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

解释）的相互关系建立了“符号的三合一分类方法”，其核心类别有三种：图像符号(icon)、标志符号(index)和象征符号(symbol)。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将符号分为六种：信号(signal)、症状(symptom)、图像(icon)、标志(index)、象征(symbol)以及名称(name)。
　　中国的符号学研究者对符号的分类问题也极为关注。李延福教授以符号的主、客观性质关系为依据将符号分为两大类——客观性质的逻辑分类及主观性质的美学分类。[12:57]连甫认为，将生活中的语言以外的各种符号归为如下五种主要形式似乎更为合适：广告符号、实物符号、行为符号、音像符号和自然符号。[14:69]
　　我们认为，可以对符号进行“指谓关系”分类，即以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关系性质为依据进行分类。这种方法把符号概括为五大类：①征兆符号——这是一种广义上的符号，或称准符号，其媒介与信息之间有着自然的、有机的联系（如林中起烟表示篝火，水面波动表示有鱼）；②象征符号——这类符号以所传达信息和自身的特征和性质作为符号（如五角星和八一象征中国人民解放军，鸽子图案象征和平）；③感应符号——这类符号以视觉物或听觉物作为信息的载体、作为传递信息的假定的符号（如我国古战场上的击鼓进攻、鸣锣收兵，城市交叉口的红绿灯）；④语言符号——因为语言是音（形）、义结合的统一体，所以它构成交际和信息符号的基本形式，被称为特殊的，也是最重要的符号系统；⑤替代符号——这类符号不是代表事物、现象或概念，而是替代第一性符号，所以也称第二性符号（如数理化中的各种符号、谓词逻辑中的操作关系符号、人造语言等）。[21:5-6]
　　　　1.3对符号学研究领域及作用的认识
　　　　(1)对符号学研究领域的认识
　　对符号学研究领域的认识目前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的研究范围涉及交际的全部，任何表意的东西都在符号学研究范围之内。另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研究领域涉及到有意义的和约定的交际形式。第三种观点原则上局限于研究交际惯例系统，即只研究作为交际惯例系统的信号。国内的相关研究有：“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许艾琼，1994）、“当代符号学研究的若干问题”（胡壮麟，1999）、“论符号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郭鸿，2002）等。
　　　　(2)对符号学作用的认识
　　对符号学作用的认识，当代符号学家有两个极端，一类是过于武断和自负，另一类则过于沮丧。前者把世界万物都看作符号，认为符号学的学说是最全面的领域。后者则认为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只存在于讨论话题中，并认为符号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至今尚未弄清许多问题的实质，像符号是怎么组成的，它受什么规律支配等。应该说，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还比较客观，大多数学者把符号学看作是一种哲学观和方法论。相关的研究文章有“符号学的研究和作用”（张卫江，1995）、“试论符号的功能”（涂德钧，1996）等。
　　　　(3)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①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究竟如何，看法也不一致。总体说来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从属于符号学，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部分；另一种观点认为符号学从属于语言学；介于二者之间的观点则认为语言学和符号学是两个独立学科，各有其独立的研究范围。
　　多数名家持第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学是符号学的分支，符号学的法则也适用于语言学。其代表人物有早期的索绪尔和皮尔斯等人，当代的有雅各布森和韩礼德(Halliday,M.A.K.)等人，此外还有研究人类学的拉康(Lacan,J.)。
　　巴特和其他一些符号学家把符号学看作语言学的分支。他认为，只要人们走进具有社会学的真正深度的一些领域时，就会遇到一些语言学之外却仍然属于符号学范围的集合，而这些集合又只能用言语行为才能解释，并且任何符号学体系都有言语行为介入。
　　作为一种折中，艾柯认为，“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强有力的符号工具，由于语言学的地位比其他符号系统更为确定，符号学在许多方面依靠语言学概念。”[7:2]我们也持类似观点，把语言学和符号学视为两门相对独立的学科，但同时认为，二者彼此交叉更能发挥综合学科的优势。“虽然‘符号学’的思想是由语言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然而，‘符号学’从其萌芽之日起却始终未能真正与‘语言学’联姻，对此，符号学家和语言学家均有一种‘失衡’与‘缺憾’感，所以建立一门语言符号学早已是大势所趋势。”[21:5-6]
　　②除了对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进行讨论外，我国学者在研究中还涉及到符号学与哲学、逻辑学、传播学及语言国情学等学科的关系。比如，“符号学与国情语言学的关系”（吴国华，1994）、“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陈道德，1997）、“符号学与语言学和逻辑学”（向容宪，1998）、“民俗学与符号学”（高乐田，1998）、“名学与符号学”（曾祥云，1999）等。
　　　　(4)对符号学历史及发展现状的总结
　　①对西方符号学发展史的介绍。比如：“西方符号学的诞生及发展述略”（户晓辉，1991）、“符号学的由来及其发展”（苟志效，1993）、“现代符号学理论源流浅探”（周祯祥，1999）、“现代西方符号学理论初探”（林笳，2000）、“俄罗斯符号学理论的历史流变”（陈勇，2002）等。
　　②对我国历史上符号学思想的追溯。以我国古代丰富的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为对象，努力探寻其中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如“公孙龙‘名实论’中的符号学理论”（李先ｋūｎ＠①，1993）、“荀子正名理论的符号学意义”（许艾琼，1993）、“《易》的符号学的性质”（周文英，1994）、“论先秦哲学的符号学致思趋向”（苟志效，1995）、“《墨经》中的符号学思想”（李先ｋūｎ＠①，1996）、“‘说文解字’中的符号思想初探”（高乐田，1997）等。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将会大大推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符号学的研究。
　　　　2.语言符号学研究
　　　　2.1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的研究
　　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学思想对我国学者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对索绪尔的

研究也始终是语言学者们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我国学者对索绪尔语言学、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上：
　　(1)索绪尔语言学思想及其根本原则。如：“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岑麒祥，1980）、“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徐志民，1980）、“索绪尔语言学的根本原则”（皮鸿鸣，1994）等。
　　(2)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思想的论述。比如：“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理论”（杨信彰，1996）、“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徐思益，1980）、“组合和聚合”（徐盛桓，1983）等。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索绪尔的思想存在一定的缺憾。如一些学者发现索绪尔的理论对同形异义、一词多义等语言现象束手无策，因此指出，符号的能指与物质实体是分离的，符号的能指与其所指意义也是可以分离的。[28:16]索绪尔思想受到的另一挑战表现在对其符号任意性原则的争论上，并由此导致了许多学者开始纷纷论述符号的象似性(iconicity)问题。比如：“语言的象似性探微”（杜文礼，1996）、“论语言符号的象似性”（王寅，1999）、“论语言符号的拟象性”（文旭，1999）、“象似说与任意说的哲学基础与辩证关系”（王寅，2002）等。
　　(3)对索绪尔与其他学者思想的对比研究。如：“索绪尔对乔姆斯基的影响”（刘耀武，1984）、“班威尼斯特对发展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所做的贡献”（周忆宁，1985）、“布龙菲尔德和索绪尔”（许国璋，1989）、“索绪尔语言理论与陈望道之‘功能说’”（卢凤鹏，1996）等。
　　(4)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及对索绪尔思想的再认识。随着新版本的出现和人们对其著作的深入挖掘和研究，我国学者对索绪尔语言学和符号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解释。如：“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许国璋，198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本）评介”（信德麟

《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