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
轻易脱离南京政府为他设置的运行轨道。实施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前提是要将盛、张、马三方的关系相对固定下来，为此蒋介石、汪精卫一再敦劝戴传贤去新疆一行。戴以健康原因短期内难以成行相辞。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以中央代表身份去新疆主持刘、盛等人的就职典礼。
9月2日，罗文干到达迪化。主持完刘、盛就职典礼，即开始撮合盛马之间的关系。盛世才表示若马仲英听从督办公署调度，退往哈密就任东疆警备总司令，可以委任他为省府委员。罗文干觉得事情有望解决，决定亲赴吐鲁番一行，敦劝马仲英息争。盛世才派其弟盛世骐等人随行，表面上表示和平诚意，实际上是想将马仲英骗至迪化予以处置。
马仲英接受盛世才委任的东疆警备总司令职务，并在吐鲁番参加了为他举行的就职典礼，对盛世才要求他缩小防区问题，他表示只要部队粮饷有则防区可任随指定，唯对盛世才邀他去迪化商谈和平问题坚辞不从。罗文干返回迪化后与刘文龙商量，认为马仲英问题即为粮糈问题，迪化无力解决，有向中央报告的必要，决定先派罗随员冯有真回京报告。
盛世才见没能将马仲英骗至迪化，即称马仲英没有和平诚意，下令将随罗而来的马仲英和谈代表张雅韶等人拘押，借此向马仲英寻衅，以打破南京政府在新疆所搞的平衡牵制政策。盛世才对罗文干的态度也发生突变，多方刁难罗以向南京政府示威，罗文干不得要领地离开迪化去伊犁。
（二）罗文干所谓的治新方案即张马联手倒盛。
罗文干从新疆回到南京后，曾向外界透露中央有治新方案（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31页。）。但这个治新方案是什么？是否即后来发生的张培元、马仲英联手倒盛的军事行动？
1934年9月26日蒋介石在《致盛世才督办妥慎处理新疆事务电》中否认张、马联合军事行动与南京政府有关系。他说：罗文干系自请赴新考察边情，并无特殊任务，“所谓以汪院长名义发致张培元之艳电，若非此次彭厅长（彭昭贤——引者）带呈油印电文，中央在任何方面均未梦及，日前汪院长来牯（牯岭——引者），当示以此电，甚为诧异，回京后立即彻底追查，忠密电码虽属张罗特约专用之本，然遍检当时外部致俄使馆各电原底，均无此稿，并约罗部长面加究诘，亦根本否认，有捏造院令冒名发电情事。惟张培元曾致罗江电，有事机紧急，不能不矫造中央命令以行之语，则艳电由张伪造，张已自承，而艳电内容如何措词，即罗亦未深知。盖边防督办及该电所列南北疆总司令各职，均为军事长官，其任免皆应由军委会呈请，非行政院所能决议，且艳电中有呈由国民政府公布字样，而实际国府始终并无此令。凡兹种种，其确出假托，更可一目了然。”（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卷别录，［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5页。）究竟南京政府是否撮合张马联手倒盛，由于蒋介石的否认似乎变得扑朔迷离，台湾方面的研究也对此持否认或回避态度（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45页；高素兰：《盛世才入新疆主政经纬（民国19年——23年）》，［台北］《国史馆馆刊》1997年6月出版。）。
《新疆简史》（第3册193页）首次提出南京政府密令张马联手倒盛的说法，蔡锦松在《盛世才在新疆》一书中又依据他所发现的资料得出结论说：“在国民政府和罗文干的促成下，1933年12月间，张培元、马仲英反盛同盟正式形成，张已对盛世才采取军事行动。”（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笔者支持蔡锦松先生的观点，其理由为：
