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9～250页。）。告诫国人要注意自身的修养。
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对儒家那套修齐治平的理论虽十分推崇，但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他强调指出，在恢复了我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但是，我们能否把欧美的长处学到手呢？他对此充满信心。说“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孙中山认为，“我们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他列举了中国古代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发明创造，来说明“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0～251页。）。
孙中山是一位胸怀大志、放眼世界的革命家，他既立足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又不忘记中国对于世界人类应尽的责任。他提醒国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要济弱扶倾”，“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所说的“国粹”，指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固有道德指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观念；固有知识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人生信条；固有能力指的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发明创造能力，如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
浏览孙中山的全部著述，他心目中的“国粹”远不止这些。如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他就曾一再予以肯定。武昌起义后，他在欧洲发表演说，说革命后将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汉文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在1919年出版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中，他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连语言文字都要废除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说废除中国文字，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此外，中国的诗词、饮食、烹调等，都是他心目中的“国粹”。
他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更是十分向往，认为那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据刘望龄教授遗著《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统计，该书辑得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字幅39件，加上字异义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36件，共计75件，占整个辑获量的16%，是赠人最多的（注：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21年12月10日，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讲革命军人应具有仁、智、勇的道德。因此，大同观念和仁智勇的道德，理所当然也属“国粹”。
他主张用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纠察制度“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注：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由此看来，考试制度、监察（纠察）制度，也可称为“国粹”。
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讲演中，他说为了改变当时中国一片散沙的局面，就必须利用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做基础，由宗族扩充到国族，由家乡扩充到国家，以恢复民族主义。在他看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7～239页。）。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也应属于“国粹”。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曾说过“革命”“共和”“平等”“自由”“民权”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被后人遗失了。现在我们要推翻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的民主国家，就是要恢复这些固有的思想观念。如此看来，孙中山虽然没有对“国粹”下一个定义，但综观他的全部著述，其“国粹”观是相当广泛的，指的是一切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一切符合民主革命事业需要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传统。
二
孙中山提出“恢复我一切国粹”，即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和“固有的能力”的主张，目的是为了唤醒民族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心，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以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孙中山的“国粹”思想从何而来？是否意味着他的思想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实际上牵涉到对其晚年文化取向的认识。
姜义华教授认为孙中山晚年对中国儒家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褒扬与其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明显受到罗素和辜鸿铭思想的影响（注：姜义华：《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这是一个富
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前曾将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大学》译成英文出版，并出版了《尊王篇》（又名《总督衙门论文集》）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等英文著作，在西方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1915年，辜鸿铭的著作《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由北京《每日新闻》社出版。该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说以孔子道德伦理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优于物质主义的西方世界观，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该书一经面世，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国文字出版，在西方世界及中国知识界引起轰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孙中山非常喜欢读辜鸿铭的著作，夸奖他是近代中国“英文第一”（注：邵镜人：《同光风云录》，台北鼎文书局1957年版，第239页。）。孙中山的国粹观受辜氏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我认为还不能仅停留于此，若我们追溯孙中山的“国粹”思想，他对儒家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褒扬，还明显地受到20世纪初年国粹思潮和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其他东方文化优越论者思想的影响。
国粹思潮是20世纪初年以章太炎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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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对儒家那套修齐治平的理论虽十分推崇，但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他说：“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231页。）。他强调指出，在恢复了我国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但是，我们能否把欧美的长处学到手呢？他对此充满信心。说“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1页。）。
