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
，1993）、“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戚雨村，1995）、“再论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语言符号的性质”（乐眉云，1997）、“追寻索绪尔语言学思想：读《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王克非，1997）、“索绪尔两个教程的比较与诠释”（张绍杰、王克非，1997）、“索绪尔符号观再评价”（卢德平，2002）等。
2.2语言符号的研究
(1)语言符号的性质和功能的研究。乐眉云教授在《再论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1997)这篇文章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索绪尔符号语言学思想中包含的语言符号的性质，并将其总结为六矛盾的统一：任意性与约束性，社会性与心理性，不变性与可变性，相关性与区别性，形式与物质实体，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论述语言符号特性的文章还有不少，如：“语言的生成性”（徐盛桓，1984）、“语言符号的可逆关系”（王铭玉，1997）、“浅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关系性和社会性”（王文宇，1997）、“语言的社会符号性”（刘家荣，2002）等。
(2)语码转换的研究。语码转换是近年来社会语言学、语法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和会话分析等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从以上五个角度的研究分别揭示了语码转换的不同方面。如“语码对位探讨”（龙日金、彭宣维，1993）、“语码选择的语用机制”（刘承宇，1999）、“语码转换研究述评”（何自然，2001）、“从Scotton的标记模式看语码转换研究的新进展”（李经伟，2002）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文章。
(3)标记理论的研究。任何语言符号系统中都存在着两极对称现象，即有标记与无标记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语言分析的所有层次上都发挥着作用。标记理论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相关文章不断问世，比如：“语言的‘有标记’和‘无标记’”（徐盛桓，1985）、“关于标记理论”（王立非，1991）、“布拉格学派标记理论管窥”（张家骅，1992）、“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沈家煊，1997）、“论语言单位的标记性”（李生春，1997）、“标记理论的再评价”（张风，1999）、“标记主位及其语用功能”（王扬，2000）、“语言标记性的诠释与发展”（王立非，2002）等。
3.符号学应用研究
符号学理论作为一门新的方法论和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一点在语言学研究中体现得最为鲜明。
3.1符号学理论在语言学诸学科研究中的应用
(1)语义学。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理论的不断完善也相应地促进了语义学的发展。符号学思想应用到具体的语义研究中的实例比比皆是，例如考察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对语义学理论的影响——“索绪尔的语符关系及其对语义理论的影响”（徐海铭、王文琴，1998）；用组合与聚合思想来研究语义——“语义的组合和聚合”（王德春，1987）；用符号关系来解释词汇的意义——“符号关系与词义”（郭聿楷，1996）；用符号系统的层级性理论研究语义及民族文化语义——“语言符号的意义”（王铭玉，2002）、“试论民族文化语义与两级符号系统”（刘佐艳，1999）。
(2)语用学。目前语用学的研究与符号学理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在语用学的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符号学理论。如“语言符号的局限和语用学”（钱冠连，1991）、“符号学与‘颜色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运用”（唐振华，1996）、“语言符号的语用功能”（徐继宁，1999）等。
(3)翻译理论及实践。将符号学应用于翻译领域已成为国内外一些学者和翻译理论工作者的共识。如“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罗进德，1988）、“论翻译中的等值：一种社会符号学的方法”（李广荣，1993）、“符号学翻译观与文化翻译学”（隋然，1994）、“从符号学角度谈翻译”（温洪瑞，1997）、“社会符号学历史渊源及其翻译原则”（李明，1997）、“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张新木，1998）、“我国传统翻译标准的符号学探讨”（王治江，2002）等。
(4)具体语言现象研究。随着符号学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我国学者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深化，用符号学理论来探究具体的语言现象、从符号学角度重新考察具体的语言运用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如“符号学理论在象征词语分析中的应用”（王铭玉，1989）、“话语序列的符号学含义”（陈忠华，1994）、“从符号学角度看转喻”（华劭，1996）、“歧义句的符号学问题”（车晓燕，1998）、“委婉语的符号学分析”（辜同清，1999）、“从符号学的角度看隐喻的生成”（周红红，2000）等。
3.2符号学理论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
(1)广告设计、创意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广告语言创意、设计中所使用的符号学方法、符号类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如“论符号学方法在广告语言创意设计中的运用”（苟志效，1994），“符号学与广告语言”（王少琳，1994）、“从符号学原理谈广告的创意特征”（黄鹂，1997）、“广告语言中的符号前景化”（胡漫、吕乐，2002）等。
(2)非语言交际中的符号学问题
非语言符号作为符号的组成部分，在交际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交际中的非语言符号引起了许
