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从1949年以后开始衰落；到1979年　以后才开始反弹；经过80年代的飙升，到了90年代以后尽管复旧之风不绝如缕，但终究　是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文化语境。现在，在文化层面和文学层面，我们将开始进入与世　界文化和文学真正对话的格局，中国文学可以说基本上融入了世界文学发展历史进程的　长河之中，初步构成与世界文化和文学“对等”的对话的关系。而我们的文化和文学反　弹到这样一个地步，恰恰是由于经济上首先与世界接轨的结果。相比之下，中国在进入　WTO以后，肯定不会只停滞在经济层面的互动上，肯定要进入相应的文化与文学层面。　在这种文学发展图表的提示下，从选择方法的角度上来说，没有世界文化的参照系是更　不可行的。如果要以世界文化和文学进程一直向上的坐标为参照，那就是要以欧洲文化　与文学，更进一步说，是欧美文化与文学为比照内容。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以往文　学史的研究中恰恰很少顾及这一参照系。当然，梳理文学史并不是简单地作平行的比较　文学的研究，而是要获得一种开阔的世界文化与文学背景作为自身的参照视阈，惟有此　，我们才能从中发现和认知很多文学史上有价值的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的细节问题。
　　也只有在这样的比照下，才可能清晰地理解“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中的一批　批作家为什么会改变自己的人文价值立场，成为只会写颂歌和战歌的被动写作者而进入　“共和国文学史”的事实。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中，我们的诗歌只发出了两种声音：　一种是“颂歌”，一种是“战歌”，它符合了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就此而言，它完全　是旧体制文化与文学封闭的结果，是值得深刻反思的文学与文本现象。只有将它们放在　世界文学的大文化语境当中，我们才能从时空的距离中获得真谛，研究格局与思维一旦　突破了陈旧方法的藩篱，我们就可以对文学史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无论是文学事件、文　学思潮、文学观念，都可以寻求另一种更深意义上的解读与界说。
　　同样，我们对“八十年代文学”和“九十年代文学”的历史评判更应该保持一种严谨　的治史态度，因为它所面临的是历史的首次筛选，是考验我们历史眼光与审美眼光的重　要环节。当80年代中国大陆逐渐进入现代性文化语境的时候，我们还没有体味到西方文　学的“恶之花”的后果，就进入了对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狂欢之中了。“无　论在哪个时代，现代和现代主义的时代感总是处于形成过程中。它也许变成新的，不同　于以往的；也许破坏旧的，成为混乱甚至破坏的执行者。”“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席　卷一切的一种现象势必波及我们的时代。该词或其意义实际上在前此的用法中充满了重　重矛盾。比方说，我们通常誉为现代主义运动开山祖的波德莱尔把现代性说成是昙花一　现的，不稳定的，仅止半个艺术，而另一半才是永恒的。”[4]所以，当我们重新回眸　这20多年文学进程的时候，就会有那种与身在其中时的迥然不同的感受。从“朦胧诗”　到“现代派”；从“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从“新写实”到“新生代”……在眼　花缭乱的创作思潮当中，我们真切地看到了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一幕幕上演。对于这　些站在潮头上的文学创作，我们应该持有一个充分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将它们　从纷繁的理论烟雾中解放出来，还其一个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因此，更准确地梳理近20　年来的文学进程，让它在首次进入文学史时少留下一些遗憾，则是我们的历史叙写追求　。
　　总之，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的指导思想是：要具有自觉的历史感，但不为客　观历史所束缚。既然是文学的历史，就要体现出历史感，现在有很多书缺乏这方面的自　觉。前面提到的“混合主义”以及“新左派”、“后现代”的种种观念就是舍弃了历史　感。马克思、恩格斯都很强调历史感，一是要承认历史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二是要承认　这个发展过程内部前后有密切的联系。中国文学史，从文学史的“长时段”来说，它只　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　殊的阶段。我们站在“现在时”的立足点上可以叫1949年以来这一时段的文学为“中国　当代文学”，然而在未来(比如设想在半个世纪以后)的文学史著作中，它将不可能再这　样被命名。但这样的“史段命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不失历史感，准确地把握　这一史段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这一史段不是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不能离开特定历　史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同时，我们在拥有充分的历史感的同时，还要拥有再创造　历史的清晰的文化批判意识。
