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
二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新文学思潮。我想以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为代表,来 讨论这个文学思潮的某些特征。为什么我们不讨论像陈独秀、胡适这样一些更有名、更 具有原创动力的知识分子作为了解这个运动思潮的代表?一个原因是我们讲的是新文学 思潮而不是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我们要限制在文学上讨论这个问题。当然陈独秀、胡 适在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上也都有他们的贡献,但从文学创作来说,周氏兄弟更有代表 性。我一向以为,要研究一种创作思潮,不能只看他们的理论宣言,更重要的是读他们 的创作,从这一思潮的最有代表性的审美倾向中来把握思潮的文学意义。周氏兄弟的文 学创作及其审美倾向,反映了“五四”新文学思潮的一个基本倾向和两种发展趋向。
周氏兄弟在“五四”前后新文学开创时期的文学活动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他们都是从 章太炎那一路学术转向新文学,对旧的传统文化充满了批判的热情。他们对新文学又都 是后起者,原先也不属于《新青年》文人集团的主角,但是一旦登上了文坛,立刻在创 作上显示出新文学运动的真正实绩。鲁迅的小说和杂感,周作人的散文、新诗和文学理 论,都是胡适、陈独秀所不及的。胡适曾经说他们这一般人在新文学初期“提倡有心, 创作无力”(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参见胡适纪念馆编印《胡适讲演集》( 中册),1978年修订版,第385页。),但对周氏兄弟的创作成绩却是承认的。但周氏兄 弟的创作成就虽然很大,他们各自所走的道路却很不一样。不仅是创作的艺术风格不一 样,而且在风格背后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但又是同根同源、相辅相成的精神传统。这 两种精神传统与“五四”新文学思潮中知识分子的两种价值取向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所 以,我们通过阅读和研究周氏兄弟的作品可以大致了解新文学思潮的趋向。
20世纪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并没有真正形成,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向西方学习 ,找来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学说,作为中国人的一个范本。比如,胡适就是把 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看作是中国人努力的一个范本。其他人也是这 样,他们习惯于把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与西方的某一种学说衔接起来,作为我们今天的 指导方针。这样一来,急功近利的态度是必不可免的。有时为了引进和推广某种学说, 免不了有些“机会主义”的态度。比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因为祖上的阴功, 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注:鲁迅:《拿来主义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这是鲁迅说的。针对“ 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和民族自大症,拿来主义是一帖有效的良药,但是从吸收西方文 化营养的本身态度而言,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适合我的就拿来,不适合我的就放弃 ,这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它不是从根本上来了解中西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结合的可能 性,当然也就不可能对中西文化作出理性的科学的研究,以及尝试其彼此的融合。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佩服周氏兄弟。当他们在接受西方的时候,都关注了非常深 远的东西。从表面上看,鲁迅与周作人的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这些比较的话很多人都 说过了。鲁迅好像也没有专门谈论过古希腊的传统,但是,在追寻西方文化源头的意向 上,研究者们似乎很少注意到鲁迅最早的一篇小说作品,在1903年的时候,鲁迅发表了 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有点像编译的,过去一般学者把它当作翻译作品, 很少当作鲁迅的创作来研究。但是,至今为止,好像也没有人指出这部翻译作品所依据 的原本(注:《鲁迅全集》第7卷收入了《斯巴达之魂》,但没有注明本文是根据何种原 本翻译的。