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人的焦虑及其化解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人的焦虑及其化解
口林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恶劣的社会治安状况使美国人处于普遍的心理焦虑之中，给社会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那么美国人是如何消除焦虑、重树信心的呢？探讨这个问题可对我国当下化解社会焦虑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美国人焦虑的源起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治安状况持续恶化，城市犯罪率不断升高，到80年代末，美国的犯罪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以凶杀、强奸、绑架、斗殴为主的暴力犯罪持续增加，而入室盗窃、机动车盗窃等在内的财产犯罪增长尤其迅速，由“快克”等新型毒品引发的犯罪和违法活动频频发生。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谋杀犯罪率也是高居榜首，1991年每10万人谋杀犯罪率美国为13.3，加拿大为2.5，德国为1.0，日本为0.7，英国为1.0，法国为1.3。恶劣的社会治安环境对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引发人们的焦虑。
焦虑是“一种复杂、综合的不愉快情绪体验，常表现为紧张、不安、焦急、忧虑、害怕、恐惧、烦恼和痛苦，并伴有自主神经系统的激活”。适度的焦虑能够“激发斗志，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但是，犯罪引起的焦虑往往只有负面效应。对个人而言，长期、频繁的焦虑是一系列精神疾病的诱因。对社会而言，群体性的焦虑心理可能瓦解社会凝聚力，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成为流言、犯罪、暴乱的温床。美国人的焦虑恰恰即来自犯罪率的上升和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
二、美国人的焦虑及其表现
高犯罪率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成了美国人最严重的焦虑。人们对暴力犯罪充满恐惧，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们担心受到伤害而不敢外出，大约20%的美国白人一直或是常担心被谋杀，42.8%的黑人和47%的拉美裔一直或时常担心被袭击。此外，他们也对财产安全心存忧虑。据统计，66.6%的拉美裔和53%的黑人一直或时常担心自己家遭到入室盗窃，46%的白人也一直担心入室盗窃。1989年，有近一半的美国人不敢单独在晚上外出行走，因为他们既害怕外出时受到袭击，也担心外出时盗贼乘机入室作案。即使晚上就寝时，许多人也会床边放着棍棒或其他防身工具，以备不测。同时，由于人们减少外出机会，许多公共设施处于闲置状态，成了街头流浪汉和帮派活动的场所；许多人不敢在夜间出行，更多地留在家里，导致许多店铺、超市、饭店、酒吧、公共交通、休闲娱乐设施之类的商业、服务业和公共机构提前关门。这种情况又导致更严重的社会恐慌和焦虑。
犯罪高发地区居民的焦虑更为严重，他们报警的数量可以证明这一点。从1985年12月到1986年12月，明尼阿波利斯市有30万个犯罪报警电话，涉及115000个案发地点，但其中50.4%的报警电话来自3.3%的地区，这些正是恶性案件多发社区。生活在犯罪高发区的居民总是担心自己沦为犯罪的受害者，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迅速搬到治安条件较好的地方。此外，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和成长环境感到忧虑。当时青少年犯罪也十分严重，l8岁以下青少年因抢劫、盗窃被捕的比率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居民。青少年的恶性犯罪也呈高速增长趋势。14—17岁青少年中凶杀案的数量从1985年的每十万人中有7例增长到1994年的19.1例，增加了172%。家长寄希望于政府和学校能采取措施改善社会环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和学校无能为力，因此家长们也处于焦虑和失望之中。
在整个社会群体中，由于收入、种族、年龄、性别等差异，美国人的焦虑程度是不同的。首先，黑人等有色人种焦虑最为严重，因为黑人经常因为谋杀、强奸、绑架被捕，因而成为社会治安恶化的替罪羊。很多以白人为主的社区排斥黑人的迁入，有时甚至诉诸暴力，所以治安环境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种族歧视，从而使对社会治安的焦虑演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次，收入低的阶层焦虑比较严重，因为他们居住在保安措施不足、物业条件较差的社区，而这里是犯罪活动多发地带。再次，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少年、老人和妇女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弱，更容易成为违法犯罪分子的目标，他们对于治安问题的焦虑也比较强。