4.文化艺术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的研究方向
4.1文化艺术符号学
文化艺术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分两大部分。一部分主要探讨国外文化符号学理论，比如“走近巴赫金的符号王国”（胡壮麟，2002）、“符号学王国的构建——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张杰，2002）、“文化符号与文化结构分析”（顾嘉祖，2002）、“劳特曼及其文化符号学理论”（赵蓉晖，2002）。另一部分试图用符号学方法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如“传统文化典籍的符号学特征与典籍阐释”（邓生庆，1993）、“从符号学看中国传统文化”（李幼蒸，1995）、“伏羲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文化发生的符号学研究”（刘尧汉，1995）等。同时，还有一些学者把艺术形式也看作是符号体系，他们尝试讨论艺术符号的功能、艺术符号的解析等问题。如“戏曲演出的符号化特征”（丁和根，1990）、“论艺术文化的符号学功能”（李西建，1992）、“艺术接受的符号学阐释”（董强，1995）、“再论艺术符号的转换规律”（齐效斌，1999）等。
4.2文学符号学
文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文学符号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另一方面则是运用符号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符号学分析和解读。
理论研究包括：①对西方的“文学符号学”等理论的介绍和评论；②对符号学与文体学关系的探讨；③文学语言的符号学特性、符号功能的探讨等。如“漫谈法国叙述符号学”（黄晓敏，1995）、“走向文学的符号学研究”（王宁，1995）、“能指与所指：诗歌语言的符号学特性初探”（任裕海，1997）、“试论诗歌意象符号的交际价值”（王少琳，2002）等。
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解读也是近年来文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特点之一，如“符号学阐释：周作人散文小品的语言艺术”（张光芒，1993）、“美学、符号学视野中的童话与神话”（李季云，1999）、“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解读兰斯顿·休斯的诗歌形式”（罗良功，1999）、“符号与《红楼梦研究》”（夏荷，2002）等。
以上我们从四个主要方面考察了中国符号学研究的现状与成果，所列举的代表性作品是从我们所收集的近500篇论文中选择出来的。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的符号学专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看，同样喜人，它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符号学研究的迅猛崛起。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专著有：《符号：语言与艺术》（俞建章等著，1985）、《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何新著，1987）、《从哲学看符号》（肖峰著，1989）、《艺术符号与解释》（杨春时著，1989）、《科学符号学》（王德胜著，1992）、《生活中的神秘符号》（王红旗著，1992）、《理论符号学导论》（李幼蒸著，1993 《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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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语言符号的研究
(1)语言符号的性质和功能的研究。乐眉云教授在《再论索绪尔的符号学语言观》(1997)这篇文章中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索绪尔符号语言学思想中包含的语言符号的性质，并将其总结为六矛盾的统一：任意性与约束性，社会性与心理性，不变性与可变性，相关性与区别性，形式与物质实体，组合关系与联想关系。论述语言符号特性的文章还有不少，如：“语言的生成性”（徐盛桓，1984）、“语言符号的可逆关系”（王铭玉，1997）、“浅析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关系性和社会性”（王文宇，1997）、“语言的社会符号性”（刘家荣，2002）等。
(2)语码转换的研究。语码转换是近年来社会语言学、语法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和会话分析等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从以上五个角度的研究分别揭示了语码转换的不同方面。如“语码对位探讨”（龙日金、彭宣维，1993）、“语码选择的语用机制”（刘承宇，1999）、“语码转换研究述评”（何自然，2001）、“从Scotton的标记模式看语码转换研究的新进展”（李经伟，2002）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文章。
(3)标记理论的研究。任何语言符号系统中都存在着两极对称现象，即有标记与无标记的对立，这种对立在语言分析的所有层次上都发挥着作用。标记理论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相关文章不断问世，比如：“语言的‘有标记’和‘无标记’”（徐盛桓，1985）、“关于标记理论”（王立非，1991）、“布拉格学派标记理论管窥”（张家骅，1992）、“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沈家煊，1997）、“论语言单位的标记性”（李生春，1997）、“标记理论的再评价”（张风，1999）、“标记主位及其语用功能”（王扬，2000）、“语言标记性的诠释与发展”（王立非，2002）等。
3.符号学应用研究
符号学理论作为一门新的方法论和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这一点在语言学研究中体现得最为鲜明。
3.1符号学理论在语言学诸学科研究中的应用
