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
总之，日本的上古文字和书写方式受到了韩国的影响，而韩国的“吏读”及其书写方式也是以中国文字和文化为背景的。
说到中韩日古代文字关系，还应提到佛教。佛教的渊源是印度，但它是通过中国再传到韩国和日本的。韩国接受佛教是在公元372年。这一年，中国前秦的国王符坚派使臣和僧人到朝鲜传输佛像和佛经，此后朝鲜大兴佛教。384年佛教传到了百济，527年又传人了新罗，然后再经百济传到了日本。《日本书纪》中的552年“钦明天皇条”里详细记载了佛教从百济传人日本的过程。但有趣的是，韩国的“吏读”使用的汉字和日本的“万叶假名”所使用的汉字均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据吕元明先生的考察，日本《古事记》中的许多假借汉字与佛经有关。他说：“《古事记》许多假借汉字的字音，很多是源自汉译佛经。如婆、阿、波、陀、毗、菩、摩、牟、那等，都是在汉译佛经中看到的。在日本元兴寺的《露磐铭》、《丈六光背铭》，观心寺的《阿弥陀佛光背铭》、《天寿国曼荼罗潇帐铭》中出现的伊、沙、弥、迦、吉、斯、多、尔、尼、由、久、比、罗、刹等字，也都常见于佛教行文。上述一些文字，少见于《毛诗》、《尚书》、《论语》等，倒是经常为佛经使用。”而吕元明先生列出的有些字常见于韩国的佛经中，如“迦”、“弥”、“婆”，“罗”、“陀”等；有的字是新罗王名上常见的，如“婆”、“弥”、“尼”等；还有些字常见于“吏读”中，如：
阿一一阿莫（妈妈）
阿旦（儿子） 阿惨（早晨）
波一一波旦（大海）
波兮（岩石）
伊一一伊（嘴）
伊伐支（邻居）、（鸟伊麻）
那一一那（溪水）
那（白天） 那莫（树）
沙一一沙伏（凌晨）
沙尸（鸟） 沙会（丈夫）
斯一一古斯（玉）
鸟斯（猪） 夫斯（松树）
吉一一吉（长）
姑吉（肉） 吉林（油）
菩萨一一汉菩萨（白米）
田菩萨（粟） 菩萨（米）
（括号里边的是前边汉字所表示出的意思）
另外，“斯”、“那”、“尼”是韩国语的固有名词；“沙”、“吉”、“阿”、“波”、“斯”、“弥”、“牟”等字也是韩国语的固有名词。日本学者木下礼仁的研究结果也大体与之相仿。他在《<日本书纪>与古代朝鲜》一书中、引用了“百济人名表记体系表”，其中举了在百济人名中常见的40个汉字，其中有十个字，即“阿”、“多”、“罗”、“摩”、“沙”、“牟”、“弥”、“比”、“毗”、“斯”是吕元明先生所列举的字，占四分之一。在这本书里，木下还对“稻荷山铁剑铭文”和韩国的金石文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日本的铭文受到了韩国金石文的影响，并列举了韩国金石字音假名用例表，其结果也大体与之相仿。但所有这些，都和上面所说的“吏读”一样离不开汉字，也离不开中国文化。所以，结论也是非常明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记纪歌谣”如果离开中国文化也很难流传到现代。
到了“万叶时代”，日本的假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日本开始使用“训假名”。而这个“训假名”与前一时期的“记纪假名”有所不同。有些学者对“训假名”和“记纪假名”进行比较后指出，“训假名”开始舍弃“记纪歌谣”中常用的汉字，使用一些新的汉字，而这些新汉字成了日后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基础。北原美纱子说：“对《万叶集》的假名和《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假名进行比较的话，一般来说，由于《万叶集》晚于‘记纪，，更接近于片假名和平假名时代，所以所使用的汉字比起‘记纪’更接近于平安时期的假名。比如‘记纪，中常用的汉字有阿(*)、意(*)、淤（才）、斯（*）、那（*）、弊（*）、罹（*）等等，可是到了《万叶集》，常用安(*)、於（才）、之（*）、奈（*）、敝（*）、良（*）等等。而这些在<万叶集》中使用的汉字成了平安朝时代造出的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字源。”这就是说，“训假名”作为古代日本语重大转折时期的文字，表现出了“万叶假名”的一种重大变化。
四、“万叶假名”与韩国“百济史料”、金石文之间的关系。
在谈论古代韩日关系时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文献，那就是《日本书纪>中常常提到的《百济史料》。《百济史料》包括《百济记》、《百济新撰>和《百济本纪》这三部“遗史书”。据有些学者的考证，《百济记》是用一般的叙述体记载的，它记录了百济第十三代王近肖古王到二十一代王盖卤王共九代130年的历史（公元346年-475年）。《百济新撰》以纪年体的形式记录了百济第二十一代王盖卤王到二十六代王武宁王共五代70多年的历史（公元455年-523年）。《百济本纪》则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百济第二十六代王武宁王到二十八代王威德王初年共三代50多年的历史（公元501年-557年）。