违法犯罪行为会直接引发受害者的情绪，而暴力犯罪对受害者的身心影响尤其严重。受害者常常心有余悸，惴惴不安。199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60%的强奸幸存者在被强奸以后的一段时间经历过创伤后心理障碍症，其中一些人还罹患重性抑郁和其他特别严重的心理失调。即使不是犯罪的直接受害者，也深受犯罪活动的伤害，因为一旦获知有人受害，受害者的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甚至与受害者不相干的其他人往往很自然地产生感同身受的心理，担心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样对犯罪产生焦虑心理。而现代通讯和媒体加剧了焦虑的蔓延和传染。当人们在收看血淋淋的犯罪录像时心灵常常受到震撼，结果引发了对犯罪的道德忧虑和对更大犯罪的社会群体焦虑，甚至是恐惧。
持续上升的城市犯罪率使人们对城市前途非常失望和担忧。60年代以后，美国城市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大城市社区几乎可以被看作犯罪的渊薮地。其中纽约表现最为典型，绝大部分类型的犯罪在80年代都达到了战后最高峰，1989年纽约暴力犯罪人数高达542932人，这是自1965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同样，1990年纽约市的汽车盗窃案件也多达惊人的187591起。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很类似，而抽样调查表明，“郊区居民无论在感觉，还是在行动上，都比城市社区的居民更安逸、更有安全感”。虽然美国政府先后采取过各种措施改善治安状况，但由于财政困难和警局腐败等问题，未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美国人对此充满不满与焦虑。
三、美国人化解焦虑之路
焦虑既有害个人健康，也有害于社会发展，美国政府决心治理焦虑。既然焦虑主要来自于城市犯罪，那么要消除心理焦虑，就必须从治理犯罪人手。
1．警局实施改革，严厉打击暴力犯罪，消除人们对生命财产安全的忧虑。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指挥下，各级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消灭犯罪。其中以纽约市最为突出，它一方面实施“零容忍”，对在公共场所之任何违法行为，即使再轻微，也绝不宽容地予以严厉制裁。因此，自1993年起，纽约市警察局规定，任何妨碍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人的焦虑及其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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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林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恶劣的社会治安状况使美国人处于普遍的心理焦虑之中，给社会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那么美国人是如何消除焦虑、重树信心的呢？探讨这个问题可对我国当下化解社会焦虑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美国人焦虑的源起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治安状况持续恶化，城市犯罪率不断升高，到80年代末，美国的犯罪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以凶杀、强奸、绑架、斗殴为主的暴力犯罪持续增加，而入室盗窃、机动车盗窃等在内的财产犯罪增长尤其迅速，由“快克”等新型毒品引发的犯罪和违法活动频频发生。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谋杀犯罪率也是高居榜首，1991年每10万人谋杀犯罪率美国为13.3，加拿大为2.5，德国为1.0，日本为0.7，英国为1.0，法国为1.3。恶劣的社会治安环境对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引发人们的焦虑。
焦虑是“一种复杂、综合的不愉快情绪体验，常表现为紧张、不安、焦急、忧虑、害怕、恐惧、烦恼和痛苦，并伴有自主神经系统的激活”。适度的焦虑能够“激发斗志，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但是，犯罪引起的焦虑往往只有负面效应。对个人而言，长期、频繁的焦虑是一系列精神疾病的诱因。对社会而言，群体性的焦虑心理可能瓦解社会凝聚力，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成为流言、犯罪、暴乱的温床。美国人的焦虑恰恰即来自犯罪率的上升和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
二、美国人的焦虑及其表现