其一，南京政府有作出这一决策的可能性。南京政府制定新疆政策的核心人物是蒋介石、汪精卫，他们均未到过新疆，对情况不熟悉，他们有关新疆问题的决策势必受到罗文干的重要影响。盛马再战后盛在达板城之役伤亡官兵2000多人，损失轻重武器1000多件；盛世才为勒派军粮又逼死人命不少，“闻军粮仅能再支持一月”。鉴于盛世才已处于内外交困的严重境地，罗文干在离开新疆前夕建议国民党政府说：“……盛昔以骗诈取得任命，中央为求苟安，循其所请。今盛仍恶性未改，怨声载道，中央若不早下最后决心，处以祸国害民之罪，此后中央将威信无存。一切善后办法，明日起程回京呈报，望中央此时勿再为其所愚，予以任何之援助。”（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外交部档案抄件，转引自蔡棉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29～130页。）南京政府武力不及新疆何以能治盛罪呢？显然只能借助张马力量倒盛。盛世才已走到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地步，蒋、汪采纳罗的建议对盛采取非常措施是完全可能的。
其二，张马之间无中央撮合难以联合反盛。张培元与盛世才虽然难以真正合作，但双方关系一直没有公开破裂，1933年6月12日张培元还领衔多位军界要员呈请南京政府对刘、盛予以真除[1](P572～573)。张培元没有在中央政府真除盛氏前反盛，反而在盛居“正统”地位后倒戈，这样做没有中央政府的授意是难以想象的。再说当时新疆回汉隔阂很深，张培元要与马仲英联合会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没有中央政府的撮合短时间内也很难走向联合。曾作过张培元译电员、秘书、参谋的王恩溶回忆说：“马与张曾经兵戎相见，要说服他们联合是不容易的”，只是在罗文干的劝说下，张培元才定下“联马攻盛”的策略[4]。
其三，有张培元的两封电报为证。1933年12月4日，张培元致电中国驻苏大使颜惠
其四，有张培元的遗书为证。张培元令其部下杨正中率其主力进军迪化，结果在石河子战败溃退；苏联又出兵攻占他的大本营伊犁。张培元走投无路，在逃亡途中自杀。死前他写有遗书：“一误于罗部长，再误于杨正中……。”[5]误于罗部长只能解释为他后悔听信了罗文干要他联马倒盛的建议。
综上所述，南京政府曾撮合张马联合倒盛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三）南京政府控制新疆失败的原因。
南京政府第二次控制新疆失败的原因很多。比如说南京政府武力不及新疆；依靠新疆地方实力派头目张培元、马仲英的力量制衡盛世才，但张培元、马仲英各怀有野心，一方面不能真正联合，另一方面也难以真正为南京政府所用等等。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政府出兵帮助盛世才，彻底打败张培元、马仲英部，从而通过盛世才控制了新疆。
盛世才为什么能够取得苏联政府的支持呢？这与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有关。就国内局势看，盛世才要南京政府给他“正名”，却不要南京政府对他控制；南京政府不得已给了盛世才“名份”，但又想设法限制地他势力的膨胀，甚至要搞掉他。盛世才为了与南京政府抗衡，便向苏联表白他早已信仰社会主义，借以寻求苏联政府的支持。苏联出于苏联国家安全考虑，决定援助盛世才以便在新疆扶持一个亲苏政权，将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因为英国暗中支持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割据南疆；日本在占领满州、进入热河后，也想借助马仲英的力量向新疆延伸势力。无 《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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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罗文干到达迪化。主持完刘、盛就职典礼，即开始撮合盛马之间的关系。盛世才表示若马仲英听从督办公署调度，退往哈密就任东疆警备总司令，可以委任他为省府委员。罗文干觉得事情有望解决，决定亲赴吐鲁番一行，敦劝马仲英息争。盛世才派其弟盛世骐等人随行，表面上表示和平诚意，实际上是想将马仲英骗至迪化予以处置。
马仲英接受盛世才委任的东疆警备总司令职务，并在吐鲁番参加了为他举行的就职典礼，对盛世才要求他缩小防区问题，他表示只要部队粮饷有则防区可任随指定，唯对盛世才邀他去迪化商谈和平问题坚辞不从。罗文干返回迪化后与刘文龙商量，认为马仲英问题即为粮糈问题，迪化无力解决，有向中央报告的必要，决定先派罗随员冯有真回京报告。
