和纪念王仁。《怀风藻》的“序”写道：“王仁始导，蒙于轻岛”，文章博士橘直干也指出：“五彝教化将开，博士远自海来，永言于难波海，日域文化之魁”。日本儒学大家狄生徂徕则主张王仁和吉备真备、菅原道真、藤原惺窝一道应世代受祭于日本学校。可见，王仁在日本启蒙史上居有重要地位。
<释日本纪》里还有应神天皇派使臣去新罗学习韩国文字的记载。这说明日本起初的汉字是通过朝鲜半岛传人的。但是应该看到，这时韩国的汉字已经跟汉语有所不同，开始具有韩国化的趋势。换言之，这时的汉文、汉字毫无疑问是中国的，但是韩国人在使用它时，却发生了部分变异。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在这里再举一段韩国古代学习《论语》的例子。
學而時習之面，不亦樂乎阿，有朋是自遠方米面，不亦粢乎阿。
人不知而不愠是面，不亦君子乎阿?（論語學而）
在这里，画横线的汉字是韩国语的词尾，无意，只有音，是为了更好地阅读文章而加进去的。这种方式后来也有变化，因为“面”、“阿”等字由于笔划多写起来麻烦，于是他们造出了只用其字的一个简单的笔划或部首来代替其字的方法，比如“面”字，不写全部，只取“面”字的上半部“T”来代替“面”字，读作韩国语的“*(mean)”，“阿”只取前半部“*”，读作“* (a)”，“是”字只取最后一笔“、”，读作“*(ha)”等等。其结果是，上述的句子就成为了“学而时习之T，不亦乐乎*……”，这在韩国语里叫“口诀式咏读法”。现在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不能完全肯定日本的汉字是王仁传去的。不过应神天皇派人到韩国学习汉字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三、韩国的“吏读文’’几经变化，但“万叶假名”却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汉语和韩国语、日本语最明显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们的语顺，汉语是主谓宾结构，韩国语、日本语则是主宾谓结构。然而，初期的“吏读文”是汉文式的，包括语法。但后来出现了按韩国语的语顺书写的汉字方式，这种方式叫“书记体”。试举566年的一段“书记体”文章如下：
丙戍二月中，漠城下後部小兄文逹莭，自此西北性涉之。（大意是：丙戍年二月，汉城下后部的叫小兄文达者，负责修建了自此到西北的地方。）
从这段文字的内容看，这是一位古代的建设者留在石头上的一句话，表示自己负责修了某一段。这类似于一些低级的旅游者所涂写的“某年某月某日××到此一游”的文字。但是，这个石头出土后，价值倍增，因为这是研究韩国语书写方式演变过程不可多得的资料。在使用汉字记录韩国语方面，韩国长时间以来使用的是“倒装法”。所谓“倒装法”，就是用汉文的倒装句，使用这种倒装句的目的是使用汉字写成的文章符合韩国语的句式、语序、语法结构或者习惯用法，试举例如下：
汉语 书记体
自今三年以後 今自三年以後
孰持忠道 忠道执持
誓無遏失 过失无誓
若失此事 若此事失
誓得天大罪 天大罪得誓
显然，汉字、汉文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为书写韩国语创造了不少有利条件。换言之，这里的汉字根据韩国语的语序进行了重新组合。
综观汉字、汉文传播到韩国的过程，可以说是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或称几种方式。第一，用汉字的音记录韩国语的方式，如把韩国语的“*”记录为“弗矩内”，“*”记录为“徐罗伐”等等就属于这一类；第二，前文咏读《论语》时所用的汉字里加上韩国语词尾的“口诀式咏读法”；第三，上述的书记体；第四，“吏读文”。
日本的上古歌谣也采用了类似的方式。综观日本古代使用汉字和汉文的方式，大体上有三种。一是用汉字的音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方式。这种方式常常使用于“记纪歌谣”中。所谓的“记纪歌谣”就是如前所述，记录一些收录于《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以及收录于《琴歌谱》和各种<风土记》中的一些诗歌，其中以《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歌谣为主。据日本学界的统计，收录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古代歌谣共计191首，而这些歌谣几乎全都采用这种借音法。二是上述的柿本人麻吕的诗歌《依罗娘子与人麻吕相别时歌》，部分借汉字的意，外加日本语词尾。三是日本学界所说的所谓的“返字”或“倒转法”。所谓的“倒转法”就是类似于韩国的“书记体”，是把汉文中的宾语和谓语位置倒置过来使用的书写方式，其目的就是为了符合日本语的语序和语法结构，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中的“感时”变为“时感”、“溅泪”变成“泪溅”、“恨别”变为“别恨”、“惊心”变为“心惊”。而这种简单的“倒转法”，为后面用汉字和汉文记录日本语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使许多日本古典文献流传了下来。由此可见，无论是日本的“记纪歌谣”还是“万叶诗歌”，其记述方法和标记方法都很有可能是以韩国的“吏读”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的。但无论是韩国的“吏读”还是日本的“万叶假名”，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这一巨大的文化大环境和强大的辐射力是难以想象的。 《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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