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

吴海红的《毛泽东“赶超”思想再认识》（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2期，以下简称“吴文”）一文，就“赶超”思想的分期和“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两个问题，对我们发表的《五十年代毛泽东“赶超”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2期，以下简称“齐文”）一文提出了不同看法。吴文中有的看法确有见地，对我们很有启发。但总体上我们不能同意吴文的观点。关于分期问题不拟在此讨论，已有另文研究。关于后一个问题，既涉及到对“赶超”思想的评价，还涉及到大跃进运动发起的原因，值得加以讨论，并期盼同仁加入我们之间的争辩，以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
　　　　一、大跃进运动与赶超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吴文认为我们提出的“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两者之间“只是偶合连带关系”的看法，“割裂了大跃进实践中赶超思想与它的双重互动关系”。是不是这样呢？
　　有必要把我们的基本观点概述一下。我们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决不是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构不成前因后果的“连式”关联，所以我们用了“偶合连带”来表述。下面结合吴文提出的质疑作进一步的阐述。
　　我们并没有象吴文所说的“将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当作毫不相干的两个问题”那样的意思。“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联系当然是很明显的。这种联系直接表现在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用15年的时间在钢产量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而大跃进运动给人印象最深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全民大炼钢铁。从这个角度看，大跃进运动可以说是“赶超”思想付诸实践的体现。但是，这样的联系不能视为因果关系。
　　首先，大跃进运动是一次全面的经济建设冒进运动，决不能将它仅仅局限于大炼钢铁一项内容上。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号召：“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此时，“十五年赶超英国”已经提出。这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是工业大跃进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在此会议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得很清楚：“要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注：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05页。）显然，这里刘少奇说的“赶超”意思是广泛的，并没有把赶超问题只局限在钢产量的赶超上。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以后来全民炼钢的大跃进运动失败来思考赶超问题，甚至得出一种内在联系的看法是不妥当的。
　　其次，我们在文章中说：“决不是因为要赶超英国才发动了大跃进，更不是因为大跃进才有赶超思想”。这句话看来后一层意思没有分歧，因为毛泽东的“赶超”思想早在1955年底就已提出。前一层意思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吴文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说，但观点是很清楚的。如认为“尤其是‘十五年赶上英国’作为口号在全国上下宣传以后，加上当时批评‘反冒进’的政治空气，两相结合‘大跃进’运动便自然产生了。”这里，吴文事实上把“十五年赶上英国”突出地当作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前提。这是我们的分歧所在。齐文已经指出，从时间上来看，大跃进运动的发起早于“十五年赶超英国”口号的提出。1957年9、10月间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除了批评反冒进本身就奠定了大跃进的思想基础之外，还因为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简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5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2000斤。修改后的纲要，于1957年10月25日公开发表。10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指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12年内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水利建设要有愚公移山的毅力》的文章，指出河南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不是冒进，而是跃进。”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由此可见，在毛泽东于莫斯科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之前，国内大跃进的号角早就已经吹响。把赶超思想当作大跃进运动的引发因素的看法不能成立。
　　此外，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落后国家首先建立起来的，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是普遍的潮流。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受国际潮流的影响十分明显。但是，为什么惟独中国搞了大跃进运动，其他国家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事物，但却没有发生象大跃进这样的情况呢？
　　总之，我们认为，赶超思想和大跃进运动虽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不能视为一种因果关系，因而不能作为以此论彼的标准或依据。大跃进运动只是50年代赶超思想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我们决不能简单地以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作为否定赶超思想的依据。
　　　　二、能不能说“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是一种“双重互动关系”
　　吴文提出了“双重互动关系”的说法，即赶超时间一次次缩短“使得大跃进运动不断升级”，大跃进运动的高涨“又影响着赶越思想越来越远离现实”。这个立论于思想和实践之间作用和反作用关系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不能赞同这一“双重互动关系”的说法。
　　其一，自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后，赶超时间表确实一再被修改。最短的说法是2、3年就超过英国。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薄一波呈送的《汇报提纲》上所作的批示，当然反映了毛泽东的盲目乐观和急躁冒进情绪达到极致。但它不是中央的正式决定，也没有对外宣传。事实上，从当时一再提高钢产量指标的过程来看，并不是以多少年赶上英国作为动力的。因此，不能视为促使大跃进运动“升级”的依据。
　　其二，工业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的标志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来的全民大炼钢铁就肇因于此。这次会议提出到1960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但到6月份又被提高到6000万吨。1958年的指标，八大二次会议议定的是1000万吨，后毛泽东建议，1957年为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于是，最后公布的是1070万吨。其实，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头脑发热表现在各方面，大幅度地提高指标并不局限在钢产量，农业产量的指标也直线上升。而且，促使工业冒进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受农业冒进的影响。“以钢为纲”的提出，就是直接从“以粮为纲”翻版过来的。薄一波回忆，1958年6月18日，毛泽东与他谈

话时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钢，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泽东回答说，对，就这么办（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698～699页。）。因此，如果说只是因为确定了钢产量的高指标就发生了全民大炼钢铁，似乎太简单。农业也是高指标，也是“以粮为纲”，为什么没有搞全民大种粮食？问题出在当确定1958年完成1070吨钢时，时间已经过半。当年7月底的统计仅只达到380万吨。也就是说1070万吨的指标还有三分之二的任务要在5个月里完成。这样，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人发急了，8月中旬召开北戴河会议，研究采取紧急措施，确保完成任务。全民大炼钢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硬着头皮，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陈云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言提到，1958年要完成1100万吨钢已经传到国外。邓小平还插话说，给赫鲁晓夫打了保票的）。这些情况也说明，大跃进运动的失衡或失控，导致“千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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