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汉奸形成原因探析
者10人中，他们均为赤贫。华北屡遭战祸，天灾也时有发生，加之地方保甲勒索渔肉，土地高度集中，破产者甚多，遂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有些人在落水前，已有打劫、偷摸之前科。”（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47页。）
另外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因被汪伪政权抓去被迫做了汉奸。如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警卫三师其兵员“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注：韩贤俊、吴树山：《伪警卫第三师弃暗投明经过》，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军事卷，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5年出版，第221-222页。）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58页。）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蒋介石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曾一针见血的揭示了蒋介石鼓吹传统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抛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斥这是三民主义的“流氓化”。（注：《三民主义的心物观》，载《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4期。）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国民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混种。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成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导致部分中国人化为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注：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四期。）这是汉奸大量产生的深层原因。
陈公博在自白书中对教育上所持的某些看法，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当年教育所存在的严重弊端。他认为“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谈，我最近十余年来是承认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最后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注：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9页。）
四、日本的威胁利诱是造成汉奸的直接原因
汉奸的大量产生还与外部环境有关。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一些中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以及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使部分中国人因此丧失抵抗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对抗战前途也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注：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24日），载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5、10页。）许多汉奸官员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中国民族性差，不团结，像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这些人了解日本情况，日语又好，认识日本人又多，可与日本人周旋，必要时争一争，能减轻点压迫。”（注：纪敏主编：《伪满皇帝群臣改造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27、229页。）这是部分汉奸的心态。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向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尤其是两国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使中国人有亲切感。中日同在亚洲，人种相同，文化教育相似。在追求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过程，大批革命党人曾得到日本的庇护和资助。因此部分中国人对日本有亲近感。这些为日本对中国人的文化争取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公开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亚洲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也麻痹了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在“以日为师”的口号下，中国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其中一些赴日留学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部分人非常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为汉奸。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这既显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
汉奸的产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他们策划和推行“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为了弥补其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便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如1938年日本和汪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汪精卫派分化出来，并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也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其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制造汉奸。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拉拢腐蚀部分国人。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卖身投敌。
结语
由于上述原因，抗战时期部分国人像一盘散沙，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以致汉奸泛滥成灾，给抗战带来了严重危害。但这不是抗战的主流，汉奸与中国人口之比并不高。大部分中国人是坚定抗日的，而且出现了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战。经过绝大多数民众的浴血奋战，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1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关于汉奸的活动，应具体分析，他们并不全部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卖命。如汪伪二号人物周佛海也做了一些对抗战有利的事，他“协助抗战，秘密设置电台，为重庆政府探送情报，布置军事，配合反攻，营救和接济中央工作人员，诛锄奸伪，保卫大上海”。甚至也有日本人称他是“和平的抗日者”，“重庆分子”。（注：周佛海：《简单的自白》，载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01-107页。）从大量人证、物证来看，周佛海的确与国民党军统有联系，掩护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抵制过日寇的某些祸华计划。至于为数众多的下层汉奸有很多是迫于生计而参加，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替日本人卖命。如伪军从建立以后，同蒋介石军队之间从未真正作过战，蒋汪两军双方“互不侵犯”。从上文图表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军队抗击了伪军的绝大部分。很多伪军与蒋军暗通款曲，如“汪伪政权中央及地方握有军事实力的任援道、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等人当时都与蒋介石方面建立了联系。”（注：余子道：《汪伪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消亡》，载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75页。）总体来说，汉奸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站稳脚跟，他们为日军的侵华政策服务，配合了日军的侵华战争，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很大的危害。作为群体的汉奸集团及其成员则始终受到中国人民政治上和道义上的 《抗战时期汉奸形成原因探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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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部分下层汉奸是因被汪伪政权抓去被迫做了汉奸。如当时汪伪军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警卫三师其兵员“由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抓来的壮丁和从伪军别的部队中挑选的士兵组成。”（注：韩贤俊、吴树山：《伪警卫第三师弃暗投明经过》，载《江苏文史资料集粹》军事卷，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5年出版，第221-222页。）