(1)语义学。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理论的不断完善也相应地促进了语义学的发展。符号学思想应用到具体的语义研究中的实例比比皆是，例如考察索绪尔的符号学思想对语义学理论的影响——“索绪尔的语符关系及其对语义理论的影响”（徐海铭、王文琴，1998）；用组合与聚合思想来研究语义——“语义的组合和聚合”（王德春，1987）；用符号关系来解释词汇的意义——“符号关系与词义”（郭聿楷，1996）；用符号系统的层级性理论研究语义及民族文化语义——“语言符号的意义”（王铭玉，2002）、“试论民族文化语义与两级符号系统”（刘佐艳，1999）。
(2)语用学。目前语用学的研究与符号学理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在语用学的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符号学理论。如“语言符号的局限和语用学”（钱冠连，1991）、“符号学与‘颜色词’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运用”（唐振华，1996）、“语言符号的语用功能”（徐继宁，1999）等。
(3)翻译理论及实践。将符号学应用于翻译领域已成为国内外一些学者和翻译理论工作者的共识。如“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罗进德，1988）、“论翻译中的等值：一种社会符号学的方法”（李广荣，1993）、“符号学翻译观与文化翻译学”（隋然，1994）、“从符号学角度谈翻译”（温洪瑞，1997）、“社会符号学历史渊源及其翻译原则”（李明，1997）、“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张新木，1998）、“我国传统翻译标准的符号学探讨”（王治江，2002）等。
(4)具体语言现象研究。随着符号学理论的不断完善以及我国学者对符号学理论研究的深化，用符号学理论来探究具体的语言现象、从符号学角度重新考察具体的语言运用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如“符号学理论在象征词语分析中的应用”（王铭玉，1989）、“话语序列的符号学含义”（陈忠华，1994）、“从符号学角度看转喻”（华劭，1996）、“歧义句的符号学问题”（车晓燕，1998）、“委婉语的符号学分析”（辜同清，1999）、“从符号学的角度看隐喻的生成”（周红红，2000）等。
3.2符号学理论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
(1)广告设计、创意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广告语言创意、设计中所使用的符号学方法、符号类型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如“论符号学方法在广告语言创意设计中的运用”（苟志效，1994），“符号学与广告语言”（王少琳，1994）、“从符号学原理谈广告的创意特征”（黄鹂，1997）、“广告语言中的符号前景化”（胡漫、吕乐，2002）等。
(2)非语言交际中的符号学问题
非语言符号作为符号的组成部分，在交际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交际中的非语言符号引起了许
多学者的关注。如：“论身势语及其符号功能”（庄和诚，1995）、“非言语交际：非语言符号的地位与阐释”（顾嘉祖，1999）、“体语符号的交际功能与文化差异”（陈良旋，1999）等。
4.文化艺术符号学及文学符号学的研究方向
4.1文化艺术符号学
文化艺术领域的符号学研究分两大部分。一部分主要探讨国外文化符号学理论，比如“走近巴赫金的符号王国”（胡壮麟，2002）、“符号学王国的构建——巴赫金与洛特曼的符号学理论研究”（张杰，2002）、“文化符号与文化结构分析”（顾嘉祖，2002）、“劳特曼及其文化符号学理论”（赵蓉晖，2002）。另一部分试图用符号学方法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如“传统文化典籍的符号学特征与典籍阐释”（邓生庆，1993）、“从符号学看中国传统文化”（李幼蒸，1995）、“伏羲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文化发生的符号学研究”（刘尧汉，1995）等。同时，还有一些学者把艺术形式也看作是符号体系，他们尝试讨论艺术符号的功能、艺术符号的解析等问题。如“戏曲演出的符号化特征”（丁和根，1990）、“论艺术文化的符号学功能”（李西建，1992）、“艺术接受的符号学阐释”（董强，1995）、“再论艺术符号的转换规律”（齐效斌，1999）等。
4.2文学符号学
文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也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文学符号学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另一方面则是运用符号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符号学分析和解读。
理论研究包括：①对西方的“文学符号学”等理论的介绍和评论；②对符号学与文体学关系的探讨；③文学语言的符号学特性、符号功能的探讨等。如“漫谈法国叙述符号学”（黄晓敏，1995）、“走向文学的符号学研究”（王宁，1995）、“能指与所指：诗歌语言的符号学特性初探”（任裕海，1997）、“试论诗歌意象符号的交际价值”（王少琳，2002）等。
将符号学理论应用于具体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解读也是近年来文学领域的符号学研究特点之一，如“符号学阐释：周作人散文小品的语言艺术”（张光芒，1993）、“美学、符号学视野中的童话与神话”（李季云，1999）、“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解读兰斯顿·休斯的诗歌形式”（罗良功，1999）、“符号与《红楼梦研究》”（夏荷，2002）等。
以上我们从四个主要方面考察了中国符号学研究的现状与成果，所列举的代表性作品是从我们所收集的近500篇论文中选择出来的。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的符号学专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来看，同样喜人，它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符号学研究的迅猛崛起。具有代表性意义的专著有：《符号：语言与艺术》（俞建章等著，1985）、《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何新著，1987）、《从哲学看符号》（肖峰著，1989）、《艺术符号与解释》（杨春时著，1989）、《科学符号学》（王德胜著，1992）、《生活中的神秘符号》（王红旗著，1992）、《理论符号学导论》（李幼蒸著，1993 《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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