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理论与实务的前景与盲点
摘要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
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学与科学间的纠葛关系，建立在西方传统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上。从十八世纪以来，以分析(analysis)及类化(generalization)为主导的所谓科学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学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学者对科学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虑。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这种反理性及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 的一种感性诉求。
英国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的笼罩下，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逻辑的介入，再加上经验论的盛行，建立秩序与规范成为知识分子的迷恋(obsessions)。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应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维，试图建立人类社会生存的有机体制，一方面却也自觉地感受到逻辑论辩与理性分析的威胁。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 Swift 《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作者借着格利佛的观察，讽刺Laputa中科学院所从事的科学实验与哲学论辩，比如说在语言学院中，所从事的乃是将言谈简化成为单音节的字眼，省略所有动词与分词，因为在现实中的所有可认知的事物都是名词。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来描述具有人类理性的马国 Houyhuhnms，在此马国中，人马互位。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类，受制于理性温和的马，在在显示理性思考的吊诡。而在另一篇〈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讨论应将剩余的小孩制成罐头外销，以解决爱尔兰的贫穷问题，深具“想象力“。Swift这种反理性思考的论点，虽然简化了（甚至误解了）理性与科学思维的辩证逻辑，但是也具体地反应文人对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 Shelley 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时期对人文与科技对立论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发展怀疑与不信任的理论佳构。早期感情与理智、想象力与分析力、文学与科学的对立祇是意识形态，或许是基于对科学的误解，或许是文学工作者的保守心态。但是当Dr. Frankenstein将科学的产品（科技的成果）化为人类的梦厌(The Monster)，人文学者找到了攻击的对象。人文与科技的对立已不可避免，也为人文学者找到了反科技决定论的依据。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限于本人之研究专长及时间，在此仅以英美文学研究为限，着重在文学与计算机科技间的挂勾与纠葛。
二、文学研究与计算机科技的萌芽期：
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结合人文与计算机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创刊，开启了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尤其是mainframe）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学术研究。（〈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页136）。早期的文学与计算机研究偏重文学计算，也就是使用计算软件或是索引工具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与作者文风，两本人文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为工具，从事文学计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工作者透过其文本或研究来探讨这两者间的对立或共生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研究。笔者在一篇〈文学与科技的交锋：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可以看出科技优越性与人性的关怀一直是人文与科技对立所关心的主题。笔者罗列了八项科幻小说的主题：1、人文世界的理性与合理化的解释（魔鬼总动员）；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险记、星际巡航记、外星人的传说）；3、乌托邦的记忆与建立（反乌托邦的省思──美丽新世界）；4、文明与科技的怀疑（科学怪人、机器人的神话、网络上身）；5、人文的关怀（生态与科技──侏罗纪公园）；6、视学与想象力的开拓（时间机器、星际大战、回到未来）；7、超人神话──机器战警、生化人、超人；8、后现代社会的省思──网络的虚拟世界。（页5）。从此窗体可以看出，人文对科技的关系正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怀疑，转化成想象力的开拓与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权威式的扩展，逼迫文学工作者不再仅仅认同网络科技威胁论（如网络上身），更进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运作与网络上的文学断裂现象(fragmentation) 。这一波的文学与科技的交锋，将从文学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间移到科技学者的网络空间。作家或研究者，开始在计算机上寻找创作的可能性，想象网络出版、多媒体创作、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思索网络的群体与个体疏离等问题，这将开启另一个纪元的英美文学研究。倒底这一波的因特网对英美文学研究有何影响，其对文学研究是否产生质的变化或是理论架构的重整，将是关心文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议题。
三、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发展：
J. Hillis Miller在一篇讨论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文章中(“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话说：”... 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 if not all of it, 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 Neither can philosophy, or psychoanalysis. Or love letters . . . (58)。Derrida对文学的悲观来自于对数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毁了传统文字印刷力量、文本与人的互动（或感动）关系、以及手写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较了一般手写书信及电子邮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虑。
Derrida的这种焦虑其实呈现了网络发展带给人文研究的一种质与量的改变，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人文与科技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诚然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