日本学者山田敬三的《鲁迅世界》一书中讲到《斯巴达之魂》,指出该书“ 出典不明,但文中的‘愿汝持盾而归来,不然则乘盾而归来’的句子,与《新民丛报》 第13号第5页的‘愿汝携dùn@①而归来不然则乘dùn@①而归来’(斯巴达小志)极 其酷似,照例应出一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但真正的出处仍然没有揭 示。而这文中所引的这句话,出自普鲁塔克《斯巴达妇女的言论》,收其《道德论集》 )。见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转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 79页。)。鲁迅后来对自己的这部早期作品也抱以少见的羞涩态度(注:鲁迅在《集外集 ·序言》里承认这篇小说是他在编杂文集《坟》时自己故意删除的。因为:“我记得自 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 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欲 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 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鲁迅全集》 第7卷,第4页。))。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把翻译也当自己创作,那个时候是 不算剽窃的,因为它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一种选择和一种提倡。当鲁迅在日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斯巴达之魂》来表达他的愿望?这也是鲁迅的第一 部小说,他是用文言文写的,写得是激情昂扬,完全不像后来冷峻的鲁迅。斯巴达是古 希腊一个城邦,这个城邦的公民讲究尚武精神,非常狂热,他们为了一个信念,一种国 家主义的道德观,常常表现出热血沸腾、甘愿牺牲。当时强大的波斯国来侵犯,斯巴达 300壮士随国王出去打仗,结果都战死了。其中有2个人,因为患眼病去治疗,得以免死 。他们两人意见分歧,一个带着奴隶重返战场,结果也战死了。另一个不愿意去死,就 回到家里,可是自己的妻子正在与情人约会,——据说斯巴达城邦法律规定女性可以自 己找情人,也可以与情人生孩子,都是允许的。这大约是斯巴达的男人比较容易牺牲的 缘故,但后来欧洲的女权主义者把斯巴达的女性理想化了——这时,那位女权主义先驱 者堵在家门口,不让丈夫进去,她说:人家都死了,你回家来干嘛?这个人嗫嚅地回答 :我爱你呀。妻子听了就更加生气了,说:你如果真的爱我,就赶快去死吧,否则我去 死。于是那女人就用刀自己抹脖子自杀了。这个逃回来的丈夫羞愧之下又重返希腊军队 ,终于在一场击退波斯国的大战役中也牺牲了。但是,当希腊人正议论要给他立烈士碑 的时候,他妻子原先的那个情人出现了,说出了自己的情人以死激励丈夫的情景,于是 希腊人为那位逃兵的妻子立了碑,这个叫作阿里司托戴莫斯(Aristotle,鲁迅译作阿里 士多德摩)的人还是白死了。不过他也没有白死,许多历史著作都记载了这件事,他仍 然名垂不朽。后来有个电影《斯巴达三百壮士》,内容有点不一样。但斯巴达精神一直 流传,形成西方古希腊的一个传统。虽然斯巴达是个小国,但斯巴达精神到今天为止还 在被人传说,被人们记着。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狂热的、偏执的、爱国的、自我牺牲的精 神。
从资料中发现,关于斯巴达城邦及其精神的主要依据都来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 传》里的《吕库古传》,吕库古是斯巴达律法的制定者,普鲁塔克很欣赏他,此人是个 铁腕人物,他在斯巴达取消货币、取消对外贸易、提倡朴素的生活,将男女分住,还办 集体食堂等等,推广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使城邦一度变得很强大。后来的 学者公认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受了斯巴达的影响。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都是反 对雅典城邦的民主体制,有贵族政治倾向,而通常贵族政治与专制制度有相通的地方。 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故事,主要依据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关于这个阿里司 托戴莫斯有这么两段记载:一段是说阿里司托戴莫斯回到家乡后受到非议和蔑视,以致 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把火给他,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说话,大家称他为“懦夫”,结 果他在普拉塔伊阿的战斗中洗清了所蒙受的一切污名;另一段记载是说:战后希腊人评 功的时候,有人提出阿里司托戴莫斯虽然最勇敢,但他是因为受到责备后抱着一死的愿 望去杀敌的,这不算真正的英雄,于是没有得到光荣的表彰,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 那是别人嫉妒他才这么说 《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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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要讨论新文学思潮。