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

马”忙炼钢，并非与“十五年赶上英国”直接有关。
　　其三，大跃进运动的高潮实际仅仅维持了几个月。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降温。毛泽东甚至以“右倾”自嘲，主张放慢一点速度，认为不要急着去赶超美国，只赶英国就可以了。此后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放弃赶超的目标，也没有真正摆脱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但至少在庐山会议之前，较之大跃进时期毕竟头脑冷静了许多。所以，不是大跃进运动的“升级”促使赶超思想“远离现实”，事实恰恰相反，大跃进高潮暴露出来的问题倒是促成放慢速度主张的提出，赶超思想上离现实近了一步。
　　　　三、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与评价“赶超”思想的关系
　　我们在文章中对50年代毛泽东的“赶超”作了否定的评价，主要理由是，当时的“赶超”思想是党的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的表现。大跃进的失败固然证明了“赶超”思想的挫折，但这只是一方面原因，甚至不能作为否定“赶超”思想的主要原因。我们注意到，吴文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毛泽东以及党的领导人是在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教训之后才停止了“赶超”的冒进思想；二是大跃进运动结束后，毛泽东的“赶超”思想“复于正常”。这样的看法我们认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确实很快就发现了大跃进运动出现的问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党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一直到1959年7月中旬，纠“左”的进程延续了近9个月。庐山会议爆发的争论，实际是党内对纠正“左”倾错误认识分歧的一次碰撞。毛泽东虽然在此纠“左”的进程中，头脑冷却过一段时间，也认识到出现的问题，但始终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程度上，并未将这些问题上升到“左”倾思想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当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党内领导人力求从“左”倾思想的根源上去认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其他错误时，毛泽东就难以容忍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成了党内认识分歧白热化的界碑。此后，在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警觉下，要想认真地、正确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值得指出的是，大跃进运动实际是两次，庐山会议后又掀起第二次大跃进。而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主要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期间。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始终是在肯定大跃进运动的前提下来总结教训的，因而，很难说这样的总结是彻底的。第二次大跃进遭到挫折后，党内又一次痛省“左”倾错误的教训，1962年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实际可以说是继1958年的第二次纠“左”。党中央很多主要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都对工作上的失误有了觉悟，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但史料表明，“七千人大会”仍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对大跃进运动等事情的看法中央领导层并没有统一。毛泽东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第一次纠“左”的程度上。所以，吴文认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通过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才停止“赶超”冒进思想，不仅说不通，而且也实际上将大跃进运动直接与“赶超”思想相联系，以前者的失败来否定后者，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另外一个问题，“赶超”思想是否有一个“复于正常”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宜这样去分析。恐怕这里要区分以下两个概念，一是“赶超”的愿望，一是“赶超”的思想。两者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愿望是思想产生的源点，思想是愿望的表达形式，两者都是实践的反映。作为一种愿望，它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落后挨打和社会主义建立基础薄弱两方面的事实上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赶超”的愿望是必须加以充分肯定的。否定的东西是要想在不太现实的较短时间限定里实现“赶超”的目标。而这恰恰就是50年代毛泽东的“赶超”思想错误的症结所在。在我们看来，从1955年毛泽东最早提出“赶超”思想，到1957年提出“十五年赶超英美”，到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再到60年代初中止“赶超”思想，是“赶超”思想的一个过程性的发展，应该将它看作一个整体。因此，要否定的不只是“十五年赶超英美”的口号，而是作为整体的“赶超”思想。至于“赶超”愿望，不仅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过，事实上也是后来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所共有的。如果这样的分析可以成立，那么，吴文以“正常”、“不正常”来分析“赶超”思想，特别是用此来划分阶段，是不恰当的。
　　　　四、赶超思想和大跃进运动的错误根子是什么
　　辨析赶超思想和大跃进运动的关系，实质问题是怎样来看产生这些错误的根子。如果认为是“赶超英美”的思想引发了大跃进运动，那么，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就完全是偶然的。我们认为，赶超思想在当时提出，大跃进运动在当时发生，都具有必然性，它们都是1956年后党中央主要领导急躁冒进情绪支配下作出的错误决策，总根子就在于已经滋生起来的“左”倾指导思想。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八大在经济建设方面，确立了既反冒进又反保守，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不久就放弃了。从1957年9月起，毛泽东开始批“反冒进”，八届三中全会是个开端。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反“反冒进”斗争达到高潮，而赶超思想和大跃进运动正是在此期间形成和发生，与“左”倾指导思想的内在联系是十分清楚的。
　　有史料可以说明，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与其说与赶超思想有关，还不如说与反“反冒进”思想有关。1957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叶飞的工作汇报时说：反冒进的人强调稳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对反冒进的人，办法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他们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这就很可以说明，大跃进名词的由来也直接与反“反冒进”有关。
　　其实，早在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就有了大跃进思想的萌芽。在这一年7月和10月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人为地掀起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又进一步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应当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在有关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提出，八大的

“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都必须迅速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长期计划指标，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基本建设项目也随之纷纷上马，“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出现了急躁冒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次冒进是“大跃进”运动的前奏。
　　同样，赶超思想表现出要在短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根子正在于急躁冒进的“左”倾指导思想。据吴冷西回忆，在1964年因中苏关系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当谈到赫鲁晓夫准备在15年内，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事情，“大家都笑了。大家回忆起我们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大家认为“我们和赫鲁晓夫犯的毛病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急于求成这一点是类似的。”（注：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年至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834～835页。）
　　总之，大跃进运动和“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当时急于求成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孪生子”，是并列的两个错误。即使没有赶超思想，在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即使不发生大跃进运动，在“左”倾指导思想影响下，也会发生其他形式的错误实践。

《再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