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

《志林》流传至今的主要有三种：百川学海（咸淳本）丙集收录的《东坡先生志林集》一卷；万历二十三年赵开美刊刻的《东坡志林》五卷；《稗海》（万历本）收录的《东坡先生志林》十二卷，《四库全书》所收也即此本。其中一卷本所收为十三首史论，五卷、十二卷本所收主要为杂记、杂说，但五卷本也收有一卷本的史论，十二卷本则无一卷本的史论，其他内容与五卷本有许多重出之处。三种《志林》不仅卷数、内容不同，刊刻的时代也不同。除一卷本《志林》出现在宋代，五卷本、十二卷本则都出现在明代。
　　1919年涵芬楼以赵刻五卷本《东坡志林》为底本进行校印，并附夏敬观氏《跋》，对其评价是“要为宋人所辑，则可信也”。以后，1981年出版的王松龄氏校点本《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3年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注释的《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刘文忠氏评注的《东坡志林》（学苑出版社）等皆以涵芬楼校印本为《志林》底本，承袭了夏氏对赵刻五卷本的版本属性的判断。
　　那么，这个出现于明代的五卷本《东坡志林》的可信性到底如何呢？本文将就这个问题稍作考辨，并涉及与之相关的十二卷本《东坡先生志林》的真伪问题。
　　　　一
　　《志林》在宋代见于著录的，除了一卷本外，还有三卷本。这两种《志林》分别见于苏轼文集在宋代的两个系统：一为分集编订本；一为分类合编本，主要为麻沙本《大全集》。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宋代分集编定的苏轼文集为《东坡集》、《后集》、《内制》、《外制》、《奏议》、《和陶》、《应诏》，故也称“东坡七集”。而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曰：“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文中有“明年（指苏轼逝世的次年。——引者）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的记载，而墓志是置于墓道中的，必须在落葬前写成和刻好；苏轼卒于建中靖国元年秋七月，可知该文写于苏轼逝世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其中所述诸集，当是苏轼生前已编定者；至其不言《应诏集》，当是其非苏轼生前所编定，而系后人纂辑。故《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在著录上述苏轼七集后又说：“杭、蜀本同，唯杭无《应诏集》。”同卷又说：“盖杭本当坡公无恙时已行于世矣。”也可为《应诏集》后出的佐证。而现存的宋刊《东坡后集》中即有《志林》，除个别文字有出入外，均与《百川学海》本的《志林》相同。《后集》的编定既在苏轼生前，则《百川学海》所收一卷本《志林》的编纂不仅出于苏轼之意，而且总标题“志林”也为苏轼所定。
　　三卷本《志林》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该卷著录《东坡手泽》三卷，并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可见麻沙书坊大全集中所收《志林》为三卷本的《东坡手泽》。三卷本《志林》中不包含一卷本《志林》的内容，一卷本《志林》被麻沙书坊大全集的编辑者删去了《志林》的总标题，而为其每一首都加上了篇名（《东坡后集》中的《志林》原为十三则，除总标题外，每则都无篇名；《百川学海》与之相同），并收到了“论”的部分。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成化刻本《东坡七集》的《续集》卷八载有“论”三十二首，其中十三首同于《后集》所载《志林》，唯每篇都有篇名；而据李绍为该本所撰序，成化本《东坡七集》中，其《续集》以前的六集均据宋刊“东坡七集”系统的曹训刻本翻刻，最后一集为《续集》，则出于宋刻麻沙本系统的明代仁宗对的翻刻本，即其所说“旧本”（指宋曹训刻本）无而“新本”（指出于宋刻麻沙本大全集系统的仁庙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此十三首既然“旧本”已有，原不该重见于《续集》；其造成此等讹误，当是“新本”删去了《志林》的总标题，而为其每一篇都加上了标题，列入了“论”的一类，是以在据“新本”编“续集”时，遂误以为此系“旧本”所无，而将其收入《续集》了。而“新本”的这种将一卷本《志林》列入“论”的分类方式，当出于其底本——宋本麻沙书坊大全集系统的本子（说见后）。由此可见麻沙书坊本所收的三卷本《志林》是不包含一卷本《志林》的内容的。
