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学的成长与发展
方法在埃及进行发掘的英国学者皮特里(1853—1942年)。
皮特里幼时因体弱多病，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就由私人教师授业，但他很早就对考古学发生兴趣，尤倾心于埃及学。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着手勘察并发掘基泽大金字塔，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1882年，埃及文物局取消了发掘垄断法令，欧洲各国的考古工作者向埃及蜂拥而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882年，英国率先成立了三角洲勘察基金会(后更名为埃及勘察学协会)，在该基金会的赞助下，皮特里几乎挖遍了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1884—1886年，他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1888—1890年，皮特里转向法尤姆地区，发掘了埃及中王国时期(包括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遗址。此后，他发掘的重点项目中还有阿卑多斯第1、2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王室墓地，古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改革时代的新都埃赫塔吞，涅伽达、巴拉斯和狄奥斯波里等埃及史前文化遗址。1892年皮特里回到英国，任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去埃及孟菲斯和巴勒斯坦等地继续发掘，1933年退休后，定居于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院。在1942年逝世之前，这位考古学泰斗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将他长寿的一生献给了埃及考古学事业。
皮特里对埃及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对埃及王朝时期和前王朝时期(即埃及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他在阿卑多斯的发掘，使古埃及第1、2王朝为数众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见天日。他在涅伽达总共发现了3 000多座古埃及原始居民的坟墓。这一巨大的发现揭开了埃及史前文化的秘密，将古代埃及文化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4 500年，在埃及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埃及学上的第二大贡献是对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创新。皮特里把有节制的、科学记录的发掘技术介绍到埃及，使考古方法大有改进。1885年，他根据在埃及发掘的经验，总结出四条原则：第一，照顾到被发掘的古迹，尊重将来的考察者和发掘者的方法；第二，谨慎小心地进行发掘，收集所有发现的东西，并做出说明；第三，一切遗址古迹和发掘过程都要绘制出准确的图纸；第四，尽快地整理发表发掘报告。[6](P169)这四条原则，是他的考古方法的基础。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会采用了皮特里的这些原则，推动了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而使埃及的考古发掘更加规范化。皮特里对埃及考古学直接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和新颖的解决方案，创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顺序年代法”的处理手段，这是一种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关系的基本技术。“顺序年代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出土陶器发展水平与特点，将其分类、排序，借以观察陶器随着地层之变异而出现的类型差别，以数字表示它们的相对年代序列。[7](P189)皮特里将这一技术推广，用于鉴定所有未定年的史前陶器，使历史可以根据古文化遗址不同层位的陶片的比较得以恢复。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至今仍为埃及史前考古学家所袭用，作为划分史前埃及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皮特里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埃及考古工作者，这是他对埃及学的第三大贡献，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894年，为了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他在伦敦创办了埃及研究所，1905年发展为英国考古学院，从这所学院训练出了下一代优秀的考古学家。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如魁伯尔(1867—1935年)，就是19—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杰出的埃及考古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10—1985年)，19世纪30年代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留英期间，夏鼐先生随同英国调查团赴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实地考察，并谒见当时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得到这位埃及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
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发掘成果的书，他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著作、论文和评论大约有1 000种。[4](P330)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是埃及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皮特里开创了埃及学的新时代，这意味着从19世纪80年代起，埃及学已步入了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学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学家纳维尔(1844—1926年)也都在埃及从事过发掘工作。当埃及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得以明显改进、新的发掘成果不断涌现之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在这一领域，英国的伯奇(1813—1885年)是继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字文献编定者和翻译者。他的简明而珍贵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问世，被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1827—1894年)扩编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体字典》(1—4卷，1867—1868年；附录5—7卷，1880—1882年)。这部辞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布鲁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后一位很有影响的德国埃及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古埃及世俗体文字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堪称为释读世俗体文字的先驱(《世俗体文法》，1855年)。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1864年创办了《埃及语言学和考古学杂志》，这是最早研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重要学术刊物。在法国，德鲁热(1811—1872年)是一位杰出的象形文字翻译家。古代埃及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两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从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体象形文字符号编目》(1851年)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选》(1867—1876年)等。
19世纪80年代初，关于古代埃及语言的知识才真正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1880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新埃及语语法》，作者埃尔曼(1854—1937年)是19世纪稍晚一辈的德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他的这部著作是研究埃及新王国时期(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
19世纪末，由于古代埃及碑铭和纸草纸文献的大量发现，欧洲各国埃及学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语法体系，确立了作为学术性学科的埃及学。随着埃及学的成长，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学家，他们的辛勤劳动，大大地推动了埃及学的发展，使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完全确立起来了。经过几代埃及学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收稿日期：2002-06-18
【参考文献】
[1]J.Malek.and W.Forman.In the Shadow of the Pyramids[M].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6.
