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

的(注：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　1年版，第557、654页。)。但是很奇怪，所有的蓝本里都没有那个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妻　子，也没有那个在旁边目睹现场的情人，不知是鲁迅编出来的，还是当时在日本为其他　通俗小说作者所编。其实这个烈女并不可爱，那情人更加可鄙，为这样的男女树碑立传　不像鲁迅一贯的风格。所以鲁迅后来读了感到脸红。
　　不过可以肯定，鲁迅对斯巴达精神是倾心喜欢的。鲁迅后来写的小说里一直有这种斯　巴达精神的成分，比如《铸剑》，就是强调了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样一种精神。这种　精神，我觉得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骨子里是有的。中国过去有武侠传统，有墨家传统，而　且往往是知识分子继承的这些东西，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为了对朋友的承诺，宁愿　牺牲自己，毫无眷恋。有人称为“儒侠”，既是儒，又是侠，平时饱读史书，一旦国家　有难，也能挺身而出，从汉代的张良到清代的曾国藩，都有这种记载。中国知识分子当　时学习西方成为思潮，在中西大交融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感到眼花缭乱，一到西　方觉得那么多好东西，喜欢什么就拿什么。而鲁迅恰恰相反，在他的最初的拿来主义里　面，找到了古希腊的源头，他从这样一种欧洲最古老的狂热的精神传统中，寻找到了一　种与中国传统相契合的东西。这也可以说是无意的，因为后来连鲁迅自己也把它掩盖起　来；但又仿佛是有意为之的，是一个潜在的、必然的、不能小觊的思潮，这个思潮包括　后来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左翼思潮，一路发展下来。这种精神其实也贯穿在新文化运　动中的知识分子的追求、奋斗和可歌可泣的牺牲中，那是一种为了一个信念可以自我牺　牲的，带有狂热的、偏执的东西。
　　　　　　三
　　相比之下，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感情要比鲁迅更加深沉且持久。
　　周作人对于狂热吸收西方文化营养的思潮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写过一篇文章叫　《北大的支路》，他赞扬北大敢于做人家不做的事情，譬如开多种外语课程等，接下来　他就说：“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什　么差异，也不知道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　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普通称为文明之源的希腊我想似乎不能不予以　一瞥，况且他的文学哲学自有独特的价值，据臆见说来他的思想更有与中国很相接近的　地方，总值得萤雪十载去钻研他的，我可以担保。”(注：周作人：《北大的支路》，　《苦竹杂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12页。)这段话我觉得他讲得非常之好，他后面　还讲到了中国人应该注意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等等，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英美文化霸　权的抵抗(注：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页。)。　不过那个时候要说英美文化霸权还嫌早了一些，当时别说法国德国，就连日本文化对我　们来说大约也算得上是一霸。当时霸权也有多元性，不像近几年的中国学术界，一些名　流学者只会跟着几个美国教授的观点走。但周作人对古希腊的文化的研究是贯穿其一生　的，因为他真切地认为，欧洲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要吸取西方文化营养首先就应该从　根子上来研究和学习。有的研究者指出，周作人对中国文化深层的东西失望太多，于是　希望从域外文明中多引进未有的东西，并导之以人道的精神(注：参见孙郁《鲁迅与周　作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4页。)。这种从根本上了解西方文化的态度，　是当时一些严肃的知识分子都意识到的，茅盾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茅盾没有读过大学　，也没有出过国，但他是懂一点英语的，他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就觉得自己的知识不　够。当时他就决心要学西方文化，要从源头学起，从古希腊学起，茅盾早期还编写过古　希腊神话的著作(注：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中有这样记载：“　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　我从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