三、文化教育的失误是汉奸产生的深层原因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汉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注：王晓华、孟国祥、张庆军：《国共抗战肃奸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58页。）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蒋介石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曾一针见血的揭示了蒋介石鼓吹传统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抛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斥这是三民主义的“流氓化”。（注：《三民主义的心物观》，载《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4期。）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国民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混种。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成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导致部分中国人化为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注：高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四期。）这是汉奸大量产生的深层原因。
陈公博在自白书中对教育上所持的某些看法，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当年教育所存在的严重弊端。他认为“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谈，我最近十余年来是承认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最后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注：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9页。）
四、日本的威胁利诱是造成汉奸的直接原因
汉奸的大量产生还与外部环境有关。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于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一些中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以及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使部分中国人因此丧失抵抗信心。甚至连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对抗战前途也悲观失望，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是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但是宣传上却不能不鼓吹最后胜利。我是主张和平之门不全关的，但是宣传上却要鼓吹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注：周佛海：《回忆与前瞻》（1939年7月22-24日），载黄美真、张云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5、10页。）许多汉奸官员认为“日本经济发达，势力强大，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打是打不过的”；“中国民族性差，不团结，像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们这些人了解日本情况，日语又好，认识日本人又多，可与日本人周旋，必要时争一争，能减轻点压迫。”（注：纪敏主编：《伪满皇帝群臣改造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27、229页。）这是部分汉奸的心态。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向与中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尤其是两国文字在一定程度上的共通性，使中国人有亲切感。中日同在亚洲，人种相同，文化教育相似。在追求中国近代化道路的过程，大批革命党人曾得到日本的庇护和资助。因此部分中国人对日本有亲近感。这些为日本对中国人的文化争取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公开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帮助亚洲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也麻痹了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在“以日为师”的口号下，中国掀起了赴日留学的热潮。其中一些赴日留学生接受了日本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部分人非常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为汉奸。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发现：“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被统计人数的38%，占接受过近代教育人员的49%。”（注：汪朝光：《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载《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册，第68、72-73页。）这既显示了近代中日文化联系之密切，也显示出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深远用心。
汉奸的产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他们策划和推行“以华治华”政策的需要。为了弥补其在战争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巩固占领区，掩盖其侵略面目，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日本便对中国进行威胁利诱，并十分重视利用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如1938年日本和汪派人物梅思平、高宗武在上海重光堂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虚伪地宣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两年内从中国撤兵”。接着，日本内阁对华提出近卫三原则，进行欺骗诱降，最终促使抗日营垒中的汪精卫派分化出来，并
成立汪伪傀儡政权。
日本在华的四大特务机关也不择手段地从事间谍活动，其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制造汉奸。他们或金钱勾引，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拉拢腐蚀部分国人。加之国民党统治腐败，不得人心，部分民众为了私利而忘记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卖身投敌。
结语
由于上述原因，抗战时期部分国人像一盘散沙，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以致汉奸泛滥成灾，给抗战带来了严重危害。但这不是抗战的主流，汉奸与中国人口之比并不高。大部分中国人是坚定抗日的，而且出现了国共两党的联合抗战。经过绝大多数民众的浴血奋战，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14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关于汉奸的活动，应具体分析，他们并不全部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卖命。如汪伪二号人物周佛海也做了一些对抗战有利的事，他“协助抗战，秘密设置电台，为重庆政府探送情报，布置军事，配合反攻，营救和接济中央工作人员，诛锄奸伪，保卫大上海”。甚至也有日本人称他是“和平的抗日者”，“重庆分子”。（注：周佛海：《简单的自白》，载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101-107页。）从大量人证、物证来看，周佛海的确与国民党军统有联系，掩护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抵制过日寇的某些祸华计划。至于为数众多的下层汉奸有很多是迫于生计而参加，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替日本人卖命。如伪军从建立以后，同蒋介石军队之间从未真正作过战，蒋汪两军双方“互不侵犯”。从上文图表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军队抗击了伪军的绝大部分。很多伪军与蒋军暗通款曲，如“汪伪政权中央及地方握有军事实力的任援道、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等人当时都与蒋介石方面建立了联系。”（注：余子道：《汪伪军事力量的发展和消亡》，载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研究室编《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175页。）总体来说，汉奸在民族大义面前没有站稳脚跟，他们为日军的侵华政策服务，配合了日军的侵华战争，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很大的危害。作为群体的汉奸集团及其成员则始终受到中国人民政治上和道义上的 《抗战时期汉奸形成原因探析(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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