（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文字的数字化解决了图书馆的馆藏空间问题，而网络的建构似乎解决了图书馆的数据取得问题。从1962年以来Darmouth College的教授John Kemeny提出图书馆的使用不易，提出以远距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在1982年University of Rea 《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理论与实务的前景与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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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
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
一、前言：
文学与科学间的纠葛关系，建立在西方传统的理性与感性的二元对立上。从十八世纪以来，以分析(analysis)及类化(generalization)为主导的所谓科学思想，成就了近代的科学文明；但也造成了人文学者对科学文明（或是理性思考）的疑虑。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思潮正是反映了这种反理性及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 的一种感性诉求。
英国十八世纪在启蒙运动的笼罩下，理性的思考与分析逻辑的介入，再加上经验论的盛行，建立秩序与规范成为知识分子的迷恋(obsessions)。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一方面反应主流文化的理性思维，试图建立人类社会生存的有机体制，一方面却也自觉地感受到逻辑论辩与理性分析的威胁。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Jonathan Swift 《格利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作者借着格利佛的观察，讽刺Laputa中科学院所从事的科学实验与哲学论辩，比如说在语言学院中，所从事的乃是将言谈简化成为单音节的字眼，省略所有动词与分词，因为在现实中的所有可认知的事物都是名词。Swift更以理性的思考来描述具有人类理性的马国 Houyhuhnms，在此马国中，人马互位。Yahoo此一未文明化的人类，受制于理性温和的马，在在显示理性思考的吊诡。而在另一篇〈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更以分析的手法，讨论应将剩余的小孩制成罐头外销，以解决爱尔兰的贫穷问题，深具“想象力“。Swift这种反理性思考的论点，虽然简化了（甚至误解了）理性与科学思维的辩证逻辑，但是也具体地反应文人对理性思考的不信任。Mary Shelley 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大概是浪漫时期对人文与科技对立论述最清楚的教材，也建立了日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发展怀疑与不信任的理论佳构。早期感情与理智、想象力与分析力、文学与科学的对立祇是意识形态，或许是基于对科学的误解，或许是文学工作者的保守心态。但是当Dr. Frankenstein将科学的产品（科技的成果）化为人类的梦厌(The Monster)，人文学者找到了攻击的对象。人文与科技的对立已不可避免，也为人文学者找到了反科技决定论的依据。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限于本人之研究专长及时间，在此仅以英美文学研究为限，着重在文学与计算机科技间的挂勾与纠葛。
二、文学研究与计算机科技的萌芽期：
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结合人文与计算机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创刊，开启了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尤其是mainframe）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学术研究。（〈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页136）。早期的文学与计算机研究偏重文学计算，也就是使用计算软件或是索引工具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与作者文风，两本人文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为工具，从事文学计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工作者透过其文本或研究来探讨这两者间的对立或共生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研究。笔者在一篇〈文学与科技的交锋：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可以看出科技优越性与人性的关怀一直是人文与科技对立所关心的主题。笔者罗列了八项科幻小说的主题：1、人文世界的理性与合理化的解释（魔鬼总动员）；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险记、星际巡航记、外星人的传说）；3、乌托邦的记忆与建立（反乌托邦的省思──美丽新世界）；4、文明与科技的怀疑（科学怪人、机器人的神话、网络上身）；5、人文的关怀（生态与科技──侏罗纪公园）；6、视学与想象力的开拓（时间机器、星际大战、回到未来）；7、超人神话──机器战警、生化人、超人；8、后现代社会的省思──网络的虚拟世界。（页5）。从此窗体可以看出，人文对科技的关系正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怀疑，转化成想象力的开拓与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权威式的扩展，逼迫文学工作者不再仅仅认同网络科技威胁论（如网络上身），更进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运作与网络上的文学断裂现象(fragmentation) 。这一波的文学与科技的交锋，将从文学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间移到科技学者的网络空间。作家或研究者，开始在计算机上寻找创作的可能性，想象网络出版、多媒体创作、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思索网络的群体与个体疏离等问题，这将开启另一个纪元的英美文学研究。倒底这一波的因特网对英美文学研究有何影响，其对文学研究是否产生质的变化或是理论架构的重整，将是关心文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议题。
三、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发展：
J. Hillis Miller在一篇讨论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文章中(“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话说：”... 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 if not all of it, 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 Neither can philosophy, or psychoanalysis. Or love letters . . . (58)。Derrida对文学的悲观来自于对数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毁了传统文字印刷力量、文本与人的互动（或感动）关系、以及手写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较了一般手写书信及电子邮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虑。
Derrida的这种焦虑其实呈现了网络发展带给人文研究的一种质与量的改变，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人文与科技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诚然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
（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文字的数字化解决了图书馆的馆藏空间问题，而网络的建构似乎解决了图书馆的数据取得问题。从1962年以来Darmouth College的教授John Kemeny提出图书馆的使用不易，提出以远距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在1982年University of Rea 《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文化：理论与实务的前景与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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