盛世才见没能将马仲英骗至迪化，即称马仲英没有和平诚意，下令将随罗而来的马仲英和谈代表张雅韶等人拘押，借此向马仲英寻衅，以打破南京政府在新疆所搞的平衡牵制政策。盛世才对罗文干的态度也发生突变，多方刁难罗以向南京政府示威，罗文干不得要领地离开迪化去伊犁。
（二）罗文干所谓的治新方案即张马联手倒盛。
罗文干从新疆回到南京后，曾向外界透露中央有治新方案（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31页。）。但这个治新方案是什么？是否即后来发生的张培元、马仲英联手倒盛的军事行动？
1934年9月26日蒋介石在《致盛世才督办妥慎处理新疆事务电》中否认张、马联合军事行动与南京政府有关系。他说：罗文干系自请赴新考察边情，并无特殊任务，“所谓以汪院长名义发致张培元之艳电，若非此次彭厅长（彭昭贤——引者）带呈油印电文，中央在任何方面均未梦及，日前汪院长来牯（牯岭——引者），当示以此电，甚为诧异，回京后立即彻底追查，忠密电码虽属张罗特约专用之本，然遍检当时外部致俄使馆各电原底，均无此稿，并约罗部长面加究诘，亦根本否认，有捏造院令冒名发电情事。惟张培元曾致罗江电，有事机紧急，不能不矫造中央命令以行之语，则艳电由张伪造，张已自承，而艳电内容如何措词，即罗亦未深知。盖边防督办及该电所列南北疆总司令各职，均为军事长官，其任免皆应由军委会呈请，非行政院所能决议，且艳电中有呈由国民政府公布字样，而实际国府始终并无此令。凡兹种种，其确出假托，更可一目了然。”（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卷别录，［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5页。）究竟南京政府是否撮合张马联手倒盛，由于蒋介石的否认似乎变得扑朔迷离，台湾方面的研究也对此持否认或回避态度（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45页；高素兰：《盛世才入新疆主政经纬（民国19年——23年）》，［台北］《国史馆馆刊》1997年6月出版。）。
《新疆简史》（第3册193页）首次提出南京政府密令张马联手倒盛的说法，蔡锦松在《盛世才在新疆》一书中又依据他所发现的资料得出结论说：“在国民政府和罗文干的促成下，1933年12月间，张培元、马仲英反盛同盟正式形成，张已对盛世才采取军事行动。”（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笔者支持蔡锦松先生的观点，其理由为：
其一，南京政府有作出这一决策的可能性。南京政府制定新疆政策的核心人物是蒋介石、汪精卫，他们均未到过新疆，对情况不熟悉，他们有关新疆问题的决策势必受到罗文干的重要影响。盛马再战后盛在达板城之役伤亡官兵2000多人，损失轻重武器1000多件；盛世才为勒派军粮又逼死人命不少，“闻军粮仅能再支持一月”。鉴于盛世才已处于内外交困的严重境地，罗文干在离开新疆前夕建议国民党政府说：“……盛昔以骗诈取得任命，中央为求苟安，循其所请。今盛仍恶性未改，怨声载道，中央若不早下最后决心，处以祸国害民之罪，此后中央将威信无存。一切善后办法，明日起程回京呈报，望中央此时勿再为其所愚，予以任何之援助。”（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外交部档案抄件，转引自蔡棉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29～130页。）南京政府武力不及新疆何以能治盛罪呢？显然只能借助张马力量倒盛。盛世才已走到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地步，蒋、汪采纳罗的建议对盛采取非常措施是完全可能的。
其二，张马之间无中央撮合难以联合反盛。张培元与盛世才虽然难以真正合作，但双方关系一直没有公开破裂，1933年6月12日张培元还领衔多位军界要员呈请南京政府对刘、盛予以真除[1](P572～573)。张培元没有在中央政府真除盛氏前反盛，反而在盛居“正统”地位后倒戈，这样做没有中央政府的授意是难以想象的。再说当时新疆回汉隔阂很深，张培元要与马仲英联合会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没有中央政府的撮合短时间内也很难走向联合。曾作过张培元译电员、秘书、参谋的王恩溶回忆说：“马与张曾经兵戎相见，要说服他们联合是不容易的”，只是在罗文干的劝说下，张培元才定下“联马攻盛”的策略[4]。
