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
公度并其友沈刺史、杨户部、王明经昆季，同来赴饮。酒半酣，公度盛稿于囊，纳诸穴中，掩以土，浇酒而祝曰：一卷诗兮一ｐóｕ＠③土，诗与土兮共千古，乞神物兮护持之，葬诗魂兮墨江浒。余和之曰：咏琐事兮着意新，记旧闻兮事事真，诗有灵兮土亦香，吾愿与丽句兮永为邻。沈刺史等皆有和作，碑隘不及刊。明治己卯九月，桂阁氏撰并书。
广群＠④刻。
大河内的私邸所在，在东京浅草区今户町14番地（后增筑扩建到13番地），是庭园宽广的高级宅邸，大门旁竖有石碑，上刻“桂林庄”三字。宅邸面临墨川（墨江），即今之隅田川（当时称墨田川或角田河，因“墨”、“角”、“隅”三字的日语读音都是sumi的缘故。今浅草划归台东区，它的东面是墨田区）。因风景美丽，大河内宅邸的一部现在划为隅田公园。现在诗碑已移至今ｑí＠⑤玉县新座市附近的平林寺。当时知此事者甚少。
1940年时，实藤惠秀已对黄遵宪研究产生兴趣，并闻知平林寺有黄的诗碑，便与今关天彭(1882-1970)教授同去平林寺探访。今关是石川鸿斋的门人，擅于汉诗文，对黄遵宪的才学知之甚详。他俩至平林寺后，发现诗碑立于寺庙本堂的正面，保存得很好。实藤将碑文抄下，译为日文，今关作了一首七言绝句云：“笑葬诗魂东海滨，未容佳话散成尘，夕阳闲扫苍苔读，谁料风流亦夙因。”这次探访诗碑的记事，实藤以《平林寺与黄遵宪的诗碑》为题，揭载于《中国文学》第65号（1940年9月1日），并将诗碑的原文、译文，以及今关的绝句都公布了出来。
诗碑为什么由东京的浅草搬移到平林寺呢？据大河内辉声之子辉耕（子爵，贵族院议员）说，明治40年左右，由浅草搬家到新宿的新居时，乃将诗碑移至平林寺。这是因为该寺有大河内家历代祖先的坟墓，就连他的亡父辉声的遗骨（大河内辉声于1882年8月去世，年35岁）也葬于此寺。为了保存有纪念意义的石碑，故将它移至此寺保管。
1943年7月，丰田穰、实藤惠秀二人合译的定本《日本杂事诗》刊出后，实藤赠送了一本给大河内辉耕，请他指正。辉耕得此书后大为欣喜，遂忆起亡父的事，说：“我的父亲很喜欢同中国人笔谈。这些笔谈记录都保存在平林寺，愿意不愿意去看一看？”实藤立即回答：“那太好啦！务必拜托。”辉耕说：“让我首先告诉寺庙的住持，请他准备一下，你随时都可以去看。”（注：〔日〕实藤惠秀编译：《大河内文书》，东京，平凡社1964年版，第232页。）这么一来，就打开了发现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等日本名士们笔谈遗稿的门路。
11月14日，实藤与丰田同往平林寺，住持白水敬山禅师亲自向导，将保存在仓库里的遗稿都拿了出来，分量之多，远出丰田、实藤二人意料之外，使得他俩大吃一惊！
笔谈纸片上满写着一问一答的记录。这些纸片都按年月裱装成册，在每册的封面标出某年某月的笔话，并注上号码。由此可知大河内辉声对笔话记录是多么珍爱！但是他去世后，这些装订好的笔话藏在平林寺的仓库里数十年，似乎无人翻阅，因此，有的被蛀蚀，有的封面脱落，有的去向不明。经过检索整理，计有：
罗源帖（1875-1876年），原有18本，现存16本。
丁丑笔话（1877年），原有7本，现存1本。
戊寅笔话（1878年），原有26本，现存25本。
己卯笔话（1879年），原有16本，现存2本。
庚辰笔话（1880年），全10本。
ｑī＠⑥园笔话（1881-1882年），全17本。
韩人笔话，全1本。
书画笔话，全1本。
总共有94本。现存者71本，缺23本。其数相当可观。（注：实藤惠秀编译：《大河内文书》，第234-235页。另外参阅实藤惠秀《清代中日文人笔话手稿的发现和整理》及《黄遵宪与源桂阁初次笔谈》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揭载于《南洋学报》第17卷第1期，1961年1月。）
当时，实藤从平林寺借出7本携回抄写。1944年秋抄完后，再借出6本继续抄写。1944年秋，美机轰炸东京日甚一日，但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中美英苏正式投降时为止，实藤抄写笔话遗稿的工作从未间断过。他的为学精神，令人钦佩！
