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说话家数考辨

　　说话作为一门伎艺，历史悠久；其发展壮大，蔚成大观，则在宋代。宋朝都市经济的繁荣，为说话业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及市场基础。而由于说话业在说唱艺术流变史上以及在白话短篇小说发生阶段，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说话艺术的研究，理所当然的成为文学史乃至艺术史研究中一个不容轻忽又十分热门的课题。
　　在对说话艺术的研究中，关于宋元说话的家数，始终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扰和挠头的问题，于此可谓言人人殊、聚讼纷纭、歧见丛出。诸多前辈名家如王国维、鲁迅、胡怀琛、孙楷第、谭正璧、赵景深、陈汝衡、李啸仓、严敦易、胡士莹等，在他们的有关论著中，先后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发表了各自独到的意见。这一方面表明该问题的重要，另方面也反映了问题本身的复杂。在诸家互有出入的分类划分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恪守四家之说，绝不越其畛域；都包括了小说、讲史两家，在另外两家的指认上，才出现了各各不同的说法。综合各家，被列入说话家数者，计约有：1、小说（银字儿），2、讲史书（说史），3、说经，4、说参请，5、合生，6、说经浑经，7、商谜（说浑话？），8、说铁骑儿，9、说浑话。
　　产生歧见纷出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对原始材料的不同理解。为了便于分析解决问题，这里还得从有关说话家数的原始记载说起。
　　最早涉及到说话家数的，当推成书于南宋高宗十七年丁卯(1147)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该书卷五《京瓦伎艺》条谈到北宋京都开封的瓦肆中伎艺，开列出讲史、小说、诸宫调、商谜、合生、说浑话等伎艺门类并其艺人名号。而最早明确提到说话有四家的，则是成书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乙未(1235)的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其《瓦舍众伎》条云：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之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合生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谜旧用鼓板吹【贺圣朝】，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有道谜（来客念隐语说谜，又名打谜），正猜（来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类相似者讥之，又名对智），贴套（贴智思索），走智（改物类以困猜者），横下（许旁人猜），问因（商者喝问句头），调爽（假作难猜，以定其智）。
　　其后，有宋遗民钱塘吴自牧作于“甲戌岁中秋日”的《梦粱录》，该书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亦承耐得翁说，重提“说话四家”，云：
　　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且小说名“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发参踪之事，有谭谈子、翁三郎、雍燕、王保义、陈良甫、陈郎妇枣儿、余二郎等，谈论古今，如水之流。讲经者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说浑经者戴忻庵。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有戴书生、周进士、张小娘子、宋小娘子、邱机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元系御前供话，为幕士请给，讲诸史俱通，于咸淳年间，敷演《复华篇》及《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盖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耳。但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案：此处漏“合生”两字）与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也。商谜者，先用鼓儿贺之，然后聚人猜诗谜、字谜、戾谜、社谜，本是隐语，有道谜……，走智……，正猜，……，下套……，贴套……，横下……，问因……，调爽……。杭之猜谜者，且言之一二，如有归和尚及马定斋，记问博恰，厥名传久矣。
　　所谓“说话家数”问题，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也即如上所举。其他，抄本《说郛》卷三收《古杭梦游录》虽也载及“说话有四家”，无非是《都城纪胜》的删略抄录，就文献意义而言，并没有太大的价值。
　　从以上引录资料看，最先提出“说话四家”的《都城纪胜》，于“一者小说”后，并未进一步列出二者、三者、四者为何，继之却是“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书”诸项，又开列“合生”、“商谜”两家于其后，如果说它们都与“说小说”分庭抗礼，那么说话就不止为四家，而应是八家。承袭其说的《梦粱录》，或许已经意识到耐得翁在表述上的混乱，其“小说讲经史”，实际上也就是以小说、讲经、讲史三家立目；它虽也称说话有四家，却干脆略去其“一者”，并在开列各家后，列举其艺人名号。然而，依照这种体例看，吴自牧列出的说话家数仍然不是四家，仅有小说、说经说参请说浑经、讲史书三家，如果再添上未列艺人名号的合生、商谜，则是五家。正由于两条资料在表述上缺乏周密的逻辑性，记载上比较随意，甚至模棱两可，含糊其辞，加之刊印舛讹，致使后世研究者因不同的解读，在对“四家”究竟包括了哪四家的具体指认上，有了各执一词的看法。
　　说话家数标志着宋元说话艺术的成熟，反映了其作为一种伎艺的繁盛状况，进一步作出明确的探讨，意义匪浅。在我看来，要解决宋元说话家数问题，首当其冲要澄清两个问题：
　　　　一、明确“说话”的定义及内涵。
　　“说话”一词，包含“说”、“话”两项内容，这一点并无异议。但“话”，却非如人们惯常理解的那样为“故事”，而应该是“脚本”（案：这里所谓“话本”，是就宋人称法而言，明以后“话本”的蕴涵，已与宋人有了差别，因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不赘）。这在资料中可以得到证明。《都城纪胜·瓦舍众伎》中说：“弄悬丝傀儡、仗头傀儡、水傀儡、肉傀儡。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大抵多虚少实，如巨灵神朱姬大仙之类是也。影戏，凡影戏乃京师人初以素纸雕镞，后用彩色装皮为之，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盖亦寓褒贬于市俗之眼戏也。”又《梦粱录·百戏伎艺》中说：“凡傀儡，敷演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不同的伎艺都有人为其编写话本，《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说：“教坊大使，在京师时，有孟角球，曾撰杂剧本子；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词。……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就连净发社梳剃行，也有专门的话本，如现存于续印《永乐大典》卷一四一二五的《净发须知》（参邓子勉《〈净发须知〉、净发社及其他》，《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2期），卷下即明标“大元新话”。话本分上、中、下三卷，字数达一万三千四百余言。瓦舍众伎虽各有话本，但利用的形式却有不同。如杂剧、傀儡等诉诸表演，据话本演出；说话则为诉诸于口舌，用嘴讲说，“试开戛玉敲金口，说与东西南北人”，“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罗烨《新编醉翁谈录》卷一《舌耕叙引》）。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三章《宋之小说杂戏》中说：“小说但以口演，傀儡影戏，则为其形象矣。”
　　“说话”与其他伎艺的第一个区别，也即它的主要特征之一，正在于“说”，说、谈、讲、论、言，皆此义也。不仅散说，也包括唱曲。前者主要指讲史平话，后者则有谓之银字儿的说小说等等。而说话，意即讲说话本，据脚本说唱敷演，更直白点讲，便是说书。如孙楷第《说话考》中说：“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记当时伎艺有‘说话’。以故事敷演说唱，即后来之‘说书’。曰‘

说话’，曰‘说书’，古今名称不同，其事一也。”（《沧州集》卷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说话与其他伎艺第二个区别，则是艺人们以说话为谋生手段，非同消息、说药等科，虽也演说，其目的在梳剃、卖药，说唱乃为了招揽顾客，利于促销。
　　　　二、说话是否仅有四家？
　　对所谓说话四家，研究者也每生疑窦，甚至对有否四家，也提出过质疑，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四章《说话的家数》中指出：“总观以上诸说，四家之内意见一致的是小说、讲史和说经三家，其余的如说参请、说浑经、说公案、说铁骑儿、说浑话等都有问题。究竟哪些算做一家，哪些算做另一家，恐怕在当时就没有一定的说法，或同时有几种说法。但耐得翁提出四家之说，必然有他的现实根据。”胡先生虽然接受了四家之说，但于小说、讲史、说经以外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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