可见，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百济断代史。难怪这些《百济史料》不仅被《日本书纪》的编撰者所经常引用，而且还成为他们编撰史书的重要范本，在《日本书纪》的编撰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说到《百济史料》，就有必要谈谈《百济史料》与日本上代金石文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上代金石文与百济、新罗金石文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关系到日本最初的汉字和后来的“万叶假名”。
据日本学术界统计，在日本流传到现在的上代金石文并不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稻荷山铁剑铭》、《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和《隅田八幡镜铭》。据日本学者木下礼仁的考证，这些金石文中使用的汉字和百济、新罗乃至整个朝鲜半岛出土的金石文中所使用的汉字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有关人名、国名、都名、城名等固有名词基本上沿用了百济、新罗金石文中使用的汉字。就拿《稻荷山铁剑铭》来说，所举的24例汉字中，有9例是韩国金石文中经常使用的，而且使用频率也非常高。不仅如此，木下礼仁认为，《百济史料》和日本的《推古期遗文》在字音假名的标记法和标记体系上非常相似，他指出：“《百济史料》是属于推古期文化类型的历史产物，是写《推古期遗文》的文化担当者们完成的”。他进而对《百济史料》中的汉字和日本金石文中的汉字、标记法等进行了逐一的、详细的比较。他的研究结果是：日本金石文中常见的是“…XX月中”式的标记法，他还列举出几代人的叙述方法，认为完全和朝鲜半岛出土的金石文中使用的标记法相同。还有《稻荷山铁剑铭>上标记的人名、地名、城名、官名的方法也和韩国的标记法完全吻合，而《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的书写者张安就是从中朝鲜半岛“渡来”的人。由此，他又得出结论说：“当考虑到《上代三金石文字音假名字》的时候，几乎不能否定那里有过渡来人的文化活动。”如果木下礼仁的结论正确，那就说明，即便日本的古代汉字不是通过朝 《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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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韩日古代文字关系，还应提到佛教。佛教的渊源是印度，但它是通过中国再传到韩国和日本的。韩国接受佛教是在公元372年。这一年，中国前秦的国王符坚派使臣和僧人到朝鲜传输佛像和佛经，此后朝鲜大兴佛教。384年佛教传到了百济，527年又传人了新罗，然后再经百济传到了日本。《日本书纪》中的552年“钦明天皇条”里详细记载了佛教从百济传人日本的过程。但有趣的是，韩国的“吏读”使用的汉字和日本的“万叶假名”所使用的汉字均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据吕元明先生的考察，日本《古事记》中的许多假借汉字与佛经有关。他说：“《古事记》许多假借汉字的字音，很多是源自汉译佛经。如婆、阿、波、陀、毗、菩、摩、牟、那等，都是在汉译佛经中看到的。在日本元兴寺的《露磐铭》、《丈六光背铭》，观心寺的《阿弥陀佛光背铭》、《天寿国曼荼罗潇帐铭》中出现的伊、沙、弥、迦、吉、斯、多、尔、尼、由、久、比、罗、刹等字，也都常见于佛教行文。上述一些文字，少见于《毛诗》、《尚书》、《论语》等，倒是经常为佛经使用。”而吕元明先生列出的有些字常见于韩国的佛经中，如“迦”、“弥”、“婆”，“罗”、“陀”等；有的字是新罗王名上常见的，如“婆”、“弥”、“尼”等；还有些字常见于“吏读”中，如：
阿一一阿莫（妈妈）
阿旦（儿子） 阿惨（早晨）
波一一波旦（大海）
波兮（岩石）
伊一一伊（嘴）
伊伐支（邻居）、（鸟伊麻）
那一一那（溪水）
那（白天） 那莫（树）
沙一一沙伏（凌晨）
沙尸（鸟） 沙会（丈夫）
斯一一古斯（玉）
鸟斯（猪） 夫斯（松树）
吉一一吉（长）
姑吉（肉） 吉林（油）
菩萨一一汉菩萨（白米）
田菩萨（粟） 菩萨（米）
（括号里边的是前边汉字所表示出的意思）
另外，“斯”、“那”、“尼”是韩国语的固有名词；“沙”、“吉”、“阿”、“波”、“斯”、“弥”、“牟”等字也是韩国语的固有名词。日本学者木下礼仁的研究结果也大体与之相仿。他在《<日本书纪>与古代朝鲜》一书中、引用了“百济人名表记体系表”，其中举了在百济人名中常见的40个汉字，其中有十个字，即“阿”、“多”、“罗”、“摩”、“沙”、“牟”、“弥”、“比”、“毗”、“斯”是吕元明先生所列举的字，占四分之一。在这本书里，木下还对“稻荷山铁剑铭文”和韩国的金石文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日本的铭文受到了韩国金石文的影响，并列举了韩国金石字音假名用例表，其结果也大体与之相仿。但所有这些，都和上面所说的“吏读”一样离不开汉字，也离不开中国文化。所以，结论也是非常明显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记纪歌谣”如果离开中国文化也很难流传到现代。