高犯罪率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成了美国人最严重的焦虑。人们对暴力犯罪充满恐惧，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落到自己头上。他们担心受到伤害而不敢外出，大约20%的美国白人一直或是常担心被谋杀，42.8%的黑人和47%的拉美裔一直或时常担心被袭击。此外，他们也对财产安全心存忧虑。据统计，66.6%的拉美裔和53%的黑人一直或时常担心自己家遭到入室盗窃，46%的白人也一直担心入室盗窃。1989年，有近一半的美国人不敢单独在晚上外出行走，因为他们既害怕外出时受到袭击，也担心外出时盗贼乘机入室作案。即使晚上就寝时，许多人也会床边放着棍棒或其他防身工具，以备不测。同时，由于人们减少外出机会，许多公共设施处于闲置状态，成了街头流浪汉和帮派活动的场所；许多人不敢在夜间出行，更多地留在家里，导致许多店铺、超市、饭店、酒吧、公共交通、休闲娱乐设施之类的商业、服务业和公共机构提前关门。这种情况又导致更严重的社会恐慌和焦虑。
犯罪高发地区居民的焦虑更为严重，他们报警的数量可以证明这一点。从1985年12月到1986年12月，明尼阿波利斯市有30万个犯罪报警电话，涉及115000个案发地点，但其中50.4%的报警电话来自3.3%的地区，这些正是恶性案件多发社区。生活在犯罪高发区的居民总是担心自己沦为犯罪的受害者，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迅速搬到治安条件较好的地方。此外，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和成长环境感到忧虑。当时青少年犯罪也十分严重，l8岁以下青少年因抢劫、盗窃被捕的比率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居民。青少年的恶性犯罪也呈高速增长趋势。14—17岁青少年中凶杀案的数量从1985年的每十万人中有7例增长到1994年的19.1例，增加了172%。家长寄希望于政府和学校能采取措施改善社会环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和学校无能为力，因此家长们也处于焦虑和失望之中。
在整个社会群体中，由于收入、种族、年龄、性别等差异，美国人的焦虑程度是不同的。首先，黑人等有色人种焦虑最为严重，因为黑人经常因为谋杀、强奸、绑架被捕，因而成为社会治安恶化的替罪羊。很多以白人为主的社区排斥黑人的迁入，有时甚至诉诸暴力，所以治安环境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种族歧视，从而使对社会治安的焦虑演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其次，收入低的阶层焦虑比较严重，因为他们居住在保安措施不足、物业条件较差的社区，而这里是犯罪活动多发地带。再次，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少年、老人和妇女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弱，更容易成为违法犯罪分子的目标，他们对于治安问题的焦虑也比较强。
违法犯罪行为会直接引发受害者的情绪，而暴力犯罪对受害者的身心影响尤其严重。受害者常常心有余悸，惴惴不安。1990年的一项研究表明：60%的强奸幸存者在被强奸以后的一段时间经历过创伤后心理障碍症，其中一些人还罹患重性抑郁和其他特别严重的心理失调。即使不是犯罪的直接受害者，也深受犯罪活动的伤害，因为一旦获知有人受害，受害者的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甚至与受害者不相干的其他人往往很自然地产生感同身受的心理，担心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样对犯罪产生焦虑心理。而现代通讯和媒体加剧了焦虑的蔓延和传染。当人们在收看血淋淋的犯罪录像时心灵常常受到震撼，结果引发了对犯罪的道德忧虑和对更大犯罪的社会群体焦虑，甚至是恐惧。
持续上升的城市犯罪率使人们对城市前途非常失望和担忧。60年代以后，美国城市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而大城市社区几乎可以被看作犯罪的渊薮地。其中纽约表现最为典型，绝大部分类型的犯罪在80年代都达到了战后最高峰，1989年纽约暴力犯罪人数高达542932人，这是自1965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同样，1990年纽约市的汽车盗窃案件也多达惊人的187591起。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很类似，而抽样调查表明，“郊区居民无论在感觉，还是在行动上，都比城市社区的居民更安逸、更有安全感”。虽然美国政府先后采取过各种措施改善治安状况，但由于财政困难和警局腐败等问题，未能取得很好的效果。美国人对此充满不满与焦虑。
三、美国人化解焦虑之路
焦虑既有害个人健康，也有害于社会发展，美国政府决心治理焦虑。既然焦虑主要来自于城市犯罪，那么要消除心理焦虑，就必须从治理犯罪人手。
1．警局实施改革，严厉打击暴力犯罪，消除人们对生命财产安全的忧虑。在美国联邦政府的指挥下，各级地方政府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消灭犯罪。其中以纽约市最为突出，它一方面实施“零容忍”，对在公共场所之任何违法行为，即使再轻微，也绝不宽容地予以严厉制裁。因此，自1993年起，纽约市警察局规定，任何妨碍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人的焦虑及其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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