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

缺的缘故。
　　笔话并非仅限于黄遵宪与大河内辉声二人之间，有时尚有其他人在同一纸片上进行笔谈。究竟谁是谁？只有根据字迹及笔话的内容来断定之，而且，他们都是信手而写的行书或草书，有时尚有涂改之处，或脱字，或误写。因此，编校、整理这些笔话遗稿，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终于刊印出来，实得力于实藤惠秀及郑子瑜二人的努力。
　　战后，日本由军部的统治解放了出来，民主与自由思想代替了战争时期的军国主义。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历史观点，以及文学的评价也都有了显著的改变。战前反动的、主观的、自大的“支那观”，转为进步的、客观的、理性的”中国观”，对黄遵宪的研究，由政治的利用转为真实的探求。
　　先就文学而言。丰田穰和实藤惠秀是战争时期应日本文学报国会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要求而开始翻译《日本杂事诗》的。在当时的“大政翼赞”体制下，乃将杂事诗中对“国体”不利的《神代史》（荒唐古史）、《三种神器》（徐福）、《福功皇后》、《佛教》（三宝奴）、《天皇即位》等5首删去。而且，其他各诗的标题也有更改。但是在战后平凡社刊印的《日本杂事诗》（1968年版）中，实藤惠秀将1943年生活社的版本加以增订、修正，并补充了上揭被删除的5首诗。此外，钱萼孙笺注的《人境庐诗草笺注》，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出，接着郑子瑜编辑的论文集《人境庐丛考》也由新加坡商务印书馆出版。《人境庐诗草》里的诗，与《日本杂事诗》不同，无日译本。1960年，京都大学文部教授吉川幸次郎旅欧返日后，与同事小川环树教授共同编辑、校阅《中国诗人选集二集》，由岩波书店出版，其中的第15册《黄遵宪》是由吉川教授的女弟子岛田久美子译注的。她除了从《日本杂事诗》中选了8首以外，其余的全部采自《人境庐诗草》，也可以说《黄遵宪》是《人境庐诗草》的“选译”。这本书于1963年2月初版，至1979年已增印到第11版，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于公度诗的爱好。
　　其次就历史哲学而言。在日本，一般人对《日本国志》的爱好，似乎赶不上《日本杂事诗》或《人境庐诗草》，这或者是由于历史哲学没有诗文的普遍性、鉴赏性的缘故吧。在学术性的著作里，谈到《日本国志》时，多与研究康、梁变法相关，并不仔细、具体。特地评论《日本国志》的，恐怕是史学家今村与志雄的论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注：该论文揭载于《言语》第3卷第8号，1974年8月，收入〔日〕今村与志雄《中国近代知识人的轨迹：“理智与情感”》，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版。）。今村认为，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时，是站在实证的历史主义的立场去追求历史的真实，并赞成黄遵宪批判德川光的《大日本史》、青山延光的《国史纪事本末》等书都是以“大义名分”的史观去论断中日关系始于隋代，而忽视了《魏志》、《汉书》的史实记录，并认为黄的这种批判是很有科学性的。因此，他说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一部学术“重宝”。
　　总之，战后日本学界对黄遵宪研究的确有相当的成果，特别是黄遵宪笔话遗稿的发现，使我们对黄的诗文的创作天才和历史哲学思想的实事求是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研究黄遵宪的学者们参考日本发现的黄遵宪笔话遗稿所写的论著有吴天任《黄公度先生传稿》；杨天石《黄遵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王晓秋《〈日本国志〉初探》（《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盛邦和《黄遵宪史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等。
　　最后，拙稿《〈日本国志〉编写的探讨——以黄遵宪初次东渡为中心》（《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除参考《大河内文书》及《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等书外，还参考了新发现的宫岛诚一郎（号栗香）与黄遵宪的笔话遗稿。宫岛与大河内辉声不同的地方是：宫岛任职明治政府，是日本近代立宪运动的首倡者。他的宪政思想对黄遵宪的影响很大。拙稿撰写的目的就是在说明这一点。总而言之，黄遵宪滞日4年余，所交的日友也甚多，当时他们的笔谈遗稿一定不少，但涉及到外交问题的东西，多不知去向。（注：比如本文前揭大河内笔谈遗稿中的《己卯笔话》，原为16本，现存两本，而这两本都是己卯（1879年）10月以后的笔谈，而且所谈内容未涉及外交问题。我们知道，1879年4月4日，明治政府改琉球为冲绳县，总理衙门曾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己卯笔话》10月以前的遗稿失落，是不是由于遗稿中涉及到琉球问题的缘故呢？）今后犹待我们治史者去努力发掘，如再有新发现，对黄遵宪研究肯定会有很大的帮助。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豚加辶
　　　　＠②原字钅加工
　　　　＠③原字扌加不
　　　　＠④原字榷去木
　　　　＠⑤原字土加奇
　　　　＠⑥原字漆去氵

《日本学人的黄遵宪研究(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