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

》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有的学者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给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至少达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单就人口损失而言，太平天国战争就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注：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必须指出的是，太平天国期间中国人口的过量死亡并非都是太平军所致，许多史料显示太平军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穷人，有时甚至宽容富人，而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则坚决主张将太平军斩尽杀绝，即使对叛变投降者和俘虏也不例外。李秀成在被俘后写的自述中回忆：如果曾国藩及其部将对说广西（太平天国的发源地）话的太平军采取纳降、而不是坚持一概杀戮的话，太平军早已自行解体了。湘军和淮军除了一再上演这样的兽行，还在安庆、苏州、天京等地陷落后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大屠城。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死于清军之手的人口绝不亚于死于太平军之手。
　　　　大移民：废墟上的新主人
　　与人口锐减相伴偕来的是土地的大量抛荒。据苏南地区各厅州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浙江一省，荒芜田、地、山、荡多至112366顷；各省之中又“以皖南北荒田为最多，其它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如宁国、广德一府一州，不下数百万亩”。换句话说，江南地区战后已化作一片废墟。
　　然而，这些地方一向是朝廷赋税的命脉所在，田地的大量抛荒势必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因此，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已成为当政者的首要急务。而要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就必须有相应的劳动力作保证。由于战争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损失，而巨量的人口损失又必然导致劳动力的奇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与劳动力奇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招垦”成了唯一的选择。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招垦，地方上的父母官更迫不及待地设立招垦局或招垦分局，制订各种优惠的招垦政策，鼓励和吸引各地移民前来垦荒。如安徽凤阳、定远两地的招垦分局就规定：“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得保，由总局察验实系安分农民，一体借与牛力种子，准其开垦。”尽管朝廷和地方当局都以招垦为要务，但最初并不顺利，所谓“求之汲汲，而应者寥寥”。战后长江下游许多地方的人口移入的确是一个逐渐进行的、非常缓慢的过程。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移民耕种稻田能力的制约，每人一般很难超过二三英亩（一二十亩）；也有垦荒资金的限制，长期抛荒的土地需要垦复，对幸存的一贫如洗的田主和初来乍到的移民来说，垦荒所必需的资金是他们面临的共同的难题。当然，还有新移民对地权的疑虑：前来垦种荒地的人都是一些穷苦农民，他们希望自己垦种的荒地成为自己的财产，但荒地中绝大多数都有“原主”，如果这些原主还在，新移民们知道这些荒地将来不可能成为他们自己所有，自然不肯“赔贴心力，代人垦荒”了。为了打消垦荒者的疑虑，从1869年起，主持江苏垦务的官员特别订立了一项章程，规定：“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由政府发给印照，永远归垦荒者所有。自垦熟之年起，三年之后再交粮纳税。”浙江严州当局则规定，政府招募棚民垦种之地，如果三年内无业主指认，则准许垦户“作为己业，过户完粮”。如果遇到投机取巧的业主，等移民们将荒地垦熟以后，再向政府呈报，当局将他进行处罚，即把他所耕种的田亩的一半罚归垦户所有。这一类规定从法律上保证了垦荒者的合法权益，使响应政府的招垦令而前来垦荒的人有机会成为荒地上的新主人。对于新移民来说，这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于是，受这些保护性优惠政策的吸引，一批又一批移民开始从湖北、湖南、河南和苏北等地，从四面八方翻山越岭涌到苏南、浙江、安徽和江西，在荒芜而陌生的土地上刀耕火种，建立新的家园，由此出现了江南历史上罕见的大移民。湖北一些县整村整村的农民蜂拥而来，希望能耕种无主良田，占有无主的好屋。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争垦”的现象，譬如湖州就曾闹出了“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数千亩，讼呶呶不休”的事情，比之最初的“应者寥寥”，自是另一番气象了。据估计，战后苏南地区接纳了大约160-260万移民人口，主要来自安徽、湖北和苏北，外省移民约占100万；浙江省大约接纳了132万移民；安徽接纳的移民最多，约有264万人，其中皖南地区接受的移民人口约为136万，皖北地区接受的移民约为128万。
　　皖、苏、浙、赣四省一向是人烟稠密的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地少人多，长期以来只有向外移民，极少向内移民。但太平天国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大逆转，在一派废墟上一下子冒出了大量的新移民。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对于饱经战乱之苦的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战后的重建注入了新的生力军，他们对江南城市和乡村的复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新移民的到来也给这些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移民们明白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常常强加条件，有时甚至采取威吓手段；解甲的士兵和移民中的雇农对农村的太平安宁是更大的威胁。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以地权为焦点而日趋激化的土客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说是无时无之，无地无之。从四面八方涌入的新移民往往成群结队，他们反客为主，有恃无恐地“择其屋之完好者距而宅之，田之腴美者播而获之”，由此造成了“有主之业，百不获一；侵占之产，十居其九”的既成局面。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由此激化，为争地权而发生的械斗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一火延及数十家，一斗毙及十余命”已不是什么个别的现象。移民的强悍蛮横导致了土著异常的不满，他们往往团结起来，与移民展开肉搏。1883年，浙江北部就曾发生过土著屠杀成百外来移民的悲惨事件。还有一些是因为土著对移民的成见而导致的冲突。苏南地区的土著对来自两湖地区的移民就存有深深的敌意，因为太平军战士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两湖地区的农民。但自两湖地区及河南一带来的移民是政府出面组织的，土著有怨气，却也没有办法。矛盾因此而越积越多，越积越深。当时有人曾作《田亩记》，其中提到招垦一事时说：“小民生计，上（指政府）安能尽为代谋？招之自下，顺民情者，主爱客；招之自上，倚官势者，客压主。或占种而不顾，或负租而不还，垦辟以后，擅予他人，取其天赀，田主不