到了“万叶时代”，日本的假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日本开始使用“训假名”。而这个“训假名”与前一时期的“记纪假名”有所不同。有些学者对“训假名”和“记纪假名”进行比较后指出，“训假名”开始舍弃“记纪歌谣”中常用的汉字，使用一些新的汉字，而这些新汉字成了日后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基础。北原美纱子说：“对《万叶集》的假名和《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假名进行比较的话，一般来说，由于《万叶集》晚于‘记纪，，更接近于片假名和平假名时代，所以所使用的汉字比起‘记纪’更接近于平安时期的假名。比如‘记纪，中常用的汉字有阿(*)、意(*)、淤（才）、斯（*）、那（*）、弊（*）、罹（*）等等，可是到了《万叶集》，常用安(*)、於（才）、之（*）、奈（*）、敝（*）、良（*）等等。而这些在<万叶集》中使用的汉字成了平安朝时代造出的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字源。”这就是说，“训假名”作为古代日本语重大转折时期的文字，表现出了“万叶假名”的一种重大变化。
四、“万叶假名”与韩国“百济史料”、金石文之间的关系。
在谈论古代韩日关系时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文献，那就是《日本书纪>中常常提到的《百济史料》。《百济史料》包括《百济记》、《百济新撰>和《百济本纪》这三部“遗史书”。据有些学者的考证，《百济记》是用一般的叙述体记载的，它记录了百济第十三代王近肖古王到二十一代王盖卤王共九代130年的历史（公元346年-475年）。《百济新撰》以纪年体的形式记录了百济第二十一代王盖卤王到二十六代王武宁王共五代70多年的历史（公元455年-523年）。《百济本纪》则以编年体的形式记录了百济第二十六代王武宁王到二十八代王威德王初年共三代50多年的历史（公元501年-557年）。可见，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百济断代史。难怪这些《百济史料》不仅被《日本书纪》的编撰者所经常引用，而且还成为他们编撰史书的重要范本，在《日本书纪》的编撰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说到《百济史料》，就有必要谈谈《百济史料》与日本上代金石文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上代金石文与百济、新罗金石文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关系到日本最初的汉字和后来的“万叶假名”。
据日本学术界统计，在日本流传到现在的上代金石文并不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稻荷山铁剑铭》、《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和《隅田八幡镜铭》。据日本学者木下礼仁的考证，这些金石文中使用的汉字和百济、新罗乃至整个朝鲜半岛出土的金石文中所使用的汉字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有关人名、国名、都名、城名等固有名词基本上沿用了百济、新罗金石文中使用的汉字。就拿《稻荷山铁剑铭》来说，所举的24例汉字中，有9例是韩国金石文中经常使用的，而且使用频率也非常高。不仅如此，木下礼仁认为，《百济史料》和日本的《推古期遗文》在字音假名的标记法和标记体系上非常相似，他指出：“《百济史料》是属于推古期文化类型的历史产物，是写《推古期遗文》的文化担当者们完成的”。他进而对《百济史料》中的汉字和日本金石文中的汉字、标记法等进行了逐一的、详细的比较。他的研究结果是：日本金石文中常见的是“…XX月中”式的标记法，他还列举出几代人的叙述方法，认为完全和朝鲜半岛出土的金石文中使用的标记法相同。还有《稻荷山铁剑铭>上标记的人名、地名、城名、官名的方法也和韩国的标记法完全吻合，而《江田船山古坟大刀铭》的书写者张安就是从中朝鲜半岛“渡来”的人。由此，他又得出结论说：“当考虑到《上代三金石文字音假名字》的时候，几乎不能否定那里有过渡来人的文化活动。”如果木下礼仁的结论正确，那就说明，即便日本的古代汉字不是通过朝 《论“万叶假名”、“吏读文”与汉字间的关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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