大战结束后，与实藤共同研究黄遵宪的丰田穰已去世，而且，这时实藤要把1939年刊印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加以修正、增补，几无时间去整理所抄写的黄遵宪笔话。但是1961年他突然接到郑子瑜编辑的《人境庐丛考》（新加坡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知道海外的中国人也有研究黄遵宪的，而且，不久又收到周作人介绍此书的来信，于是就写信给郑子瑜，说明黄遵宪笔话遗稿发现的经过，并请郑来日本共同从事研究。（注：实藤惠秀：《清代中日文人笔话手稿的发现和整理》，《南洋学报》第17卷第1期。）至此，黄遵宪笔话遗稿的问世为期不远了。
1962年4月，郑子瑜由新加坡来日，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与实藤开始共同研究，利用的是实藤的手抄本及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摄制的平林寺所藏的所有笔话遗稿缩微胶卷。但是由于遗稿的数量很多，绝非短期间能整理、编校完成，而且，郑来日，为期仅数月。因此，他们作了如此的约定：(1)郑将早稻田大学摄制的笔话全部遗稿胶卷复制一份带回新加坡。(2)二人共同编校、整理，约定于1964年以前完成。(3)以两人编校、整理的名义出版。（注：实藤惠秀：《清代中日文人笔话手稿的发现和整理》，《南洋学报》第17卷第1期。）
虽经双方共同努力，笔话遗稿的编校、整理工作还是较原定计划晚了一年，至1965年才完成。但是纯学术的研究资料，非为一般出版社乐于刊印，因此拖延到1968年5月，由新加坡黄望青提供出版资助，并得到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的大力支持，终于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为题名刊印了出来。这第一手珍贵参考史料的问世，给黄遵宪研究带来了新气象。
四、黄遵宪研究的推进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全文都是中文，虽出版于日本，但是，战后一代的日本人能读此书的为数有限。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实藤惠秀乃根据笔话遗稿，编译了一本《大河内文书》，副题是“明治日中文化人的交游”，编入平凡社（东京）的东洋文库刊行于世。这本书与《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不同，它不是以黄遵完为中心而编译的，而是从笔话遗稿中选出有趣而重要的一小部分译出，而且，它的编排与标题也有独到之处。今将它的目录抄录如下：(1
以上总计20章，译文及说明都使人读之轻松而有趣。其中，除第4章“黄遵宪”外，黄参与笔谈的有第1、9、11、12、13、14、17各章。特别是第12章“向岛的观花赏樱”里，有黄遵宪的七言绝句，不见于《日本杂事诗》，今录于下：“长堤十里看樱桃，裙屐风流此一遭，莫说少年行乐事，登楼老子兴尤高。”此诗成于1878年4月16日，正是樱花盛开季节，墨江（隅田川）堤岸的景色更显得美丽好看。
总之，通过《大河内文书》的笔话，使我们了解了明治时代中日两国文人交游的雅趣。
那么，《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的编校与整理又怎样呢？
此书是以黄遵宪的笔话为中心而编校的。黄于1877年12月20日初抵东京后，至次年3月3日，在东京芝山月界院的中国公使馆里，与来访的大河内辉声（源桂阁）第一次晤面笔谈。黄的自我介绍是：“仆黄姓，名遵宪。前闻梅史盛推阁下，亟欲一见。”这份笔谈记录保存在前揭《戊寅笔话》第4本里。因此，这本书收录的笔话始自《戊寅笔话》第4本，即自戊寅（1878年）3月3日至第26本的12月15日止，计有35次笔谈。其次是《己卯笔话》第15、16两本，即自己卯（1879年）12月8日至同月24日止，计有3次笔谈。再其次是《庚辰笔话》第4、7两本，即自庚辰（1880年）2月2日至4月9日止，计有3次笔谈。总计起来有41次笔谈，以戊寅年为最多，而己卯及庚辰两年为最少。这是由于原本欠 《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206451.html