我想以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为代表,来 讨论这个文学思潮的某些特征。为什么我们不讨论像陈独秀、胡适这样一些更有名、更 具有原创动力的知识分子作为了解这个运动思潮的代表?一个原因是我们讲的是新文学 思潮而不是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我们要限制在文学上讨论这个问题。当然陈独秀、胡 适在文学理论和诗歌创作上也都有他们的贡献,但从文学创作来说,周氏兄弟更有代表 性。我一向以为,要研究一种创作思潮,不能只看他们的理论宣言,更重要的是读他们 的创作,从这一思潮的最有代表性的审美倾向中来把握思潮的文学意义。周氏兄弟的文 学创作及其审美倾向,反映了“五四”新文学思潮的一个基本倾向和两种发展趋向。
周氏兄弟在“五四”前后新文学开创时期的文学活动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他们都是从 章太炎那一路学术转向新文学,对旧的传统文化充满了批判的热情。他们对新文学又都 是后起者,原先也不属于《新青年》文人集团的主角,但是一旦登上了文坛,立刻在创 作上显示出新文学运动的真正实绩。鲁迅的小说和杂感,周作人的散文、新诗和文学理 论,都是胡适、陈独秀所不及的。胡适曾经说他们这一般人在新文学初期“提倡有心, 创作无力”(注: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参见胡适纪念馆编印《胡适讲演集》( 中册),1978年修订版,第385页。),但对周氏兄弟的创作成绩却是承认的。但周氏兄 弟的创作成就虽然很大,他们各自所走的道路却很不一样。不仅是创作的艺术风格不一 样,而且在风格背后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但又是同根同源、相辅相成的精神传统。这 两种精神传统与“五四”新文学思潮中知识分子的两种价值取向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所 以,我们通过阅读和研究周氏兄弟的作品可以大致了解新文学思潮的趋向。
20世纪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并没有真正形成,知识分子都是通过向西方学习 ,找来一种哲学、一种思想或者一种学说,作为中国人的一个范本。比如,胡适就是把 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和西方的民主制度都看作是中国人努力的一个范本。其他人也是这 样,他们习惯于把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与西方的某一种学说衔接起来,作为我们今天的 指导方针。这样一来,急功近利的态度是必不可免的。有时为了引进和推广某种学说, 免不了有些“机会主义”的态度。比如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因为祖上的阴功, 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 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注:鲁迅:《拿来主义 》,《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这是鲁迅说的。针对“ 闭关锁国”的保守政策和民族自大症,拿来主义是一帖有效的良药,但是从吸收西方文 化营养的本身态度而言,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适合我的就拿来,不适合我的就放弃 ,这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它不是从根本上来了解中西文化传统的特点及其结合的可能 性,当然也就不可能对中西文化作出理性的科学的研究,以及尝试其彼此的融合。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佩服周氏兄弟。当他们在接受西方的时候,都关注了非常深 远的东西。从表面上看,鲁迅与周作人的个人风格完全不一样,这些比较的话很多人都 说过了。鲁迅好像也没有专门谈论过古希腊的传统,但是,在追寻西方文化源头的意向 上,研究者们似乎很少注意到鲁迅最早的一篇小说作品,在1903年的时候,鲁迅发表了 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这篇作品有点像编译的,过去一般学者把它当作翻译作品, 很少当作鲁迅的创作来研究。但是,至今为止,好像也没有人指出这部翻译作品所依据 的原本(注:《鲁迅全集》第7卷收入了《斯巴达之魂》,但没有注明本文是根据何种原 本翻译的。日本学者山田敬三的《鲁迅世界》一书中讲到《斯巴达之魂》,指出该书“ 出典不明,但文中的‘愿汝持盾而归来,不然则乘盾而归来’的句子,与《新民丛报》 第13号第5页的‘愿汝携dùn@①而归来不然则乘dùn@①而归来’(斯巴达小志)极 其酷似,照例应出一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但真正的出处仍然没有揭 示。