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之分析

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拟成立冀察热边区政府一事上，态度更为明显。国民党认为：“实无再有边区政府出现之必要”，“如此措施，像有割裂河北政权企图”（注：《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呈报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冀察热边区政府电》（1938年10月2日）。），国民党认为八路军除军事行动依据命令外，对于地方行政，仍应绝对拥护团结行政系统，不宜另有组织干涉。“沦陷区域如均可自由组织，行政另成系统，殊非一致对外之旨，且恐日久必成严重问题”（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呈报处理中国共产党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原则电》（1938年10月5日）。）。恐日久将生成威胁，是国民党在处理这等事件时的忧虑，所以将八路军限制在军事领域，严防与地方发生联系。
　　蒋介石为将中国共产党纳入国民党体系进行了一定的努力，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在桂林约见周恩来，正式提出把中国共产党吸收到中国国民党内的主张，认为即使少数人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也可以。周恩来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注：《周与蒋谈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1938年12月6日）。）。12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参加参政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王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等，继续洽谈这个问题。在谈话中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的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蒋还提出其他方式均无用（注：《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一个大党问题与蒋介石谈判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8年12月13日）。）。1939年1月20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再次提出所谓统一两党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可能”。但蒋介石仍要周恩来请示中国共产党中央，希望能在其给全会的电文中，有让步表示。蒋介石试图“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的努力未能成功，但显然，此事作为蒋介石的“生死问题”，蒋是不会放弃的。
　　国共两党间有着长达十年的敌我关系，并有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阴影，虽然国共两党又进行了第二次合作，但国民党仍以忧虑和恐惧心理来看待共产党。陈立夫以为“多党政治徒增政客之机会，以陷国家于循环不已之内战”，而要求“彻底去除矛盾之党内小组织，使无彼此之分”（注：《陈立夫呈蒋委员长函》（1938年2月1日）。），这种思想在国民党内应该不会孤单。蒋介石在1938年12月31日的日记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这种忧虑和恐惧被带到即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中了。
　　　　二、五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国民党对共政策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在此次会议以后，国共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从这一年开始，两党的磨擦纠纷，在各地不断发生，乃至有些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注：《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675页。）。
　　蒋介石在五届五中全会的开幕词里就为这次会议定下了主旨，就是要清理国内问题，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提出，以后之奋斗“实为决定我民族存亡兴替之关键”，故要“爰就内外事实，详悉检讨”（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1939年1月30日）。）。
　　那么，蒋介石认为需要检讨的是什么呢？“举凡前方、后方，尤其在被占区域或邻近战区之军民，一切思想行动，苟不能严加反省，严加检举，严加改正——而我民族亦将不免于覆亡”，所以，他要求要“在最高统帅领导之下，绝无保留，绝无犹豫，勇往迈进”。蒋介石感到过去的工作“未尽协调，亦未能言行一致”（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1939年1月30日）。），这虽非完全由中国共产党而起，但却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而来。在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溶共”的主张，“对中国共产党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很显然，蒋介石不愿意一个拥有独立体系的、与国民党平行的共产党存在，在他“我融化共产党是一定做得到的”（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记录》。）思想下，要去进行所谓统一的工作。
　　在具体实施层面，国民党更加强调统一意志，并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控制。大会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强调“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1939年1月29日）。），大会并通过《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1939年3月制定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提出“使全体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1939年3月20日）。）。对国民党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目的，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对付共产党的”（注：《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4月29日）。）。
　　1939年6月出台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承接这一思想，大大加强了思想与舆论的统一和对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控制。它要求“党内党外均应一致遵照抗战建国纲领，以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在此之外，“共党应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种种荒谬宣传及共产主义思想之传播”，为对中国共产党在印刷、宣传方面严加控制，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共党不得单独设立机关报与杂志，及印刷前述种种宣传品之书店，违者即行封闭，至于共党言论，在可能范围内准其发表于党外围刊物”。宣传方面的最高权威则是蒋介石，“任何纠纷皆当取决于领袖”（注：《共党问题处置办法》（1939年6月）。）。蒋介石以最终仲裁角色的出现，显见此事的重要和管理的力度。
　　国民党还加强了与中国共产党对下层民众的争取工作。五中全会前国民党就提出了要做好对下层民众的工作，有大量的档案资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下层民众工作中的成功，早已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并开始与之争夺，国民党军

委会办公厅认为：要“网罗中间人才”，“对于民间武装，更应加强争取，如帮会之运用，旧民间武装组织之吸引等，似亦应有专门人员以负责筹划推行。即如现在之冀鲁交界处共党势力尚弱，正宜在此等处所推行此项政策”（注：《军委会办公厅为张允荣所拟对于中国共产党华北抗日根据地对策致军令部电》（1938年6月）。）。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工作开展，决定“就人力、财力予以补助”（注：《中国国民党社会部对中国共产党八月二日延安党员大会决议案筹划对策函稿》（1938年10月28日）。），甚至有的县特拨专项工作经费。在开展民运工作中如何处理同共产党的关系，有人主张“总以防止共产势力扩张为主，似此似可以避免与共党发生磨擦”，而陈立夫在1938年12月5日密电中认为“对党外自须取联络上层友谊，建立下层基础之方针于工作决不可稍事退让”（注：《陈立夫密电》（1938年12月5日）。）。此时，国民党的方针是“似不能坚持党的排他原则”，尽量在不与中国共产党发生摩擦的情况下与中国共产党全力夺取民众。
　　如果说上面还只是部分范围的行动，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则是系统、全面地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的与中国共产党的下层民众争取工作。该决议案对国民党的全部工作者提出，“今后本党应力求在乡村社会力量之发展，过去本党组织仅偏重城市而忽略农村，致广大之农民群众易为异说所乘。今后乃应以乡村为发展组织与宣传之主要对象。于乡村社会中深植本党之势力，并于工作进程中吸收其忠实勇敢者为党员，以健立本党的农村干部。”（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1939年1月29日）。）1月28日，大会通过“请通饬全国举行‘国民抗敌公约’”案，该案要全国人民举行“国民抗敌宣誓”，誓词中有“我等各本良心，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的内容，宣誓人“并代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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