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

选”。（注：汪德门：《庚申殉难日记》；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10、16页。）迫于生计，也有一些民女自愿嫁给太平军首领，故时人有“贼亦娶民间妇女，民间妇女有饥寒不能度日者，亦愿嫁贼”（注：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31页。）一说。这种特殊形式的婚姻基本上沿袭江南民间托媒人、送聘礼之类的旧俗。以常熟为例，从咸丰十年末到次年春，当地太平军“婚娶民间甚多，每有乡官熟识人等做媒，聘资柯金丰厚，酬赠不吝”（注：汤氏：《鳅闻日记》，《近代史资料》总30号，第115页。）。婚礼与民俗同化的色彩也比较浓厚。例如，吴县木渎卡某首领在娶李家桥一民女时，虽然不行合卺礼，但“鼓乐彩旗略似民间”（注：蓼村遁客：《虎窟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专辑》，第31页。）。更有甚者，浙江秀水县陡门卡驻军在娶亲时，“办酒卅余桌，用鼓乐请大土地赞神歌”（注：沈梓：《避寇日记》卷4，《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238页。），不仅十分铺张，还公然违反了太平天国禁拜邪神的法令。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于同期重新刊行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其中有关婚娶事项的具体规定却并没有得到执行，完全成了一纸空文。
　　由于夫贵妻荣的缘故，这些成为各级将领女眷的民女构成了太平军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浙江石门县城过新年时，“头目之妇所谓‘贞人’者，亦窄袖艳装，不挽髻，用彩线结辫盘额上，抹粉涂脂，乘马得得行，有小贼一二人在辔首护持之，往来称贺”（注：佚名：《平贼纪略》卷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329页。）。不过，因为遭遇不同，她们的心境也不大相同。例如，在浙江平湖县城，女眷们平素“逐队闲行，皆涂脂抹粉，衣服鲜华，或扬扬意得，或郁郁含愁