能过问。……若初垦之时，斗狠强夺，受害之状，官弗见也；既垦之后，起征潜逃，代偿之，官弗闻也。至于显而争讼，隐而诱窃，强而劫略，弱而逃逋，遭累更不胜言。”（注：光绪八年《宜兴荆溪新志》卷3，《田亩记》。）这是政府招垦所带来的弊端。移民的“斗狠强夺”当然不是政府所能容忍的，说政府不闻不问，有点言过其实，但移民也成为该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和国赋的实际承担者，因此，政府有意无意地规避土客之争，也是事实。总之，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如何调停土客纷争，是地方当局痛感棘手的社会难题。曾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1877年以后多次上奏朝廷，说即使以推迟经济恢复为代价，停止移民也是持重的措施。可见，当时大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严峻性。
　　太平天国失败后，从各地迁入江浙皖赣的移民人数已经不少，但远没有达到饱和的地步。与这些地方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巨大需求相比，相距依然非常遥远。为了缓和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苏南一位开明的绅士赞同购买西方农机和拖拉机，用改进生产工具来提高劳动效率，解决人少地多的矛盾。两江总督刘坤一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份奏折中指出：在苏州新阳县仍有约10万亩以前课税的田地抛荒。与此相对应，原来寸土寸金的江南如今却出现了“垦种乏人”的尴尬局面。这个残酷的现实，一方面说明了太平天国战争曾经给全国最富庶、最发达的江南地区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又势必导致土地的严重贬值，李希霍芬男爵所说的原来值4万铜钱一亩的良田如今只值1千文（80分），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土地贱卖乃成为必然。同治后期，江南因“荒田垦种乏人”，土地贱卖就十分普遍。当时买得土地的人被称为“自种”者。土地的贱卖，无疑又给新移民们提供了一个拥有“恒产”的难得机会。于是，在太平天国的硝烟散去的时候，出现在江南废墟上辛勤垦拓的新移民们开始东挪西借置业购产，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而奋斗。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们在

《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