　　因此，在面对许多具体文学现象和文学文本分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历史进行“思　想的考古”。比如，针对文学史叙写中肯定“样板戏”和为政治服务文本的文学史叙写　思潮所造成的历史迷雾，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从“文革”前期到“文革”期间“样板戏　”普及的历史过程写得更详细充分一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的叙写中获得价值　评判的思想资源。我们只有充分地认识到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背景，才能真正地体　现出强烈的、而且是真实的历史感。
　　50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20世纪初到现在的一　百多年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其中有曲折，有断裂，有变形，并呈现出革命化与现代　化的交叉矛盾状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化有时推动现代化，有时候又阻碍现代　化，当革命化代表了先进的要求来冲击旧体制的时候，它推动现代化，但当革命化一旦　形成一种带有封闭性的高度的政治专权，就会阻碍现代化。所以我们就应该区别五四革　命和以后的伪革命的本质的区别。比

如国民党40年代的腐败政治文化以及“文革”时期　的极左政治文化，这个时期的革命化就是阻碍现代化的，是伪革命。在此，我们应该强　调和关注那些特殊历史时段中人的精神生活层面的一些东西。
　　过去所强调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中的许多有影响的作品，现在也应该历　史地被列入重新审视的范畴的，我们的文学史一定要涉及。其理由是，它们参与了当时　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塑造。我们应该对精神生活有一个比较宽泛的解释，因为它是　中性的，所有的精神性的东西，包括作为一种被扭曲了的精神生活，被毒化的精神生活　和意识形态生活，也应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生活。“十七年”和“文革”那个时代　的人也有精神生活，不过是一种被扭曲的被异化的精神生活，是一种不正常的现代社会　中现代人不应有的精神生活。可以说，那个时代的人没有现代意识的精神生活，因为没　有现代人应享有的人的生存空间和基本权利，没有个人性，没有主体性，那是被强加而　不自知的精神生活。我们把精神生活这个概念做为我们文学史里的核心概念之一，可以　解决很多文学史的难题。如果我们在每一章里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评价作品　，认识到一些作品怎样曾经参与了对当代50年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塑造，甚至是一种扭曲　的强加的奴化的，它曾经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也许我们就会拨开层　层叠叠的理论和思想迷雾，在叙述当代文学50年的历史时，尽量努力去缝合价值立场与　历史情境之间的错位和裂隙。
　　对关键词的重新清理和厘定是文学史叙写的另一个关键所在。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文　学的历史，有一系列的关键词需要加以廓清，并需要对它们重新进行批判性的认识。比　如“深入生活”的提法，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是创作的源泉，没有生活体验就无法写作，　这本是创作的基本常识问题。外国作家不提“深入生活”并不是说不要生活，而是强调　作家体验到的独特生活，它涉及到每个作家生活的人生经验与感悟等丰富的情感内涵。　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却将这个常识注入了很特殊的内容，演变为强迫作家下去进行　思想改造的机制。“深入生活”至今仍然还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话语词条。事实证明　，凡是带着主观设定的问题、带着强加的政治任务去“深入生活”者，写出的作品是很　少有成功的，包括最高明的作家像赵树理在内。因为它根本违背了文学本身的创作规律　。同样，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词条，这是建国后评论文章中使用得极为　频繁的话语，是随时可以戴在作家头上的一顶帽子，事实上这是乌托邦话语和封建专制　主义之下为了排挤知识分子而虚造的一个话语体系。再如“时代精神”这个关键词也用　得非常混乱，动辄评价某某文学作品反映了“时代精神”，它成为话语霸权者的一个“　奖牌”。另外，“民族化”、“大众化”、“党性”、“人民性”、“革命现实主义”　、“两结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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