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驱逐金树仁的“四·一二政变”，盛世才取代金树仁走上新疆政治舞台。新疆军事政变引起的人事更迭，给国民政府控制新疆提供了机会。蒋介石此时与行政院长汪精卫一道，两次共同策划了控制新疆的计划。这两次控制新疆的计划失败后，蒋介石出于拉拢盛世才的需要，事后对盛世才矢口否认此事，中国台湾方面的研究也倾向于蒋介石的说法。本来是一个争议不大的问题，因为蒋介石的否认和中国台湾方面的研究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笔者根据近年来中国大陆新刊布的有关档案，结合笔者最近新发现的相关资料，将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情形勾画出来，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
一、第一次试图对新疆的控制与失败
（一）派使宣慰新疆。
1933年4月24日金树仁在新疆塔城通电下野，翌日汪精卫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谈话，称中央决定派大员入新宣慰及调查政变真象，人选不日即予发表。南京政府初定马良去新疆宣慰，蒋介石也电马征询意见，马以年高推辞不从（注：《新疆事变之前因后果——某回族领袖过徐对记者谈话》，1933年5月5日南京《中央日报》。）。4月28日，汪清卫又与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通过电报商定，派军事委员会参谋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慰。
5月2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第99次会议，除通过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入新宣慰外，还照准金树仁辞去本兼各职，要新疆各委员厅长等会同维持省政府事务，并明示中央正慎选贤能（注：《今晨行政院会之决议》，1933年5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行政院决议—新省主席辞职照准》，1933年5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3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安抚新疆民众书，汪精卫也给新疆省府委员、厅长去电，均称中央正慎选贤良，以妥善治理新疆，让新疆方面维持秩序，静候中央办理（注：《国府明令安抚新疆民众》，1933年5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
刘文龙、盛世才要求中央真除的电报到达南京，中央政府反应冷漠，蒋介石对盛还有戒心（注：盛世才与蒋介石是旧识。蒋介石曾资助盛完成日本陆军大学的学业，盛世才毕业后也曾在蒋手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等职。但两人并不相互看重。蒋让盛久居闲职；盛则离蒋而去，说他“感情用事”、“度量狭小”，用人“分南北界限”，“决难作（做）全国之首领”。参见新疆区档案馆档案：政2-1-451。），不愿将新疆交给他。6月初，蒋介石就回刘、盛电问题拟定三项方案以与汪相商：“(1)刘、盛此电迟到太久，新省电报亦久已不通，拟仍暂搁，俟慕松到新具报后，再为适当之处置；(2)先电刘、盛，不作复电，应加以奖励，责成两人合力维持新省治安，暂不说及名义，并告以黄宣慰使即行赴新，一切新省善后问题，黄抵新当面详商，并嘱诸事商承黄妥办；(3)暂委盛以代理边防督办名义，但刘主政，而盛主军，恐有不妥，且如此处置，能否适合实情亦均属疑问[1](P541)。”此后，南京政府基本按照蒋介石的第二套方案行事。
黄慕松紧张地作着宣慰前的准备：首先是听候中央确定宣慰方针，黄赴赣向蒋介石请示机宜，回京后又晋见汪精卫，据黄对记者称，宣慰方针蒋介石与中央意见完全一致（注 ：《新疆宣慰使黄慕松周内启程——谈宣慰方针蒋与中央意见一致》，1933年5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其次是物色各类宣慰人选，包括党务、民政、军事、教育、宗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人员，计有参议团成员10名、军官团成员10名、秘书书记3名，副官4名、军医1名、随从侍卫20名、随带官佐30名、士兵20名。再次是申请宣慰经费。因宣慰使随员众多，所需经费达326200元，到6月1日宣慰经费还在商讨中（注：《新疆宣慰使黄慕松昨谒汪商谈》，1933年6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
事后蒋介石曾对盛世才说，黄慕松去新疆“纯属宣慰性质，绝无他意”（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别录，［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5页。）。但我们断定这是蒋介石为修复与盛世才业已破裂的关系所说的假话。因为：第一，中央政府多次声言正慎选贤能者主新，刘文龙、盛世才不一定是中央所要选择的“贤能者”。第二，蒋介石认为盛主军不妥，显然不准备将新疆交给他。第三，黄慕松宣慰新疆的内容庞杂，如制止新疆内乱，改革金树仁留下的“一切不良政治”，逐步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发展交通建设、整顿金融、兴办实业等（注：《改进新省政治计划——革除不良政治以谋安居乐业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开发交通》，1933年5月27日南京《中央日报》。）。若黄慕松“纯属宣慰性质”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只有在实际控制新疆后才有可能实现。第四，黄慕松上报的宣慰使署经费中，有编练入新东北军苏炳文和李杜旧部为卫队一团所需购买费约20万元，胡宗南部一旅自甘肃向新疆推进所需开拔费及无线电人员、器材经费等项（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黄慕松在迪化宣慰时也曾致电蒋介石、汪精卫：“中央急宜接收肃州（今酒泉——引者）防地，以应事变。”[1](P547)这些均直接透露出黄慕松宣慰背后的军事控制企图。第五，宫碧澄回忆说：黄慕松宣慰新疆，是准备一俟中央明令发表他为省府主席兼边防督办即可走马上任[2]。黄的多数随行人员也明白，此去新疆是由黄取代盛的地位，他们也可捞取一官半职成为新贵。（注：部殿丞述，徐存甫记《我随黄慕松宣慰新疆的经过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存稿编号65-976。）