广群＠④刻。
大河内的私邸所在，在东京浅草区今户町14番地（后增筑扩建到13番地），是庭园宽广的高级宅邸，大门旁竖有石碑，上刻“桂林庄”三字。宅邸面临墨川（墨江），即今之隅田川（当时称墨田川或角田河，因“墨”、“角”、“隅”三字的日语读音都是sumi的缘故。今浅草划归台东区，它的东面是墨田区）。因风景美丽，大河内宅邸的一部现在划为隅田公园。现在诗碑已移至今ｑí＠⑤玉县新座市附近的平林寺。当时知此事者甚少。
1940年时，实藤惠秀已对黄遵宪研究产生兴趣，并闻知平林寺有黄的诗碑，便与今关天彭(1882-1970)教授同去平林寺探访。今关是石川鸿斋的门人，擅于汉诗文，对黄遵宪的才学知之甚详。他俩至平林寺后，发现诗碑立于寺庙本堂的正面，保存得很好。实藤将碑文抄下，译为日文，今关作了一首七言绝句云：“笑葬诗魂东海滨，未容佳话散成尘，夕阳闲扫苍苔读，谁料风流亦夙因。”这次探访诗碑的记事，实藤以《平林寺与黄遵宪的诗碑》为题，揭载于《中国文学》第65号（1940年9月1日），并将诗碑的原文、译文，以及今关的绝句都公布了出来。
诗碑为什么由东京的浅草搬移到平林寺呢？据大河内辉声之子辉耕（子爵，贵族院议员）说，明治40年左右，由浅草搬家到新宿的新居时，乃将诗碑移至平林寺。这是因为该寺有大河内家历代祖先的坟墓，就连他的亡父辉声的遗骨（大河内辉声于1882年8月去世，年35岁）也葬于此寺。为了保存有纪念意义的石碑，故将它移至此寺保管。
1943年7月，丰田穰、实藤惠秀二人合译的定本《日本杂事诗》刊出后，实藤赠送了一本给大河内辉耕，请他指正。辉耕得此书后大为欣喜，遂忆起亡父的事，说：“我的父亲很喜欢同中国人笔谈。这些笔谈记录都保存在平林寺，愿意不愿意去看一看？”实藤立即回答：“那太好啦！务必拜托。”辉耕说：“让我首先告诉寺庙的住持，请他准备一下，你随时都可以去看。”（注：〔日〕实藤惠秀编译：《大河内文书》，东京，平凡社1964年版，第232页。）这么一来，就打开了发现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等日本名士们笔谈遗稿的门路。
11月14日，实藤与丰田同往平林寺，住持白水敬山禅师亲自向导，将保存在仓库里的遗稿都拿了出来，分量之多，远出丰田、实藤二人意料之外，使得他俩大吃一惊！
笔谈纸片上满写着一问一答的记录。这些纸片都按年月裱装成册，在每册的封面标出某年某月的笔话，并注上号码。由此可知大河内辉声对笔话记录是多么珍爱！但是他去世后，这些装订好的笔话藏在平林寺的仓库里数十年，似乎无人翻阅，因此，有的被蛀蚀，有的封面脱落，有的去向不明。经过检索整理，计有：
罗源帖（1875-1876年），原有18本，现存16本。
丁丑笔话（1877年），原有7本，现存1本。
戊寅笔话（1878年），原有26本，现存25本。
己卯笔话（1879年），原有16本，现存2本。
庚辰笔话（1880年），全10本。
ｑī＠⑥园笔话（1881-1882年），全17本。
韩人笔话，全1本。
书画笔话，全1本。
总共有94本。现存者71本，缺23本。其数相当可观。（注：实藤惠秀编译：《大河内文书》，第234-235页。另外参阅实藤惠秀《清代中日文人笔话手稿的发现和整理》及《黄遵宪与源桂阁初次笔谈》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都揭载于《南洋学报》第17卷第1期，1961年1月。）
当时，实藤从平林寺借出7本携回抄写。1944年秋抄完后，再借出6本继续抄写。1944年秋，美机轰炸东京日甚一日，但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中美英苏正式投降时为止，实藤抄写笔话遗稿的工作从未间断过。他的为学精神，令人钦佩！
大战结束后，与实藤共同研究黄遵宪的丰田穰已去世，而且，这时实藤要把1939年刊印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加以修正、增补，几无时间去整理所抄写的黄遵宪笔话。但是1961年他突然接到郑子瑜编辑的《人境庐丛考》（新加坡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知道海外的中国人也有研究黄遵宪的，而且，不久又收到周作人介绍此书的来信，于是就写信给郑子瑜，说明黄遵宪笔话遗稿发现的经过，并请郑来日本共同从事研究。（注：实藤惠秀：《清代中日文人笔话手稿的发现和整理》，《南洋学报》第17卷第1期。）至此，黄遵宪笔话遗稿的问世为期不远了。