　　三卷本《志林》今不见流传；《东坡手泽》虽在陶宗仪时代尚存，后亦不可踪迹；麻沙书坊大全集现亦不可见，故无由考知三卷本《志林》的原貌。其实，麻沙书坊大全集在明成化年间已较为稀有或已不可见，正如成化刻本《东坡七集》卷首李绍序中所言：“求其全集（指欧阳集、苏轼全集。——引者），则宋时刻本虽存，而藏于内阁，仁庙亦尝命工翻刻，而欧集止以赐二三大臣，苏集以工未毕，而上升遐矣。故二集之传于世也独少，学者虽欲求之，盖已不可易而得者也。……盖公（指苏轼——引者）文全集初有杭、蜀、吉本及建安麻沙诸本行于世，以岁既久，木朽纸弊，至于今，已不复全矣。”正因为麻沙书坊大全集其时已较为罕见，成化刻本《东坡七集》的编辑者才只能以据“宋时刻本翻刻”且“未完”的仁庙新本为底本，将其所得“宋时曹训所刻旧本”以外的苏轼诗文编为《东坡七集》中的《续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成化本《东坡七集》中并无《和陶》一集；宋刊“七集”中的其它六集则都收入，当是其所获宋曹训刻本已佚去了《和陶》。但成化本《东坡七集》的《续集》中却有《和陶》，只是未单独成卷，而与其它作品合为一卷；同时，《续集》中所收不见于前后集的诗文数量不少，均分类编列。倘若“仁庙”新本是据宋刊“东坡七集”翻刻，那么，“仁庙”新本亦必分为七集，除《和陶》单独成为一集外，其余作品也必分别编为六集，纵或曹训刻本已有佚失，但“仁庙”新本所有而不见于曹训所刻六集本中的作品也必分别见于其他六集的各集之中。既然如此，成化本《七集》自当将《和陶》单独编为一集，而将另六集中多出的作品分别补入其原隶的各集之中，何必将另六集中多出的作品归并后重新分类而与《和陶》编在一起呢？何况《和陶》原为四卷，《续集》何以要将它与其它作品合并为一卷呢？所以，“仁庙”新本当是分类合编之本，《和陶》在其中也只是与其他作品合为一卷，而非单独的一集。换言之，其所依据的宋本，当是分类合编的麻沙本大全集一系。至于三卷本《志林》之不见于成化本《东坡七集》中的《续集》，当是因其所据的仁庙新本未刻完，三卷本《志林》则在其未刻之列。
　　除了见于宋代著录并传到现在的一卷本《志林》、与上述的今已亡佚的三卷本《志林》外，明万历年间又出现了五卷本、十二卷本的《志林》。这两种《志林》既不出自宋刊《东坡七集》，也与宋刊麻沙书坊大全集中的三卷本《志林》有别，故必为宋以后人所纂辑，而非宋本之旧。其中十二卷本《志林》以见于《稗海》者为最早，较五卷本多出几乎一倍的篇目。那么，这两种《志林》来源于何处呢？
　　　　二
　　五卷本《志林》现所知者以万历二十三年赵开美刊本为最早，卷首有其父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其中说：“余友汤君云孙博学好古，其文词甚类长公，尝手录是编，刻未竟而会病卒。余子开美因拾其遗，复梓而卒其业，且为校定讹谬，得数百言。庶几汤君之志不孤，而坡翁之在当时其趑趄于世途、ｊī＠①缚于穷愁者，亦略可见云。”可见五卷本《志林》为汤云孙手录，并在汤云孙卒后为赵开美最终刊成。汤云孙手录所据的到底是什么本子呢？这是首先必须辨析的问题。如前所述，宋代只

有一卷本、三卷本的《志林》，并无五卷本存在，那么，汤云孙以前的元明时期是否已有五卷本《志林》的存在呢？无论根据前人的著录或现存的实物，都不见有早于赵刻五卷本《志林》的踪影，唯《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收录了《志林》的绝大多数篇目，明刻一百十五卷本《东坡全集》，收有五卷《志林》，与赵刻基本相同。故需要对这些文集的出现时间略作考辨。
　　《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并不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宋本之旧。其卷首有万历三十六年戊申康丕扬序，描述了该书的编撰缘起：“往余于京郊见一学士家尚有外集一书，系抄册，非完本，字多鲁鱼不可读，而其文往往亦多全集所未载。”“余同年李涛川氏前游金陵时，录一全册寄余辽左。余携之欲授梓人久矣。岁丁未，余来淮上，因出所藏两书，令别驾毛君九苞合而校之，为刻于维扬之府署。”校编者毛九苞亦有序，简述了编撰过程：“参考经史及先生《全集》、《志林》诸书，若原本，若誊本，若刻本，凡三历目，订定讹谬。必不可解，存旧阙疑。”康丕扬见到的只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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