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之分析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共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转折点，这是不争的事实。周恩来认为：五中全会标志着抗战转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策的重点已由对外转向对内，即转向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这是“一个帽子”，“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9～200页。）。为何国民党的态度在五届五中全会后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转变？这种态势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五届五中全会？本文将对此试作探讨。
　　　　一、五届五中全会前国民党对共政治心态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两党之间并没有很大的磨擦，这很容易遮蔽掉一些问题，使我们在思考上述问题时将视线的上限放到五届五中全会，而不能向前推移。当我们将视线投向五届五中全会前，会发现国共之间存在着潜在冲突，已蕴含着后来两党关系变化的因子，一旦时机许可这种变化就会发生。
　　抗战爆发后的国共合作虽然消弭了两党间的战火，但国民党内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依然存在。其实国民党认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国共合作就是另有企图，缺乏合作抗战的诚意，这在国共两党就合作问题洽谈及合作之初就已存在。这种心态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根绝赤祸案”中表现得甚为明显，该案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合作是“于穷蹙边隅之余，倡输诚受命之说”，而国民党的接纳则是“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注：《根绝赤祸案》（1937年2月21日）。）而已，所以国民党将领一再提醒蒋介石，对共产党不应不防，甚至要求恢复原来的剿共政策。陈诚在1937年2月15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就认为：“今日赤匪之要求，为目前计，固不能不虚与委蛇，但考其要求之用意，仍非出自诚心，不过假借特区名义，名正言顺，整顿充实，一俟坐大，伺机反噬，亦即所谓‘不战而屈我’阴谋，手段原自高人一等。”他要求“当以八九年来一贯之国策为重，而以苟求一时表面之安定为轻”（注：《陈诚总司令上蒋委员长陈述陕甘善后问题之意见电》（1937年2月15日）。）。在国民党人看来，中国共产党借“和平团结，共同御辱”的旗号来保护自己，并会借机发展壮大。
　　对中国共产党不信任的心态在合作抗战开始后仍很明显。蒋鼎文在1937年10月4日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认为：“职之观察彼方，决无诚意，不过藉此公开扩张其势力”（注：《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呈蒋委员长电》（1937年10月4日）。），陈立夫更对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战的企图与步骤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共产党“使我腹背受敌内外夹攻而致溃败”的结论。他认为：“共党之参加抗日，其步骤有三：(1)以联合阵线之名，取得参战之一员，虽居我下亦甘之如诒。(2)以国共合作之口号，期取得平等之地位，以自身取得法定公开之保障，为其他各党各派作护符。(3)俟实力既充与我对峙作正式战，而以各党各派担任游击，使我腹背受敌，内外夹攻，而致溃败，其计至毒，其法至妙”（注：《陈立夫呈蒋委员长函》（1938年2月1日）。）。他甚至为国民党内其他人不能了解而悲哀。
　　当然，对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合作产生怀疑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国民党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认为，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张抗战的动机是受了苏联的影响。苏联在竭力引诱中国与日本作战，“苏俄怕日本对他，怕中国消灭了共党，设计刺激引中日先做对。”（注：《徐永昌日记》，第87页。）国民党中一些人担心对日作战会使国民党军队极大削弱，而为苏俄和中国共产党提供机会。蒋介石亦有此思想，他认为“无论其抗日为真为伪，即是其为真抗日，亦必为国际主义之傀儡，而以中国人供人牺牲品”（注：《蒋委员长致南京中央党部叶楚伧秘书长电》（1936年10月28日）。）。不管怎样，两人的言论中都反映了国共之间存在的隔阂。
　　国民党对共的敌视心态在国民党将领与蒋介石往来的电文中体现得很明显。在他们眼中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在将来能取国民党而代之。鹿ｚｈōｎｇ＠①麟的电文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八路军“自去岁春间派遣东进纵队入冀以来，假抗日驱伪之名，实行搜枪扩军之举”，八路军“无所不用其极，对友军则威胁分化，希图隶属改编，以抗日为名，而行植党扩军之实”（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呈蒋委员长电》（1939年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提出的“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全民动员，国民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政策“近为培植势力”，其目的是“企图创造将来改变革命之核心”（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呈蒋委员长报告》（1938年8月8日）。）。
　　关于这种敌视心态，我们还可以看一段对陕甘宁边区政府活动认识和评价的材料。国民党认为中国共产党“阳用边区政府之名，阴行苏维埃红军之实，并煽惑收容大批青年”，自行扩张；搞独立：“擅组机关，自委官吏，紊乱行政系统，破坏国家统一”；实行假民主：“伪造民意，召集所谓边区议会，假借倡行民主美名，巩固割据局面”。并认为“长此姑息养奸，凯唯贻误抗战前途至切，必为将来建国之忧”，“病在切肤，惟有奋起自决，誓死取消伪边区组织，非达目的不止”（注：《陕西省第二行政区各法团及全体民众呈国民政府等机关电》（1939年1月16日）。）。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是国民党对共敌视的根源，它象旗帜一样标明两党的不同，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从合作一开始，国民党就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在一个政府与命令原则下行动，服从三民主义。特别是对三民主义的服从国民党非常强调，因为它意味着在法统上的统一。蒋介石在1937年9月23日为中国共产党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时强调：“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注：《蒋委员长为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发表谈话》（1937年9月23日）。）。中国共产党认为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目标相一致，故现阶段原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但并不能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追求，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国民党人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所编小学课本中将列宁像及总理像并列即是“谬误”，理所当然认为“当此抗战建国时期，在教育上惟有三民主义深入人心，乃能增加抗战力量，以图生存”，而不容许马克思主义“搀杂其间，致滋流弊”（注：《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呈蒋委员长电》（1938年10月2日）。）。
　　由敌视自然要产生防范，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严格控制。蒋介石力图控制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数量，“中央准编其四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八团兵力已在一万五千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即可以此为标准，与之切商”（注：《蒋委员长致顾祝同主任补充指示改编共军方针电》（1937年2月16日）。），其后，虽然中国共产党军队人数有所增加，八路军辖3个师约2万余人，新四军编成乙种师两师（两旅四团制）计在17000多人，“但总数不得超过四万五千人”。在中国共产党军队领导权的问题，蒋要求“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注：《周恩来上书蒋委员长请示红军改编事宜》（1937年7月16日）。）。1938年12月29日，彭德怀提出“在八路军任主力的地区，友军及地方武力，应受八路军指挥”，同时为便于抗战，“华北行政区应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各行政区主任，以各该区最高军事指挥官兼任之”（注：《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重庆签报蒋委员长》（1938年12月29日）。），这种使中国共产党势力

扩大的事情，国民党是不能接受的，故国民党军令部研究认为，“八路军不可在既定战区内活动，宁可另划一战区归八路军负责”（注：《军令部长徐永昌签报蒋委员长关于彭德怀意见研究情形》（1939年1月9日）。），并以“因八路军长于游击”为理由，将八路军分散在各交通沿线。为防中国共产党势力扩大，又给八路军划定区域，“不得在划定区域以外活动及派遣游击队”（注：《军令部长徐永昌签报蒋委员长关于彭德怀意见研究情形》（1939年1月9日）。）。
　　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机构的设立防范甚严。中国共产党拟在汉口、西安、上海、兰州、广州等处设立办事处，康泽认为：“查八路军除已在南京及太原各设有办事处外，均无设立办事处之必要”，对此，蒋介石亦批示：“如无中央许可，即令不准设立办事处可也。”（注：《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长康泽签呈蒋委员长》（1937年11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