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

笑天是策动“四·一二政变”的功臣，但因没谋到满意职位，弃盛攀黄氏高枝，成为黄慕松的智囊人物。
　　最令盛世才不能容忍的是，黄慕松一到新疆就要削弱他的军权，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黄的主张一开始即被盛世才婉言拒绝，但他不改初衷，致电行政院说：“督办创自金氏，为各省所无，伊犁方面对此亦存观望，不若变更现制，另设新疆军事委员会，网罗诸将共戴中央，而剿匪则另于战时编制，予以剿匪总指挥及纵队司令等名义。”（注：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藏行政院档案，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02页。）他还干脆背着盛世才与陈中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会，以盛为委员长。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是实力派首领，他们或拥兵自重，或与盛世才兵戎相向，盛世才怎能指挥动他们。一旦盛世才被架空变成光杆司令，新疆最高军事权力自然会从盛向黄的手中转移，因为只有黄可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号令诸将。
　　（三）控制新疆失败及其原因
　　盛世才对黄慕松在新疆的活动了如指掌（注：盛世才借助从马仲英部俘获的日本密码破译专家大西忠，破译了黄给中央的电报；利用特务严密监视黄在新疆的全部活动。）。黄的一切举措均在于控制新疆政权，已攫取新疆临时督办权位的盛世才，岂能甘心将权位拱手让人？1934年6月26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软禁黄慕松，借此警告南京政府和亲南京政府势力，强龙不压地头蛇。
　　黄慕松对此猝不及防，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明码急电蒋、汪：“新疆逼处强邻，情形复杂，隐患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乞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倘蒙谕允，则承宣化，既有中央之地方长官负责，而慕松宣慰亦易进化，伏乞签核示遵。”（注：《黄曾电保刘盛真除》，1933年7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刘文龙、盛世才也于政变次日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乘前方军事形势紧张之际，煽动后方军士谋反，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的大员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来新疆调查事变真相。[1](P574)新疆维持委员会、东北民众救国军及各社会团体也根据盛世才的授意，电请中央真除刘、盛。盛世才的用意很清楚，扣押黄慕松为人质，逼迫中央任命他为新疆边防督办。
　　南京政府为顾及中央颜面，积极营救黄慕松。7月5日，行政院急电黄慕松，“令即日回京报告真象”。6日，汪精卫召见新疆省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询问新疆情况，拟派宫去新疆调查事变真象。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致电刘文龙、盛世才说：“你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中央日前去电促其回京报告，务望你们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上讲：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对刘文龙、盛世才，政府不一定说不要他，也不一定说要他，关键要看这几件事是否肯做、是否能做。这几件事即外交统一于中央、军事统一于中央、民族要平等宗教要自由。这是中央政府对新疆善后工作的三大原则，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这些原则，我们便把新疆交给他们，否则即交给别人。（注：《行政院纪念周——汪报告一周内要政》，1933年7月12日南京《中央日报》。）13日，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之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付托。”（注：《张凤九由赣返京——谈新省事件周内可解决》，1933年7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蒋、汪明确地向盛世才传递去信息：中央可以接受真除他的条件，但要他明白宣示效忠中央。
　　盛世才对南京的意图心领神会，7月19日，刘文龙、盛世才联名致电中央说：“外面流言，报端登载，遂对于黄使不免稍有误会，随经切实调查，皆系陶、陈、李煽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涉。黄使衔命来新，宣布中央德意，安慰新疆人民，到后人心大定，边局就安，……黄使宣慰功劳，固非浅鲜，而我中央威信所被，亦足证明新省孤悬塞外，地瘠民贫，平时尚非仰赖中央维持，不能自立。况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当能晓比，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1](P578～579)
　　至此南京政府与盛世才的交易敲定，7月17日黄慕松电中央宣慰使署驻京办事处，准备飞机接他东归。20日，黄慕松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离新（注：彭昭贤回忆说是他人新劝盛放了黄慕松，其实有误。南京政府是曾委派宫碧澄、彭照贤赴新与盛商谈新疆问题，并预定乘7月18日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去新。但彭18日并未飞新。因“中央对新事解决方案，须待黄慕松返京作最后决定，故再迁延。”8月2日彭昭贤、宫碧澄仍在南京等待下午5时汪精卫的接见。而此时黄慕松早已回到南京，根本不可能有彭昭贤劝盛放黄之事。参见彭昭贤《政海沉浮话当年》，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276～3277页；《戴院长赴赣谒蒋商新事——俟得端倪即西行宣慰，宫碧澄等定明日赴新》，1933年7月17日南京《中央日报》；《黄慕松将赴赣谒蒋报告赴新经过——王应榆谈在新宣慰情形　彭宫约下月初入新》，1933年7月23日南京《中央日报》；《彭宫今晚谒汪——请示新政改进办法》，1933年8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会议通过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张培元为伊犁屯垦使兼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的任命。真除盛世才，宣告南京政府借黄慕松宣慰以控制新疆的计划破产。
　　南京政府控制新疆的计划为何失败？原因有二：
　　其一，没有军事力量作后盾。民国以来，新疆依仗着僻居边塞之地，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向中央政府闹独立。南京政府派黄慕松宣慰新疆，主要想凭借中央的政治旗号，在新疆拉拢培植可以依靠的力量。黄慕松如此运作，确实争取了部分实力派人物的归附意向，但那离真正为其所用还有距离。中央部队只有胡宗南一个团远在兰族，黄慕松要求中央接收肃州及胡宗南一旅自甘向新推进均未实施。这

样黄慕松面对猝发的事变，无军队可为声援，只能人为刀俎，他为鱼肉，听盛摆布了。
　　其二，黄慕松举措失当。首先黄慕松在新疆的举措缺乏前瞻性。黄慕松在新疆运作的目的在于控制新疆政权，这对已经取得临时督办职位的盛世才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但黄慕松对这种虎口拔牙的事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料到盛世才会突然发动政变，甚至会加害于他。其次黄慕松在新疆的举措缺乏隐蔽性。黄慕松一到新疆，就向盛世才提出改督办制为军委会制，又大张旗鼓地拉拢各方势力，没有采用适当的策略与形式掩盖起他的真正用意，结果盛世才对他的用意与活动洞若观火。盛世才出于一个军阀维护自身权位的本能，必定不择手段地干出任何事情。总之，黄慕松的才智未在盛世才之上，想用政治手法谋取新疆又安能成功？
　　　　二、第二次试图对新疆的控制与失败
　　（一）实施盛张马三方鼎立的平衡牵制策略。
　　南京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答应真除盛氏，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放弃经略新疆。刻下蒋介石正调集百万军队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分兵西北力所不许，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设法借用新疆本地的力量，使盛、张、马三方相互牵制，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注：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平衡牵制方案在1933年7月24日基本形成，29日，蒋介石、汪精卫在江西庐山听取黄慕松有关新疆情况与意见的汇报后最后确定。参见《新疆善后》，1933年7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黄谈新事中央已决定处置办法》，1933年7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
　　1933年8月1日行政院通过对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的任命，即是实现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关键步骤。这一任命的政治用心是让张培元以伊犁屯垦使兼第八师师长的身份雄跨盛世才之西，默认马仲英实际控制的东疆地区割据于盛世才之东，这样盛世才虽控制迪化政治中心并拥有中央任命，在张、马的东西夹击中也不能有所作为；同时张、马又有盛世才的牵制，亦不敢

《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