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

，对战国时期、秦汉时期用墨甚多，见解也新颖独特。该书还注重典章制度的分析、社会生活的考察以及民族的形成、思想的递进、风俗习惯的变异等的评说，在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在体例上，该书首次使用篇、章、节来编排，前后连贯，又相对独立。即使在文字叙述上，也革新求变，和旧史书大相迥异，创造了一种新的史书文体。总之，《中国古代史》是近代新史学的拓荒之作，昭示着中国新史学的开始。令人遗憾的是，像这样的扛鼎之作，在辛亥革命时期寥寥无几。实事求是地讲，辛亥时期的史学界是学理的解放和革新的时期，而不是高水平的史学繁荣期。
　　“文学改良”和“史学革命”大体相近，只是涉及的面更广泛一些。1902年，梁启超在他创办的《新小说》杂志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标志着“文学改良”的开始。梁启超一反中国传统将小说归为文学的“末流”及认为小说“诲淫诲盗”、于世“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不正确看法，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社会功能。文章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支配人道故”。[9]（1902年第1期）
　　梁启超此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批有影响的学界名流纷纷著文赞同和发挥梁的论点。夏曾佑在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原理》，把欧美、日本的强盛都归之为小说的发达。其中说：
　　“欧美化民，多由小说；扶桑崛起，推波助澜。其从事于此者，率皆名公巨卿，魁儒硕颜。察天下之势，洞人类之颐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以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积弊之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10]（1903年第3期）
　　正是认识到了小说如此强大社会功能，学界许多有识之士才开始大办小说杂志，全力投身小说创作，同时大量翻译欧美和日本的小说作品，一时间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小说大繁荣。那时有影响的小说杂志就有近20种，而且涌现了公认的《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和《绣像小说》四大权威杂志。小说的种类也层出不穷，什么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幻小说、历史小说、公案小说、侦探小说、军事小说、言情小说等应有尽有。1908年后鸳鸯蝴蝶派的出现，进一步将言情小说推向了高潮。据权威人士统计，辛亥革命时期的单行本小说“至少在两千种以上”。[11](P197)在小说潮的带动下，产生了公认的《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和《孽海花》四大谴责小说，这标志着那时的小说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并显示出新的特点：一、在创作思想上坚持批判现实主义，贴近社会现实，反映社会问题，揭露官场及生活中的各种丑恶现象，提倡社会改革，向往美好生活；二、在创作手法上，多吸收《儒林外史》的表现手法，以短篇凑长篇，用许多相对独立但内容相近的故事合为一本大书；三、在艺术成就上显现出急就章的倾向，多数作品艺术性不高。急速变化的动荡社会，反映在小说创作上也是十分浮躁，求快而欠磨炼，难以产生学术精品。但是，从中国小说历史长河去观察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是最关键的一个转折时期，由此才进入了新小说的腾飞期。
　　与小说繁荣互为表里的是诗歌、戏曲、音乐的新飞跃。戊戌维新时期突起的“诗界革命”，在辛亥时期又进一步发展，诗歌的爱国倾向和现实主义精神更加昂扬。黄遵宪、丘逢甲为代表的“新学诗”十分流行。设立于苏州的南社兴旺发达，还在各地设立了越社、辽社、淮南社等分社，聚集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新知识分子，所创作的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而戏剧的繁荣，又促进了诗歌及文艺创作的发展。1904年出现了近代第一个戏剧专业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以此为阵地，努力宣传戏曲的社会功能，大力呼吁组织“梨园革命军”。陈独秀著文指出：戏曲是“社会改良的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9]（1905年第14期）在陈去病、汪笑侬、李叔同等一批戏曲改革者的积极推进下，不仅传统的京剧和地方戏在清末民初有较大发展，而且在1907年，随着“春柳社”、“春阳社”、“进化团”等话剧社团的涌现，话剧被从日本引入了中国，给中国戏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此同时，西洋音乐、绘画等也涌入中国。尤其是1907年音乐课正式进入新式学堂之后，伴随着学堂歌曲的发展，音乐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虽然那时的学术界还来不及对这些新生事物加以深刻的学理上的探讨，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并没有出现，但这毕竟给文艺界注入了新鲜血液，是值得庆祝的一件幸事。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改良”新潮的冲击下，中国最早的文学史也应运而生了。1904年，20多岁的北大教授林传甲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观点和方法虽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却是中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几乎与此同时，黄人用了7年的时间，在1910年完成了内容新颖的《中国文学史》，被学界视作研究文学史的奠基之作。该书受西方文化和“文学改良”思潮的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比较系统地评述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改变了不少传统的观点，给小说以一定的地位，同时吸收了西方的美学理论，提出文学

的真谤就是追求真、善、美，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求真明善”。[12]五四以后的文学史论著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这部文学史的影响。比黄人取得更显著成果的是王国维。他应用西洋哲学重新研究《红楼梦》，于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认为该书的主旨是“写人生男女之欲”，“及如何解脱之道”，“其中人物，多为此欲所困苦，贾宝玉初亦备尝男女之欲的苦痛，其后弃家为僧，否认生活之欲，是为解脱”。[3](P33)在王国维看来，人生即欲望；欲望即生活；人的欢乐痛苦皆由于欲望所致。而一切欲望之中，男女之欲压倒一切。《红楼梦》的高人之处就在于将此高深的哲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此论一出，开辟了研究《红楼梦》的新视角，为许多人所赞许。1910年，王国维又完成了他的不朽名著《人间词话》，以其独特的美学思维，按照“意境”的基本思路，从“自然境”、“心境”、“心物境”等多个侧面轻松自如地评说了中国诗词的演变历程。1913年，王国维写就了《宋元戏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在追述了宋以前的戏曲渊源之后，对宋代的滑稽戏、小说杂戏、乐曲以及元杂剧、元剧的结构等作了全方位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经典之作。时人评论此书是前无古人，“虽不敢云后无来者”，但想超越极为困难。[13]（第1卷第3期）平心而论，王国维这些学术成就，不仅初步奠定了他崇高的学术地位，也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学术界增加了新的亮点。
　　　　三
　　中国近代许多新学科是在辛亥革命时期初步确立的，例如社会学、哲学、教育学、军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即使像自然科学领域的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和地理学等，虽然出现较早，但比较规范的学术研究，也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才起步的。这些新学科，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起了意想不到的分解作用，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增加了新内容，推进了中国学术的近代化进程。
　　1.社会学。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一些维新志士已经注意到了西方的社会学，并零星地有所介绍。严复1898年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取名《群学肄言》，发表在天津的《国闻报》上，被认为是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标志。但此书1903年才由文明编译局出版。而章太炎所译的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则在1902年由广智书局出版，较严复将社会学译为“群学”来讲，章氏的社会学影响面要广得多，并最后被全社会所接受。章太炎对社会学情有独钟，认为找到了一个研究社会的新的途径，他和梁启超讨论编中国通史时，曾主张广泛吸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在《社会学自序》中称：
　　“社会学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

《辛亥革命时期学术文化的变迁(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