而这文中所引的这句话,出自普鲁塔克《斯巴达妇女的言论》,收其《道德论集》 )。见裔昭印《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转注。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 79页。)。鲁迅后来对自己的这部早期作品也抱以少见的羞涩态度(注:鲁迅在《集外集 ·序言》里承认这篇小说是他在编杂文集《坟》时自己故意删除的。因为:“我记得自 己那时的化学和历史的程度并没有这样高,所以大概总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不过后来 无论怎么记,也再也记不起它们的老家。而且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欲 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 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鲁迅全集》 第7卷,第4页。))。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把翻译也当自己创作,那个时候是 不算剽窃的,因为它表现了作者自己的一种选择和一种提倡。当鲁迅在日
本的时候,很 多文章都是把人家东西编译过来的,如《摩罗诗力说》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可是为什 么对这篇小说却一定要强调它是翻译作品呢?至少,小说中所出现的神采飞扬、慷慨激 昂的文言语言和民族主义的煽情,应该是鲁迅创作中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斯巴达之魂》来表达他的愿望?这也是鲁迅的第一 部小说,他是用文言文写的,写得是激情昂扬,完全不像后来冷峻的鲁迅。斯巴达是古 希腊一个城邦,这个城邦的公民讲究尚武精神,非常狂热,他们为了一个信念,一种国 家主义的道德观,常常表现出热血沸腾、甘愿牺牲。当时强大的波斯国来侵犯,斯巴达 300壮士随国王出去打仗,结果都战死了。其中有2个人,因为患眼病去治疗,得以免死 。他们两人意见分歧,一个带着奴隶重返战场,结果也战死了。另一个不愿意去死,就 回到家里,可是自己的妻子正在与情人约会,——据说斯巴达城邦法律规定女性可以自 己找情人,也可以与情人生孩子,都是允许的。这大约是斯巴达的男人比较容易牺牲的 缘故,但后来欧洲的女权主义者把斯巴达的女性理想化了——这时,那位女权主义先驱 者堵在家门口,不让丈夫进去,她说:人家都死了,你回家来干嘛?这个人嗫嚅地回答 :我爱你呀。妻子听了就更加生气了,说:你如果真的爱我,就赶快去死吧,否则我去 死。于是那女人就用刀自己抹脖子自杀了。这个逃回来的丈夫羞愧之下又重返希腊军队 ,终于在一场击退波斯国的大战役中也牺牲了。但是,当希腊人正议论要给他立烈士碑 的时候,他妻子原先的那个情人出现了,说出了自己的情人以死激励丈夫的情景,于是 希腊人为那位逃兵的妻子立了碑,这个叫作阿里司托戴莫斯(Aristotle,鲁迅译作阿里 士多德摩)的人还是白死了。不过他也没有白死,许多历史著作都记载了这件事,他仍 然名垂不朽。后来有个电影《斯巴达三百壮士》,内容有点不一样。但斯巴达精神一直 流传,形成西方古希腊的一个传统。虽然斯巴达是个小国,但斯巴达精神到今天为止还 在被人传说,被人们记着。这种精神就是一种狂热的、偏执的、爱国的、自我牺牲的精 神。
从资料中发现,关于斯巴达城邦及其精神的主要依据都来自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 传》里的《吕库古传》,吕库古是斯巴达律法的制定者,普鲁塔克很欣赏他,此人是个 铁腕人物,他在斯巴达取消货币、取消对外贸易、提倡朴素的生活,将男女分住,还办 集体食堂等等,推广原始的军事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使城邦一度变得很强大。后来的 学者公认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受了斯巴达的影响。柏拉图和他的老师苏格拉底都是反 对雅典城邦的民主体制,有贵族政治倾向,而通常贵族政治与专制制度有相通的地方。 至于鲁迅的《斯巴达之魂》故事,主要依据的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关于这个阿里司 托戴莫斯有这么两段记载:一段是说阿里司托戴莫斯回到家乡后受到非议和蔑视,以致 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把火给他,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说话,大家称他为“懦夫”,结 果他在普拉塔伊阿的战斗中洗清了所蒙受的一切污名;另一段记载是说:战后希腊人评 功的时候,有人提出阿里司托戴莫斯虽然最勇敢,但他是因为受到责备后抱着一死的愿 望去杀敌的,这不算真正的英雄,于是没有得到光荣的表彰,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说, 那是别人嫉妒他才这么说 《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