[2]The Editors 《埃及学的成长与发展(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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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里幼时因体弱多病，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就由私人教师授业，但他很早就对考古学发生兴趣，尤倾心于埃及学。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着手勘察并发掘基泽大金字塔，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1882年，埃及文物局取消了发掘垄断法令，欧洲各国的考古工作者向埃及蜂拥而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882年，英国率先成立了三角洲勘察基金会(后更名为埃及勘察学协会)，在该基金会的赞助下，皮特里几乎挖遍了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1884—1886年，他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1888—1890年，皮特里转向法尤姆地区，发掘了埃及中王国时期(包括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遗址。此后，他发掘的重点项目中还有阿卑多斯第1、2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王室墓地，古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改革时代的新都埃赫塔吞，涅伽达、巴拉斯和狄奥斯波里等埃及史前文化遗址。1892年皮特里回到英国，任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去埃及孟菲斯和巴勒斯坦等地继续发掘，1933年退休后，定居于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院。在1942年逝世之前，这位考古学泰斗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将他长寿的一生献给了埃及考古学事业。
皮特里对埃及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对埃及王朝时期和前王朝时期(即埃及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他在阿卑多斯的发掘，使古埃及第1、2王朝为数众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见天日。他在涅伽达总共发现了3 000多座古埃及原始居民的坟墓。这一巨大的发现揭开了埃及史前文化的秘密，将古代埃及文化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4 500年，在埃及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埃及学上的第二大贡献是对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创新。皮特里把有节制的、科学记录的发掘技术介绍到埃及，使考古方法大有改进。1885年，他根据在埃及发掘的经验，总结出四条原则：第一，照顾到被发掘的古迹，尊重将来的考察者和发掘者的方法；第二，谨慎小心地进行发掘，收集所有发现的东西，并做出说明；第三，一切遗址古迹和发掘过程都要绘制出准确的图纸；第四，尽快地整理发表发掘报告。[6](P169)这四条原则，是他的考古方法的基础。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会采用了皮特里的这些原则，推动了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而使埃及的考古发掘更加规范化。皮特里对埃及考古学直接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和新颖的解决方案，创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顺序年代法”的处理手段，这是一种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关系的基本技术。“顺序年代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出土陶器发展水平与特点，将其分类、排序，借以观察陶器随着地层之变异而出现的类型差别，以数字表示它们的相对年代序列。[7](P189)皮特里将这一技术推广，用于鉴定所有未定年的史前陶器，使历史可以根据古文化遗址不同层位的陶片的比较得以恢复。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至今仍为埃及史前考古学家所袭用，作为划分史前埃及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皮特里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埃及考古工作者，这是他对埃及学的第三大贡献，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894年，为了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他在伦敦创办了埃及研究所，1905年发展为英国考古学院，从这所学院训练出了下一代优秀的考古学家。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如魁伯尔(1867—1935年)，就是19—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杰出的埃及考古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10—1985年)，19世纪30年代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留英期间，夏鼐先生随同英国调查团赴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实地考察，并谒见当时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得到这位埃及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
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发掘成果的书，他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著作、论文和评论大约有1 000种。[4](P330)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是埃及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皮特里开创了埃及学的新时代，这意味着从19世纪80年代起，埃及学已步入了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学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学家纳维尔(1844—1926年)也都在埃及从事过发掘工作。当埃及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得以明显改进、新的发掘成果不断涌现之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在这一领域，英国的伯奇(1813—1885年)是继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字文献编定者和翻译者。他的简明而珍贵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问世，被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1827—1894年)扩编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体字典》(1—4卷，1867—1868年；附录5—7卷，1880—1882年)。这部辞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布鲁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后一位很有影响的德国埃及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古埃及世俗体文字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堪称为释读世俗体文字的先驱(《世俗体文法》，1855年)。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1864年创办了《埃及语言学和考古学杂志》，这是最早研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重要学术刊物。在法国，德鲁热(1811—1872年)是一位杰出的象形文字翻译家。古代埃及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两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从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体象形文字符号编目》(1851年)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选》(1867—1876年)等。
19世纪80年代初，关于古代埃及语言的知识才真正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1880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新埃及语语法》，作者埃尔曼(1854—1937年)是19世纪稍晚一辈的德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他的这部著作是研究埃及新王国时期(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
085年)的土著方言的，1899年重新增订。1894年，埃尔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埃及语语法》，这是每个初学古埃及语言的人必不可少的指导书。1897年，由德国科学院发起，埃尔曼和他的同事开始编纂《埃及语词典》，尽量收集当时已知的铭文和文献中的全部词汇。《埃及语词典》的编纂是当时埃及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学者们从许多不同的国家来参加这项工作。但是，为了工作效率，要求必须在柏林集中编纂，德国以外的一部分埃及学家必然做不到，直接编纂的重担就落在埃尔曼和他的德国同事格拉波夫(1885—1967年)肩上。他们根据各国埃及学家提供的丰富资料编成了这部巨帙埃及语辞书，材料的收集总计超过了150万条。[8](P17)5卷本《埃及语词典》(1926—1931年)的问世，是19世纪以来埃及语言学研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学习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书。埃尔曼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埃及学家，他的学生布雷斯特德(1865—1935年)就是活跃在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
19世纪末，由于古代埃及碑铭和纸草纸文献的大量发现，欧洲各国埃及学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语法体系，确立了作为学术性学科的埃及学。随着埃及学的成长，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学家，他们的辛勤劳动，大大地推动了埃及学的发展，使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完全确立起来了。经过几代埃及学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收稿日期：2002-06-18
【参考文献】
[1]J.Malek.and W.Forman.In the Shadow of the Pyramids[M].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6.
[2]The Editors 《埃及学的成长与发展(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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