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为代表的革命派内部一批精通国学的学者受日本国粹保存主义思潮的影响，“藉经史为革命酿造激情”，“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而且鲜明地提出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西方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具有前瞻性新思路。它主要针对甲午战争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出现的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欧化主义思潮（注：参见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书中“前言”部分。）。国粹派作为一个团体，因其主要成员的分化和《国粹学报》等刊物的停刊而在辛亥革命后解体，国粹思潮也随之沉寂。但是，以章太炎为首的一些学者仍然致力于“宣传国学，保存国粹”的事业。他们的活动虽然受到激进的新青年的无情抨击，鲁迅也曾对此提出批评（注：鲁迅：《趋时和复古》，载《花边文学》，联华书局1936年版。），但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章太炎早年曾师从经学大家俞樾治训诂之学。十四五岁时，读“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窃喜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之妄语”（注：章大炎：《致陶亚魂、柳亚庐书》，汤志钧编：《音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1页。）。孙、章于1902年订交，两人当年曾讨论过均田赋税等问题。章氏说中国的均田制度、井田制度，优于欧美各国，“合于社会主义”（注：《章大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8页。）。孙氏后来经常说他的民生主义有三代井田之遗意，显然是受章氏的影响。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出要唤起民族思想，拯救我们的祖国，“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注：《章大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72页。）。虽然章氏早年曾有《订孔》等文章，对儒学及孔子有所非难，但中年以后又提倡尊孔读经，推崇中国传统文化（注：章大炎1918年在《说新文化与旧文化》一文中说：“我从前倾倒佛法，鄙薄孔子、老、庄，后来觉得这个见解错误，佛、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的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相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1922年6月15日他在《致柳翼谋书》中说：“鄙人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与长素辈为道背驰，其后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至诋孔则绝口不谈。”参见汤志钧编《章大炎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8页、第634页。）。孙、章两人在辛亥革命后，虽因政见的不同而时有龃龉，但孙对章的学问还是十分敬仰的。1912年9月5日，孙中山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说：“国家政治之进行，全赖宗教以补助其所不及，盖宗教富于道德故也。”（注：《孙先生旅京记》，上海《民立报》1912年9月13日。）这与章氏的说法如出一辙。他提倡恢复一切国粹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是与章的“以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一致的。
　　孙中山生活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他不是书斋里的文化人，而是一个实际的革命家。他虽然没有写过文化问题的专著，但他不得不对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东西文化论争作出回应。他接受了国粹派和东方文化派的某些观点，特别是他们对中国传统道德一味褒扬的观点。这是从民族主义革命事业的实际出发，而对当时出现的欧化主义的矫正。
　　孙中山曾自述其生平思想和经历。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说他“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页。）。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说他“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说他“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尝离学，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巳穷求其一矣”（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8～18页。）。1896年11月，他在《复翟理斯函》中说：“生当晚世，目不得睹尧舜之风，先王之化，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纠合英雄，建旗倡义。拟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使万姓超ｓū＠①，庶物昌运，此则应天顺人之作也。”说他“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21岁前又曾“停习英文，复治中国经史之学”。并说他“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所学多博杂不纯。于中学则独好三代两汉之文，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浏览。至于教则崇耶稣，于人则仰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焉。”（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6～48页。）
　　从孙中山的这些自述看，他早年是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的，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更多的是受西式

教育，且“所学多博杂不纯”。1923年1月29日，他在《中国革命史》中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注：《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9～61页。）他经常称颂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中国古代圣贤，说“中国有一个正统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的。”（注：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1925年印行，第36页。）早年曾说其革命的目的是“复三代之规”。中华民国建立后，又说革命“就是恢复数千年历史上之文明”（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5页。）。1917年7月21日，他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说他的行易知难学说是继承孔、孟的思想，“实中国上古圣贤遗传之学说”（注：孙中山：《在广东省学界欢迎会上的演说》，上海《中华新报》1917年7月29日。）。由此看来，孙中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推崇的，他的学说“因袭”了中国的“固有思想”。这是他国粹思想的主要根源。
　　孙中山虽然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崇古而不恋旧，注意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糟粕加以批判。他批评中国人的因循守旧，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抨击封建伦理三纲之一的君臣主义。可以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伦理道德在内，是持批判继承态度的。1912年，他在上海寰球学生会武昌起义纪念会上说；“中国数千年来，本一强大之国，惟守旧不变，故不及欧美各国之盛强”（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94页。）。1913年，他在日本发表讲演，说“中国之建国极古，惟因墨守旧惯，国政腐败，已达极点。”（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14页。）“敞国自古以守旧有名，去岁革命，一举遂破千年之旧习，而肇造民国。”主张排除数千年专制之种种恶习（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2页。）。1919年，他在《三民主义》中说：“我中国数千年来圣贤明哲，授受相传，皆以为天地生人，固当如是，遂成君臣主义，立为三纲之一，以束缚人心。此中国政治之所以不能进化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8页。）他劝导那些妄想“推翻民国，恢复专制，去图复辟”的守旧派，“顺应世界潮流去实行民权，走政治的正轨”（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9～320页。），他从来也不拒绝向西方学习，说“我们现在的文明，都是从外国输入进来的，全靠外人提倡，这是几千年以来从古没有的大耻辱。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做去，还是可以追踪欧美。”不然的话，我们就永远不能发达进步，就会亡国灭种（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5页。）。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是近代以来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严峻问题。孙中山对文化问题没有专门的著述，但我们从他的讲演、谈话和著述中还是可以看到他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也就是“因袭”和“规抚”的态度，即既要“复三代之规”，又要“步泰西之法”，这是一以贯之的。但他晚年确实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作过不少褒扬。这也不能说是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因为他从早年起就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向往，并且认同那种中国文化是道德文明，西方文化是物质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