（二）拉拢各方力量架空盛世才。
“国家应该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的赞同，成为一条毫无疑问的信念，这个观点指导和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3]黄慕松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宣慰新疆，新疆“各方”表现出对中央极具“信仰”[1](P546)。这说明长期处于半割据状态下的各族各界人士在热诚地盼望中国真正统一。
黄慕松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新疆加紧进行活动。迪化有刚从东北经苏联退来的抗日联军约5000人[1](P545)，他们不愿久居新疆，也不愿卷入新疆内战，黄慕松首先争取劝说他们，结果苏炳文部郑润成旅“愿直隶中央”[1](P545)，东北军其它各部也以参加内战牺牲无益，“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供中央驱使。[1](P546)盛世才手中总共才有近万人军队[1](P546)，黄慕松一下争取到占到半数的东北军愿意归附，无异从根本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统治根基。
张培元也是黄慕松争取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张培元是金树仁旧部，有兵5800多人，金树仁下野时曾保荐他为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结果盛世才先捞取临时督办名义，张培元心中不满。黄慕松在兰州时即判断张“必与盛不能相下”[1](P543)，到迪化后得知张培元驻绥定（今霍城）军队被盛军缴械，张甚“恐慌”。黄慕松利用张、盛矛盾拉拢张培元，张亦“表示受中央驱策”[1](P545)。
黄慕松注意扩大中央政府在全疆的影响。当时盛世才实际控制的不过是迪化周围数县和塔城一带，南疆及阿山全境则早已失去控制，黄慕松“用政治手腕派员分途宣慰，以期早就收抚”，各族民众有“感中央一视同仁之至意，已有心悦诚服之倾向”[1
新疆部分军政官员也为黄慕松拉拢利用。临时主席刘文龙因盛违背军民分治诺言处处独断专行，对盛不满向黄靠拢；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 《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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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试图对新疆的控制与失败
（一）派使宣慰新疆。
1933年4月24日金树仁在新疆塔城通电下野，翌日汪精卫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谈话，称中央决定派大员入新宣慰及调查政变真象，人选不日即予发表。南京政府初定马良去新疆宣慰，蒋介石也电马征询意见，马以年高推辞不从（注：《新疆事变之前因后果——某回族领袖过徐对记者谈话》，1933年5月5日南京《中央日报》。）。4月28日，汪清卫又与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通过电报商定，派军事委员会参谋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慰。
5月2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第99次会议，除通过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入新宣慰外，还照准金树仁辞去本兼各职，要新疆各委员厅长等会同维持省政府事务，并明示中央正慎选贤能（注：《今晨行政院会之决议》，1933年5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行政院决议—新省主席辞职照准》，1933年5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3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安抚新疆民众书，汪精卫也给新疆省府委员、厅长去电，均称中央正慎选贤良，以妥善治理新疆，让新疆方面维持秩序，静候中央办理（注：《国府明令安抚新疆民众》，1933年5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
刘文龙、盛世才要求中央真除的电报到达南京，中央政府反应冷漠，蒋介石对盛还有戒心（注：盛世才与蒋介石是旧识。蒋介石曾资助盛完成日本陆军大学的学业，盛世才毕业后也曾在蒋手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等职。但两人并不相互看重。蒋让盛久居闲职；盛则离蒋而去，说他“感情用事”、“度量狭小”，用人“分南北界限”，“决难作（做）全国之首领”。参见新疆区档案馆档案：政2-1-451。），不愿将新疆交给他。6月初，蒋介石就回刘、盛电问题拟定三项方案以与汪相商：“(1)刘、盛此电迟到太久，新省电报亦久已不通，拟仍暂搁，俟慕松到新具报后，再为适当之处置；(2)先电刘、盛，不作复电，应加以奖励，责成两人合力维持新省治安，暂不说及名义，并告以黄宣慰使即行赴新，一切新省善后问题，黄抵新当面详商，并嘱诸事商承黄妥办；(3)暂委盛以代理边防督办名义，但刘主政，而盛主军，恐有不妥，且如此处置，能否适合实情亦均属疑问[1](P541)。”此后，南京政府基本按照蒋介石的第二套方案行事。
