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这都说明刘歆时期还很难说　已形成了一个理论组织相对定型的古文学派，刘歆所做是为古文经典争地位，同时也不　能不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使《左传》等古文典籍今文化。
　　刘歆在哀帝时为《左传》争立学官的斗争失败，其本人也被排挤出朝。平帝时，借助　于王莽的政治势力，古文的《左氏春秋》终于被立于学官。但这并不是学术斗争的结束　，今文经学家不愿轻易退出自己的官方独占地位和学术地盘。
　　　　　　四
　　东汉建立，继承与发展刘歆《左氏》学的，首先是郑兴、郑众父子。《后汉书·郑范　陈贾张列传》说(注：以下引文同者不另注。)：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也。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　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　、传诂及校《三统历》。
　　郑兴是两汉之际人，曾在王莽时从学于刘歆门下，兼能今文古文《春秋》学，其学风　特征与刘歆也无大的区别。比如他初任更始帝刘玄属下，刘玄入长安前，诸将都愿留洛　阳，独郑兴劝之入关，理由是“《春秋》书‘齐小白入齐’，不称侯，未朝庙故也”。　意思是齐桓公当年未被以侯称，是因为他尚未行宗庙大礼，名分未正。今更始应尽快入　长安取得刘邦后代正统继承人地位，才能收拾人心。对这段经文的解释，与《左传》无　关，而近于《公羊传》。其后郑兴西归隗嚣，为劝阻隗嚣称王，其说辞曰：“《春秋传　》云：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　人’。”这都是照搬《左传》之语。后来郑兴东归光武，因日食上疏，借天意而言政事　之缺，完全是今文经学家的作派。如：
　　《春秋》以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今孟夏，纯乾用　事，阴气未作，其灾尤重。夫国无善政，则谪见日月，变咎之来，不可不慎，其要在因　人之心，择人处位也……夫日月交会，数应在朔，而顷年日食，每多在晦……日君象而　月臣象，君亢急则臣下促迫，故行疾也……天于贤圣之君，犹慈父之于孝子也，丁宁申　戒，欲其反政，故灾变仍见，此乃国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　，垂意《洪范》之法……
　　当然，郑兴虽用今文“义理”但仍留有底线，就是当面对光武帝说“臣不为谶”，思　想上仍保有一种学者的清醒。
　　东汉时期，有关古文《左传》的官方地位问题共发生了三次大论争，双方斗争之激烈　，在中国古代的学术领域中是少见的。汉光武刘秀时期，发生了第一次主要是陈元与范　升之间的辩论。据《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四年正月，　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说”。升起对曰：“《左氏》　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遂与韩歆　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互相辩难，日中乃罢。
　　范升是今文《梁丘易》博士，他反对立《左氏》为博士的理由一是其“不祖孔子”，　即不与圣人《春秋》有关；二是西汉先帝皆不承认其官学地位。后来，他又单独上奏皇　帝，补充了几点不立《左氏》的理由：一是治《春秋》还有邹氏、夹氏二家，如立左氏　，其他也要争立，会引起混乱；二是学术思想贵在统一，而《左氏》有违戾五经谬孔子　言十四事，属应绝之“末学”；三是开国未久，庶事草创，立《左氏》“非政急务”，　可以缓议。此后，范升还奏上《左氏春秋》不可采录三十一事。
　　起来与范升争论的是陈元。陈元的父亲陈钦从黎阳贾护得授《左氏春秋》，贾护“与　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应该也是《左氏》学的重镇。而陈钦又是王莽的《左氏》之师　，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陈元上疏反驳范升，其要有二：一是“丘明至贤，亲　受孔子，而公羊、谷梁传闻于后世……掩其弘美”，所以《左氏》为优，宜立博士；二　是若说先帝不以《左氏》为经，后主应因袭不变，那么汉武好公羊而斥谷梁，汉宣却独　学谷梁，即位后使之立于学官与公羊并存，所以“先帝后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
　　范升、陈元二人辩难“凡十余上”，史书所载只是原则之争，至于《左氏》不合五经　“四十五事”及反驳的具体意见已不可闻。辩论结果，汉光武同意将《左氏》立于学官　。在遴选博士时，大家提出四位候选人，陈元名列第一。光武“以元新忿争”，即对立　面太多，于是选用第二名李封为历史上首位左氏博士。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于是诸　儒以《左氏》之立，论议喧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正好此时李封病故，给了光　武一个台阶，于是《左氏》争立官学的努力又一次失败。
　　到了东汉章帝时，由于《左传》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学术地位不断升高，春秋“三　传”的进退消长进入转折阶段。古文学派正式形成，并反守为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经学大师贾逵。
　　贾逵学有渊源，为贾谊的九世孙。其父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　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成人后“尤　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

》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献之。显宗重其书，　写藏秘馆”。汉章帝本人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于建初元年“诏逵入讲北宫　白虎观、南宫云台。帝善逵说，使发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贾逵于是给章帝　上奏疏说：
　　臣谨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其余同《公羊》　者什有七八，或文简小异，无害大体。至如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属，《左氏》　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以权变，其相殊绝，固以甚远，而冤抑积久，莫肯分明。臣　以永平中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先帝不遗刍荛，省纳臣言，写其传诂，藏之秘书。　建平中，侍中刘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论大义，而轻移太常，恃其义长，诋挫诸儒。　诸儒内怀不服，相与排之……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谷梁》，会　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　》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　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　。《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其　所发明，补益实多。
　　贾逵强调古文的《左氏》能够直接为汉朝统治服务，有利于巩固封建的纲常伦理控制　；说《左氏》合于图谶，为刘氏天下提供了天命依据。这些都与今文《公羊》没有太大　区别，同者“什有七八”，那么《左氏》也应该被立于学官。贾逵吸取了刘歆失败的教　训，只正面宣扬《左氏》之长，而尽量避免“诋挫诸儒”，以减少今文学家的阻力。但　是仍有《公羊》大师李育起而抗击贾逵。
　　据《后汉书·儒林列传》，李育“少习《公羊春秋》”，“知名太学”。他“尝读《　左氏传》，虽乐文采，然谓不得圣人深意。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　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东汉一代　今文经博士之一的李育，反而以重“理体”自诩而攻击古文经学“多引图谶”。建初四　年，在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上，李育、贾逵二人再次展开论争。李育“以《公羊》义难贾　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
　　关于贾逵、李育二人“难问往返”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　即随着东汉时期经学和经学大师所具有的崇高声誉和社会地位，不管是今文学家还是古　文学家，他们尽管在学术风格上有些差异，但目的都是为皇朝提供治国经略的指导，越　来越投靠政治，双方的对立，实质上成为功名利禄的正统之争。贾逵时代古文学派正式　形成，他为《左传》作注，虽然比较注意名物训诂和对历史事实的说明，但在治学整体　上仍然重在义例，强调微言大义，而且有时甚至直接引用《公羊》、《谷梁》对经文的　解释。前者如对“春秋”二字的解释，贾逵说：
　　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　。
　　这完全是今文学风，未脱董仲舒所奠定的经学传统。比较一下后来杜预《春秋序》的　解释：“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西晋学术格局已变，杜预之说才如此平　实。关于后者我们试举一例。如《春秋经》桓三年“春正月”，无“王”字，贾逵解释　说：“不书王，弑君、易ｂēｎｇ@③田、成宋乱，无王也。元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