其三，有张培元的两封电报为证。1933年12月4日，张培元致电中国驻苏大使颜惠
庆：“培元遵照中央与罗部长计划，已出兵讨伐，将盛逆购得大批枪弹，业派兵截留，职部军队已开进乌（苏）、绥（来）（今玛纳斯——引者），双方已经接触，仍向迪化进攻，解决盛逆于民倒悬而固边圉。马仲英方面已联络，取一致行动，盛已陷于绝地，不久即可解决。以新疆形势，人民怨恨盛逆已达极点，实际情况罗部长已视查（察）明确。盛逆一除，战祸立即消弭，迅由中央特派要人来新，由伊入境，主持一切，培元当竭诚拥护，绝对服从。请钧座将上项情况转呈蒋委员长、汪院长，将盛逆立予免职查办。”（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外交部档案抄件，转引自蔡棉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0～131页。）12月6日，张培元又致电颜惠庆说：“自奉罗部长转到中央忠密电令，着培元督师入迪，解决盛世才，肃清北疆，以除祸根，并令与马仲英合作，迅弭战祸，救民水火，以维国土等因。当时出兵乌苏、绥来，将盛逆私购大批械弹扣留，……现职部骑兵一旅已进至绥来，乌苏、塔城已派驻重兵，截断盛逆交通，以期迅速解决，早奠边局。”（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外交部档案抄件，转引自蔡棉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蒋介石说张培元因“事机紧密”，“不能不矫造中央命令以行之”，而且“张已自承”。但是张培元何以一边“自承”“矫造”中央电令，一边又继续向颜惠庆“矫造”是奉中央电令，并要颜惠庆转呈蒋、汪将“盛逆免职查办”呢？显然蒋介石的说法逻辑上讲不通。1934年9月蒋介石企图改变盛已与南京政府决裂的现实，出于政治需要蒋介石当然要矢口否认政府曾令张马联手倒盛的事实。
其四，有张培元的遗书为证。张培元令其部下杨正中率其主力进军迪化，结果在石河子战败溃退；苏联又出兵攻占他的大本营伊犁。张培元走投无路，在逃亡途中自杀。死前他写有遗书：“一误于罗部长，再误于杨正中……。”[5]误于罗部长只能解释为他后悔听信了罗文干要他联马倒盛的建议。
综上所述，南京政府曾撮合张马联合倒盛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三）南京政府控制新疆失败的原因。
南京政府第二次控制新疆失败的原因很多。比如说南京政府武力不及新疆；依靠新疆地方实力派头目张培元、马仲英的力量制衡盛世才，但张培元、马仲英各怀有野心，一方面不能真正联合，另一方面也难以真正为南京政府所用等等。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政府出兵帮助盛世才，彻底打败张培元、马仲英部，从而通过盛世才控制了新疆。
盛世才为什么能够取得苏联政府的支持呢？这与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有关。就国内局势看，盛世才要南京政府给他“正名”，却不要南京政府对他控制；南京政府不得已给了盛世才“名份”，但又想设法限制地他势力的膨胀，甚至要搞掉他。盛世才为了与南京政府抗衡，便向苏联表白他早已信仰社会主义，借以寻求苏联政府的支持。苏联出于苏联国家安全考虑，决定援助盛世才以便在新疆扶持一个亲苏政权，将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因为英国暗中支持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割据南疆；日本在占领满州、进入热河后，也想借助马仲英的力量向新疆延伸势力。无 《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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