黄慕松紧张地作着宣慰前的准备：首先是听候中央确定宣慰方针，黄赴赣向蒋介石请示机宜，回京后又晋见汪精卫，据黄对记者称，宣慰方针蒋介石与中央意见完全一致（注 ：《新疆宣慰使黄慕松周内启程——谈宣慰方针蒋与中央意见一致》，1933年5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其次是物色各类宣慰人选，包括党务、民政、军事、教育、宗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人员，计有参议团成员10名、军官团成员10名、秘书书记3名，副官4名、军医1名、随从侍卫20名、随带官佐30名、士兵20名。再次是申请宣慰经费。因宣慰使随员众多，所需经费达326200元，到6月1日宣慰经费还在商讨中（注：《新疆宣慰使黄慕松昨谒汪商谈》，1933年6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
事后蒋介石曾对盛世才说，黄慕松去新疆“纯属宣慰性质，绝无他意”（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别录，［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5页。）。但我们断定这是蒋介石为修复与盛世才业已破裂的关系所说的假话。因为：第一，中央政府多次声言正慎选贤能者主新，刘文龙、盛世才不一定是中央所要选择的“贤能者”。第二，蒋介石认为盛主军不妥，显然不准备将新疆交给他。第三，黄慕松宣慰新疆的内容庞杂，如制止新疆内乱，改革金树仁留下的“一切不良政治”，逐步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发展交通建设、整顿金融、兴办实业等（注：《改进新省政治计划——革除不良政治以谋安居乐业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开发交通》，1933年5月27日南京《中央日报》。）。若黄慕松“纯属宣慰性质”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只有在实际控制新疆后才有可能实现。第四，黄慕松上报的宣慰使署经费中，有编练入新东北军苏炳文和李杜旧部为卫队一团所需购买费约20万元，胡宗南部一旅自甘肃向新疆推进所需开拔费及无线电人员、器材经费等项（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黄慕松在迪化宣慰时也曾致电蒋介石、汪精卫：“中央急宜接收肃州（今酒泉——引者）防地，以应事变。”[1](P547)这些均直接透露出黄慕松宣慰背后的军事控制企图。第五，宫碧澄回忆说：黄慕松宣慰新疆，是准备一俟中央明令发表他为省府主席兼边防督办即可走马上任[2]。黄的多数随行人员也明白，此去新疆是由黄取代盛的地位，他们也可捞取一官半职成为新贵。（注：部殿丞述，徐存甫记《我随黄慕松宣慰新疆的经过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存稿编号65-976。）
（二）拉拢各方力量架空盛世才。
“国家应该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的赞同，成为一条毫无疑问的信念，这个观点指导和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3]黄慕松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宣慰新疆，新疆“各方”表现出对中央极具“信仰”[1](P546)。这说明长期处于半割据状态下的各族各界人士在热诚地盼望中国真正统一。
黄慕松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新疆加紧进行活动。迪化有刚从东北经苏联退来的抗日联军约5000人[1](P545)，他们不愿久居新疆，也不愿卷入新疆内战，黄慕松首先争取劝说他们，结果苏炳文部郑润成旅“愿直隶中央”[1](P545)，东北军其它各部也以参加内战牺牲无益，“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供中央驱使。[1](P546)盛世才手中总共才有近万人军队[1](P546)，黄慕松一下争取到占到半数的东北军愿意归附，无异从根本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统治根基。
张培元也是黄慕松争取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张培元是金树仁旧部，有兵5800多人，金树仁下野时曾保荐他为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结果盛世才先捞取临时督办名义，张培元心中不满。黄慕松在兰州时即判断张“必与盛不能相下”[1](P543)，到迪化后得知张培元驻绥定（今霍城）军队被盛军缴械，张甚“恐慌”。黄慕松利用张、盛矛盾拉拢张培元，张亦“表示受中央驱策”[1](P545)。
黄慕松注意扩大中央政府在全疆的影响。当时盛世才实际控制的不过是迪化周围数县和塔城一带，南疆及阿山全境则早已失去控制，黄慕松“用政治手腕派员分途宣慰，以期早就收抚”，各族民众有“感中央一视同仁之至意，已有心悦诚服之倾向”[1
](P548)。哈密王白锡尔在维吾尔民众及南疆各实力派头目中有一定影响，黄慕松决定拉扰他，称金树仁未经中央核准废黜其王位，夺其财产、治权，是无效的，并聘请白锡尔为宣慰使署高等顾问。汪精卫肯定黄氏处理办法，指示对白锡尔财产，“如已没收”，“着即查明发还”[1](P545)。白锡尔领衔南疆一带的各实力派首领如和加尼孜等人，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享有一定自治权力基础上归附。汪精卫立即应允，表示尊重各民族信仰的宗教及风俗习惯，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并许诺军事、外交由中央主持，教育、交通、实业等归地方办理[1](P548～549)。
新疆部分军政官员也为黄慕松拉拢利用。临时主席刘文龙因盛违背军民分治诺言处处独断专行，对盛不满向黄靠拢；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 《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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