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文明的观点。他晚年看到民国成立后，虽然建立了共和制度，但出现“军阀专擅，道德坠地，政治日腐，四分五裂”的局面（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职宣言》（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页。）。同时，西方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暴露了它本身不少靠科学和物质进步无法解决的问题，恰好那时兴起世界范围的东方文化思潮，所以，他主张用中国的道德文明、王道文化去补救西方的物质文明、霸道文化。
　　民国初年，孙中山在《国民月刊出世辞》中认为，要“使中华民国确列于世界文明国之林”，必须“外瞻世界之大势，内察本国之利弊，以日新又新之精神，图民生之幸福”（注：《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3页。）。1921年3月6日，他在中国国民党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说其三民主义“是集合中外底学说，应世界底潮流所得的。”并说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他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5页。）。他严厉批评那些“醉心新文化”、“排斥旧道德”的人，“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他取法乎上，择善而从，会通中西，与时俱进，适应世界潮流。他告诫国人：“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4页。）“要集合中外的精华，防止一切的流弊。”（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3页。）“我们现在改良政治，便不可学欧美从前的旧东西，要把欧美的政治情形考察清楚，看他们政治的进步究竟是到了什么程度，我们要学他们的最新发明，才可以驾乎各国之上，”（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42页。）
　　总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观，是用中国的固有文化作基础，积极整合西方外来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夜郎自大；既批判摒弃了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专制守旧思想，又矫正了欧化主义者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他虽然提倡恢复国粹，但不反对向西方学习，力求调适“国粹主义”和“欧化主义”两种文化偏向。诚然，他把“国粹”表述为固有的道德和智能并不十分准确，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界定和概括也欠精当且容易引起歧义。但是，无论如何，他那种民族自豪感和“能用古人而不为古人所惑，能役古人而不为古人所奴”的态度，是令人敬佩的。他那种取法乎上，择善而从，会通中西，与时俱进的文化观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精神遗产。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更加生

《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