1962年4月，郑子瑜由新加坡来日，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与实藤开始共同研究，利用的是实藤的手抄本及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摄制的平林寺所藏的所有笔话遗稿缩微胶卷。但是由于遗稿的数量很多，绝非短期间能整理、编校完成，而且，郑来日，为期仅数月。因此，他们作了如此的约定：(1)郑将早稻田大学摄制的笔话全部遗稿胶卷复制一份带回新加坡。(2)二人共同编校、整理，约定于1964年以前完成。(3)以两人编校、整理的名义出版。（注：实藤惠秀：《清代中日文人笔话手稿的发现和整理》，《南洋学报》第17卷第1期。）
虽经双方共同努力，笔话遗稿的编校、整理工作还是较原定计划晚了一年，至1965年才完成。但是纯学术的研究资料，非为一般出版社乐于刊印，因此拖延到1968年5月，由新加坡黄望青提供出版资助，并得到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的大力支持，终于以《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为题名刊印了出来。这第一手珍贵参考史料的问世，给黄遵宪研究带来了新气象。
四、黄遵宪研究的推进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全文都是中文，虽出版于日本，但是，战后一代的日本人能读此书的为数有限。为促进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实藤惠秀乃根据笔话遗稿，编译了一本《大河内文书》，副题是“明治日中文化人的交游”，编入平凡社（东京）的东洋文库刊行于世。这本书与《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不同，它不是以黄遵完为中心而编译的，而是从笔话遗稿中选出有趣而重要的一小部分译出，而且，它的编排与标题也有独到之处。今将它的目录抄录如下：(1
)桂林庄的主人。(2)中国公使一行来日。(3)公使何如璋。(4)黄遵宪。(5)公使的答礼。(6)中国的古乐。(7)曾根俊虎。(8)副岛种臣。(9)异想天开的笔谈。(10)森春涛。(11)观花赏樱的预告。(12)向岛的观花赏樱。(13)与童子的笔谈。(14)以狗与猴子为比喻的对话。(15)依田百川。(16)引出话题来。(17)“培元安神汤”特效药。(18)大久保利通之死。(19)不是“同文”。(20)话谈服装。
以上总计20章，译文及说明都使人读之轻松而有趣。其中，除第4章“黄遵宪”外，黄参与笔谈的有第1、9、11、12、13、14、17各章。特别是第12章“向岛的观花赏樱”里，有黄遵宪的七言绝句，不见于《日本杂事诗》，今录于下：“长堤十里看樱桃，裙屐风流此一遭，莫说少年行乐事，登楼老子兴尤高。”此诗成于1878年4月16日，正是樱花盛开季节，墨江（隅田川）堤岸的景色更显得美丽好看。
总之，通过《大河内文书》的笔话，使我们了解了明治时代中日两国文人交游的雅趣。
那么，《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的编校与整理又怎样呢？
此书是以黄遵宪的笔话为中心而编校的。黄于1877年12月20日初抵东京后，至次年3月3日，在东京芝山月界院的中国公使馆里，与来访的大河内辉声（源桂阁）第一次晤面笔谈。黄的自我介绍是：“仆黄姓，名遵宪。前闻梅史盛推阁下，亟欲一见。”这份笔谈记录保存在前揭《戊寅笔话》第4本里。因此，这本书收录的笔话始自《戊寅笔话》第4本，即自戊寅（1878年）3月3日至第26本的12月15日止，计有35次笔谈。其次是《己卯笔话》第15、16两本，即自己卯（1879年）12月8日至同月24日止，计有3次笔谈。再其次是《庚辰笔话》第4、7两本，即自庚辰（1880年）2月2日至4月9日止，计有3次笔谈。总计起来有41次笔谈，以戊寅年为最多，而己卯及庚辰两年为最少。这是由于原本欠 《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