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起源的三大阶段新论

漫长历史过程，除去头两三千年是“农业——新石器——陶器”这文明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之外，还有两三千年时间，即距今7500年—5000年之间的两三千年历史长河；
　　这两三千年时间，是在物质基础初步奠定前提下，文明直接起源的历史过程；
　　文明直接起源过程之所以拉得这么长，是因为文明起源是诸多要素、多元发生，逐渐萌发、不断生成的复杂历史进程，而不是一下子或一次性的生成过程；
　　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在“物质奠基——文明形成”这两大阶段之间，专门分出一个“文明要素生成期”是完全必要的；
　　文明要素又有必要区分为两个层次；铜器是经济基础上首要文明要素；城市是社会交往上的首要文明要素；文字是精神文化上的首要文明要素；其他方面还有层次稍低的诸多文明要素。
　　　　　　四
　　文明起源第三阶段——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
　　文明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各种要素、各种片断的简单罗列、机械相加。
　　文明起源过程中，要素与总体、渐变与质变、起源与形成、诸多要素与文明整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难度甚高的重大问题。
　　对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总体标志问题，从19世纪到20世纪，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索与争论，有以下四种学术观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文字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流行最为普遍，较有代表性的首推摩尔根1877年的《古代社会》一书，另外还有大体同时的泰勒的《原始文化》、《人类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导论》等论著。
　　第二，城市革命重要标志论。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是20世纪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1950年他专门发表了专题论文《城市革命》，论证了城市形成是文明降生的决定性标志，并列举了城市革命的十项标准。
　　第三，社会秩序主要标志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Edward  McnallBurns)等四人编写的《世界文明史》，该书提出城市是文明的表征，社会秩序是文明的内在本质规定：“探讨城市的起源实际上与探讨文明的起源是一样的。文明可定义为人类组织的这样一个阶段，其行政机构、社会机构和经济机构已发展到足以处理(不论如何不完善)一个复杂社会中与秩序、安全和效能有关的问题。”[5](P38)美国学者维尔·杜伦(Will  Durant)在《东方的文明》一书开头，就从社会秩序角度对文明作出定义：“文明是社会秩序，它促进文化创造。文明包含四大要素：经济支持、政治组织、道德传统以及知识和艺术的追求。”[6](P3)
　　第四，国家主要标志论。这个观点是由马克思进行理论奠基，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以三次社会大分工为文明起源主线，而最后的总体标志则是国家的形成。“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个提法是恩格斯1884年提出的，而基本思想都渊源于马克思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1857年—1858年写成的《资本论》第一手稿。
　　下面我们对上述四种文明起源总体标志论做出比较研究，试比较它们的得失曲直。
　　文字不失为文明起源的重要表征，但由于文字形成是一个至少长达3000年的历史过程，作为文明形成标志，看似明确，实则难以准确把握。人们在常识中，倾向于这种认识，因而自然而然把文明史说成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把在此之前的历史称为“史前史”或“史前时期”。从摩尔根、泰勒，到马克思、恩格斯，都首肯过这种较为公认的说法。
　　然而细致推敲起来，象形文字产生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字母文字产生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二者相距二三千年，究竟把哪一个作为文明形成标志，却是不十分明确的。摩尔根写作《古代社会》那个时代，由于考古发现有限，这个界限分得不明确，因而常把二者相提并论，都作为文明时代形成首要标志，认为文明社会“这一阶段始于标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并且申明“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可以视为与标音字母相等的标准”。恩格斯也采用了类似的说法。可是，现代考古发现已经把文字形成史的基本轮廓大体澄清了：
　　公元前4000年，甚至更早一些，东西方都有原始形态的象形文字起源；
　　公元前3500年—前1000年东西方古典文字逐步构成体系，初步走向成熟；
　　公元前1500年—前1000年，从腓尼基到古希腊，形成了字母文字，中国则走向部首文字。由此可见，抽象文字、字母文字的产生，是一个至少长达近3000年的历史进程，上溯到原始象形符号、刻画符号，更是长达7000年以上的漫长历史过程，把如此漫长的文字形成过程，作为文明形成的总体标志，今天看来很难说是优化选择。
　　20世纪中后期，对柴尔德的城市革命主要标志论，也有人提出质疑。质疑集中在两个方面：有人认为柴尔德的理论观点主要立足于两河流域，而古埃及在相当长时间里曾是灌区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曾是文明在先，城市在后；而还有人认为两河流域、古希腊、

中美洲，则有一段历史，有文明起源，有文明个别要素，却未达到文明时代的整体要求。
　　“社会秩序主要标志论”，注意到社会关系的总体性是合理的，但社会秩序比较抽象，比较一般，没有找到一个明确标志社会秩序总体尺度。这个尺度，不是国家又是什么呢?
　　相比之下，唯物史观的“国家形成总体标志论”，更经得住考古实践的历史检验，更富有总体性与确定性，可以作为文明起源期的制高点和文明形成期的出发点。
　　国家形成也是一个更易于把握的具有确定性的历史过程，便于在考古学、历史学上精确把握。
　　文明起源过程，好比五千年初步建成人类文明大厦：
　　第一阶段，是距今一万年开始的头二三千年，文明大厦的物质奠基期；
　　第二阶段，是距今七八千年开始的二三千年，文明大厦的要素发生期；
　　第三阶段，是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国家形成期，文明大厦的总体形成期。
　　中日考古最新发现，还提出了更新的问题：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近1.5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和陶片；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庙岩先后发现了近1.5万年前的陶片；日本也先后发现了1.5—1.2万年前的陶片。
　　中国与东亚文明起源时代的最初历史起点，有可能再向前上溯五千年，达到一万五千年前。这个中国特色的新问题，尚待从考古发现与理论概括两方面的统一中进一步探索。
　　收稿日期：2002-10-22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3]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V·G·柴尔德.远古文化史[M].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
　　[5]爱德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6]维尔·杜伦.东方的文明[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文明起源的三大阶段新论(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