孙中山认为，“我们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固有的能力”。他列举了中国古代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发明创造，来说明“中国古时不是没有能力的，因为后来失了那种能力，所以我们民族的地位也逐渐退化。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0～251页。）。
孙中山是一位胸怀大志、放眼世界的革命家，他既立足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又不忘记中国对于世界人类应尽的责任。他提醒国人：“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要济弱扶倾”，“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页。）。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所说的“国粹”，指的是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固有道德指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观念；固有知识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就是《礼记·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人生信条；固有能力指的是我国古代人民的发明创造能力，如指南针、黑火药、印刷术、丝织品、瓷器、茶叶和建筑技术方面的拱门、吊桥等。
浏览孙中山的全部著述，他心目中的“国粹”远不止这些。如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他就曾一再予以肯定。武昌起义后，他在欧洲发表演说，说革命后将组织联邦共和政体，“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汉文每字一义，至为简洁，亦当保存；惟于科学研究须另有一种文字以为补助，则采用英文足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在1919年出版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中，他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连语言文字都要废除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说废除中国文字，何由得古代思想而研究之？“抑自人类有史以来，能纪四五千年之事翔实无间断者，亦惟中国文字所独有；则在学者正当宝贵此资料，思所以利用之。如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则载籍皆似为我调查，而使古人为我书记，多多益善矣”（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此外，中国的诗词、饮食、烹调等，都是他心目中的“国粹”。
他对《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更是十分向往，认为那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是“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据刘望龄教授遗著《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统计，该书辑得有受主姓氏的“天下为公”字幅39件，加上字异义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天下”、“世界大同”、“共进大同”等36件，共计75件，占整个辑获量的16%，是赠人最多的（注：刘望龄辑注：《孙中山题词遗墨汇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921年12月10日，他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讲革命军人应具有仁、智、勇的道德。因此，大同观念和仁智勇的道德，理所当然也属“国粹”。
他主张用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纠察制度“济欧美法律、政治之穷”，“以考试、纠察二权，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立，合为五权宪法”（注：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页。）。由此看来，考试制度、监察（纠察）制度，也可称为“国粹”。
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讲演中，他说为了改变当时中国一片散沙的局面，就必须利用中国根深蒂固的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做基础，由宗族扩充到国族，由家乡扩充到国家，以恢复民族主义。在他看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7～239页。）。宗族主义和家乡观念也应属于“国粹”。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曾说过“革命”“共和”“平等”“自由”“民权”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被后人遗失了。现在我们要推翻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的民主国家，就是要恢复这些固有的思想观念。如此看来，孙中山虽然没有对“国粹”下一个定义，但综观他的全部著述，其“国粹”观是相当广泛的，指的是一切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一切符合民主革命事业需要和时代发展要求的思想传统。
二
孙中山提出“恢复我一切国粹”，即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和“固有的能力”的主张，目的是为了唤醒民族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心，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以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孙中山的“国粹”思想从何而来？是否意味着他的思想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这实际上牵涉到对其晚年文化取向的认识。
姜义华教授认为孙中山晚年对中国儒家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褒扬与其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是联系在一起的，明显受到罗素和辜鸿铭思想的影响（注：姜义华：《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这是一个富
有启发性的思路。因为罗素(B.Russell)确曾说过“世界上不屑于战争之民族乎？中国人是也。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的话（注：B.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2.译文引自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参考金耀基著《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孙中山在五四运动后，对罗素、泰戈尔、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坛巨子称颂中国文明的言论，一再加以肯定。
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前曾将儒家经典《论语》、《中庸》、《大学》译成英文出版，并出版了《尊王篇》（又名《总督衙门论文集》）和《中国牛津运动故事》等英文著作，在西方知识界产生重大影响。1915年，辜鸿铭的著作《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由北京《每日新闻》社出版。该书的主旨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说以孔子道德伦理为代表的中国文明优于物质主义的西方世界观，鼓吹儒家文明救西论。该书一经面世，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国文字出版，在西方世界及中国知识界引起轰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东方文化思潮的代表作之一。孙中山非常喜欢读辜鸿铭的著作，夸奖他是近代中国“英文第一”（注：邵镜人：《同光风云录》，台北鼎文书局1957年版，第239页。）。孙中山的国粹观受辜氏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我认为还不能仅停留于此，若我们追溯孙中山的“国粹”思想，他对儒家传统道德和政治哲学的褒扬，还明显地受到20世纪初年国粹思潮和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其他东方文化优越论者思想的影响。
国粹思潮是20世纪初年以章太炎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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