现在既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借鉴于　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文学开始，横贯十九世纪，指导世纪末。……这就是我从事于　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之研究的原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周作　人一生都研究古希腊文化，到晚年80多岁了，还完成一部文学巨著《卢奇安对话集》的　翻译，说这是他最愉快的工作。其实卢奇安不是古希腊时代人，他是公元2世纪古罗马　时期的叙利亚人，但他用希腊文写作，以讽刺的喜剧笔法改写希腊神话故事，对神明多　有挖苦讽刺，比如其中有一篇是描写希腊爱神与希腊战神私通，一个美丽一个勇猛，结　果却在床上被人活捉，变得很可笑(注：周作人译：《卢奇安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1年版，第63-64页。)。我想周作人翻译这部他向往已久的著作，肯定苦涩的脸上　会时时露出微笑。周作人说这部对话集主要是“阐发神道命运之不足信，富贵权势之不　足恃，而归结于平凡生活最适宜”(注：周作人：《愉快的工作》，收陈子善编《知堂　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597页)。这其实也是周作人所坚持的最　本色的特点。
　　周作人多次翻译过希腊神话，他不喜欢基督教神话，不喜欢古罗马神话，惟独对希腊　神话情有独钟，但他又以同样的喜欢来翻译那部颠覆希腊神话的《对话集》，这也是一　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说明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充满了求知的兴趣和研究的态度，而不是　狂热盲目的古典主义者。他对希腊文化的兴趣也是有选择的，比较偏重于理性的民主的　求知的传统，我们也可以称其为雅典精神。雅典精神是古希腊的主流，很早就开始研究　科学、民主、理性，进行学理的讨论。古希腊的哲学家都叫智者。他们往往关心的是比　较抽象的形而上的问题，探讨宇宙的起源奥秘问题。这样一种绝对的求知精神，直接推　动了科学的发展。周作人关于希腊精神写过许多文章，有的是翻译，有的是介绍，在一　篇叫《希腊人的好学》的文章里，他特别讲了伟大的力学家阿基米德的故事。阿基米德　发明许多力学原理，帮助了自己的城邦击退了敌人强兵的进攻，3年后，城被敌人攻破　，他正在地上画几何图形，敌兵来了，他急忙阻止敌人，不让他们破坏他画的图形，结　果被敌人杀了。这个故事其实大家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对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的热爱　，超越了任何现实的利害，甚至生命，这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岗位至上的精神。周作人　在文章里也特别地说：“好学亦不甚难，难在那样的超越利害，纯粹求知而非为实用。　——其实，实用也何尝不是即在其中。”其实阿基米德发明的力学原理虽然被用在防守　城池的战争中，但对科学家本人来说，他的兴趣似乎更在求知本身。所以，周作人最后　说，这样的好学求知，不计其功，对于国家教育大政方针未必能有作用，但在个人，则　不妨当作寂寞的路试着去走走(注：周作人：《希腊人的好学》，收《瓜豆集》，岳麓　书社1989年版，第88、89页。)。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话。在另一篇文章里，周作　人把希腊精神归结为求知求真求美三条，这三条加上《卢奇安对话集》里所表现的过平　凡人生活的思想，可以说，对周作人一生的学术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周作人终其一生在寻找一个人类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的源头。我们看到，周作人的　小品文始终是非常平和、淡泊、学理化的，思想里有一种非常透彻、非常澄明的智慧，　而且他从来没有什么长篇大论，都是对话或者小品，三言两语，表达智者的一种启示。　这样一种雅典式的理性精神后来也就变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种制约知识分子的倾向　：坚守自己的民间岗位，探讨知识与学理，不迷信任何权威，尊重普通人的平凡欲望和　世俗尊严，等等。我读过一本研究周作人翻译希腊文学的书，作者把周作人与这种希腊　精神的关系分析得很贴切，他是这么说的：“《卢奇安对话集》写于早期基督教时期，　跟文艺复兴以及之后的知识分子的对神的批判有所不同。卢奇安止于对神的质疑和后人　对荷马史诗的在宗教意义上的迷信态度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有着将神话还原为艺术作　品的作用。他并不像一些启蒙主义者那样暗中期望作神的取代者，作人类的精神导师。　因而也没有试图在推倒神坛之后建立新的神坛。卢梭就是这一类启蒙主义者的代表。然　而在批判精神和叛

《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