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

逆精神一面，卢奇安跟后者是相通的。在一点上，翻译家周作人亦是　跟西方古代和现代知识分子神气相通。周作人自己一定没有意识到，启蒙主义已经浸透　到他的每一条血管里，包括启蒙主义知识分子难以更换的人类精神导师的道袍。周作人　与卢梭们的不同，或许在于他慢慢地不想做那一呼百应的神，只想做一个人。这恐怕主　要得益于古希腊文学和古代日本文学。”(注：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四川人民　出版社2001年版，第274页。)这位研究者用了一个词：慢慢地，来说明周作人从“五四　”初期的启蒙主义者到后来的变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使他“慢慢地”与卢梭式的启蒙　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是我说的“广场”的价值取向划分了界限，这个变化，也可以看　作是古希腊的雅典精神和古代日本文学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西方的哲学、历史和政治史的研究者早已经把古希腊的雅典精神与斯巴达精神视为欧　洲文化的两种源头。但在中国，似乎很少有人这么来理解西方文化的渊源。公开揭示出　这一现象并引起广泛注意的是顾准的遗著。顾准在研究古希腊政治制度的《僭主政治与　民主》一文里专门指出：“我们说西欧民主渊源于希腊民主是对的，但是说希腊政治除　了民主潮流而外没有别的潮流就不对了。希腊政治史和希腊政治思想史一样有两大潮流　汹涌其间，雅典民主的传统，和斯巴达民主集体主义、集体英雄主义……的传统，雅典　民主是从原始王政经过寡头政体、僭主政体而发展起来的，斯巴达传统则始终停留在寡　头政体的水平上。如果说雅典民主引起了世世代代民主主义者的仰慕，那么，必须承认　，斯巴达精神也是后代人仰慕的对象。”(注：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　994年版，第256页。)如果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知识分子充满着追求现　代性的意义的向西方攫取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同样会遭遇到两种传统的资源。在古希腊　的源头，所谓的雅典精神和斯巴达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对应性，某种意义上又　可以看作是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与民间岗位意识的区分标志，也可以看作是保　守主义思潮与激进主义思潮的区分标志。我想顾准在困厄中潜心研究这两种精神传统，　也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的。它们虽然来自于西方，但是都跟当时处于时代主流的新文学　思潮中的知识分子处境、追求倾向密切相关，跟他们自身的文化素养与教育传统也是密　切相关，所以它们就很容易也很快地传播到中国来，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实践结合成如此　密不可分的关系。
　　虽然周氏兄弟都是从中国文化传统熏陶中走出来的，可他们思想的出发点，他们所接　受的西方文化，都与西方文化中最古老的精神渊源相关。所以在这两位作家身上比较深　刻、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西文化在他们身上的结合，而不是那种捡到篮里就是菜的拿来　主义。他们都是超越了现实的制约，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在最根本处挖掘中西文化的源　泉的相同之处。这样一种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文化的精神，即使到今天也是很少的。我们　今天许多作家自称学习西方文学，只是随心所欲地读几本卡夫卡、纳博科夫、博尔赫斯　的书，就可以做导师了。但是，

谁拿起一本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的书，或者古希腊悲　剧，真要从源头开始学起呢?这是很困难的事。而像周作人，他是学了古希腊文去读希　腊语的书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所创造、所实践的两种学习西方文化的精神　，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深思。
　　收稿日期：2002-11-30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木右盾

《知识分子转型与新文学的两种思潮(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