”（注：顾深：《虎穴生还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736页。）。另据无锡人张乃修自述，其父曾任无锡南塘清绿营兵千总，人称“张副爷”，精于医术，城破后全家隐居在寺头镇。某日，突然开来一队太平军，将他们父子押到守将济天义黄和锦设在城里的公馆。张氏父子坐下后，惊魂未定，忽见几位涂脂抹粉的少妇上来托盘进茶，内有一人含笑招呼道：“老爷无恙耶？莲少爷何其黑瘦乃尔？”张乃修仔细打量，辨认出对方是昔日邻居王漆匠的女儿，便向她询问事情的原委。该女解释说：“无虑，老大人有病求诊，我即荐保也”。（注：张乃修：《如梦录》，《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611-612页。）显然，这位受宠的贞人对现状较为满足，甚至颇有些怡然自得。不过，迫于社会舆论，这些女眷难免受到心理上的压力。佚名《平贼纪略》记无锡、金匮事，内称“城贼以私藏妇女配偶，公然为妇；甚至无耻之徒以女妻贼，其父兄俨为椒房之亲，途人侧目，则不知也”（注：佚名：《平贼纪略》卷上，《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273页。），正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由于战事频繁，一旦部队奉调出征，她们便成了留守家属，甚至在旦夕之间成为寡妇，所谓“乱点出征征不返，贞人远望在高楼”（注：丁葆和：《归里杂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第463页。）即云此事。
　　大批女眷随军是弛禁后军营生活所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洪秀全本想借允许男女婚嫁来安抚人心，同时依旧严男女之大防，杜绝婚姻之外的任何越轨行为，以整肃军纪和维护纲常伦理。但是，就全体官兵而言，受惠于弛禁政策尤其是多妻制的毕竟仅是少部分人。更令洪秀全始料不及的是，伴随着禁令的废止，纵欲之风在太平军中日益蔓延，导致军纪日渐松弛。
　　由于实行多妻制，一些高级将领耽于声色，故江南民间流传着“大小贞人共一床，模模糊糊过时光”（注：李光霁：《劫余杂识》，《太平天国》第5册，第314页。）的民谣。早期的鸡奸现象也在军中延续了下来。有些首领在娶妻的同时，依旧养有娈童。金山人顾深被掳后，因识字能书而在平湖驻军中充当“先生”，一位已在营中服役1年的本地人善意地向他介绍内情，其中便谈到：“称呼江北老长毛，当以‘大人’呼之。童子虽系江南人，贼掳为己子，名为父子，其实是龙阳君，当以‘公子’呼之。”（注：顾深：《虎穴生还记》，《太平天国》第6册，第734页。按：战国时魏有宠臣食邑龙阳，号龙阳君，后因称男色为“龙阳”。）佚名《平贼纪略》亦云：“（贼）掳幼童使装烟吹火，称小拜喜（把戏），有姿色者奸之，或献其酋为假子。”（注：佚名：《平贼纪略》卷下，《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330页。）通奸现象也随之出现。后来以环游世界著称的南京人李圭曾在江苏溧阳某馆中听差，他在回首这段亲身经历时，对相关隐情有所披露。据云馆主＠⑦天燕姓郦，出征安徽未归，由其义子桂芳代为主事。两人各娶一名本城少妇，“郦贼所掳妇妖好愈桂芳妇，郦出，桂芳私数月矣。时酷暑，桂芳醉卧，妇迎凉院中，陆（一老兄弟，引者按）因与通”，结果险些酿成内讧。（注：李圭：《思痛记》卷下，《太平天国》第4册，第487-488页。）
　　相比之下，情节更为严重的是嫖娼狎妓现象。在严刑峻法的威慑下，娼妓活动在太平天国实际控制区一直比较沉寂，特别是在一些中心城市，几乎见不到娼妓的踪影。但是，在太平天国控制不力的江南乡村却是另一番情景。尤其是在太湖流域的一些市镇，在枪船武装的操纵下，妓船与赌场、戏棚等几乎是互为一体，色情生意异常繁盛。另一方面，时局的持续动荡，社会救济活动的严重滞后，也使得逼良为娼的势头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而军纪松弛、吏治腐败现象的滋蔓与卖淫嫖娼活动的猖獗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
　　以浙江秀水县新塍镇为例，1861年秋，该镇白龙潭东侧停泊着五六百只来自湖州的逃难船，“日久粮罄，妇女皆上岸行乞，视之皆良家子也”，难民们“秕糖不继，流离万状，哭泣不敢出声”。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仅咫尺之遥，“白龙潭停妓船二百余艘，琉璃窗，锦绣帐，箫管声细细，餍饫粱肉，长毛、富商出入其中，千金一掷。其上则二里桥花鼓戏场，锣鼓喧天，声闻数里，喝雉呼卢，昼夜不辍。”（注：沈梓：《避寇日记》卷2，《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88-89页。按：枪船是由江南豪绅、痞棍所纠集的一种地方武装，其船啸集水面，枪炮俱备，故名。正是由于枪船势力的坐大，新塍镇的妓船才得以无视相关法令，以一种公开化甚至半合法化的方式存在。换句话说，妓船的存亡主要取决于枪船的兴衰，而太平天国对待枪船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剿到抚、从抚到剿的发展演变过程，因此，妓船的状况也随之起伏不定。例如，1861年夏，太平军突袭隶属湖州的归安县新市，枪船闻风逃遁，平静后又卷土重来，“市肆无恙，赌博、妓船复集”（佚名：《寇难琐记》卷1，《江浙豫皖太平天国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1年后，太平军大举围剿枪船武装，遭受重创的枪匪势穷力竭，所经营的妓船也随之一蹶不振，但也有例外。元和县周庄镇的枪船头领费秀元在接受招抚后，派手下枪船数十只开至吴江县同里镇，“大开博场，昼夜演剧”，且有“妓船数十号蚁聚”。由于太平军此次围剿不波及周庄费氏，因此，枪船在同里镇的生意更加红火，到1862年秋冬，除“赌博数十次”、“鸦片烟灯遍地”外，妓船也扩充到了百余只，甚或“赁屋居停”（倦圃野老：《庚癸纪略》卷上、下，《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106页）。又，吸鸦片、赌博、演戏同为太平天国所明令禁止。）能够逍遥于这种色情场所、动辄一掷千金的“长毛”，无疑都是太平军中一些大权在握的人。例如，总理苏福省民政在左同检熊万荃在路过新塍镇时，乡官局“请酒看戏”，熊氏遂纵情声色，事后“赏优伶一百元，又为妓女品兰赎身从良费五百元，共用千元”（注：沈梓：《避寇日记》卷3，《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4册，第152页。按：熊万荃系清朝降官，任职期间因密谋内应而引起忠王怀疑，后被调守平湖、乍浦一线，不久叛降李鸿章，赏知府职，改名建勋。），堪称名副其实的一掷千金。
　　随着酒色逐渐成为官场交接应酬时的一道风景，权色交易也应运而生。例如，浙江海宁县花溪镇乡官朱芸泉为了升迁，居然向坐镇该县的会王蔡元隆进行性贿赂，特意送来两名女子侍奉后者。蔡元隆查询后，得知二女一系有夫之妇，另一许姓少女则是书香门第出身，均属被胁迫而来，便赠送路费打发其回家，并将朱芸泉斩首示众，以儆效尤。（注：冯氏：《花溪日记》卷下，《太平天国》第6册，第712页。按：蔡元隆系忠王李秀成之婿，湖南岳州人，时年约25岁，后于1864

《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