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

国财政史教学活动起了促进作用。
　　对研究工作更具价值的应是财政史料的考订与整理。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对中国古代财政史的基础资料即历代官修正史的“食货志”，作了不少精审的校订、笺证、补遗，成果陆续问世。如梁方仲的遗稿《〈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4期；1981年第1-2期）、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都对该志史料多有注释、纠谬、补遗之功。王雷鸣编注《历代食货志注释》1-5册（农业出版社，1984-1991年）、金少英《〈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谭英华《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潘镛《〈旧唐书·食货志〉笺证》（三秦出版社，1989年）则以注释、笺证等形式校勘和考释唐朝财政制度的内容。梁太济、包伟民《〈宋史·食货志〉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引用丰富的文献，对《宋史·食货志》的大量史料作了溯源、校正和增补，是研究宋代财政制度的必备资料，学术价值不菲。鲁子键编选的《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二册（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1988年）是断代区域性专题资料书。作者自述：该书“通过史料的分类排比，于财政运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就一个地区的角度，较客观地展示出清朝二百六十余年间财政建立、发展的趋势及其特点的大体轮廓”。对清代地区财政史研究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馆藏清代朱批奏折财政类目录》四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1992年）为研究清代财政提供了新的官方档案资料。
　　三，专题研究范围空前拓展，趋于深入。这一时期的专题研究，从早先的以赋税、徭役为主，扩展到捐纳、屯田、仓廪、府库、专卖、和籴、和买、漕运、俸禄制度、军费、赈恤、财政职官、财政机构、财政管理体制、财务管理、会计、审计、财政思想、理财人物、财政改革等多个方面，从而标志着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全面展开。其中，除有关财政收入如赋役制度、继续取得突出进展之外，在汉唐之际以至宋代的财务行政管理机构及其职能演变、唐宋的国家预算制度、专卖制度、军费支出、俸禄制度、赈灾制度、仓库制度、财政调度手段（如漕运、和籴、折变等）、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财政思想等方面都发表了一批重要成果。
　　四，整体性研究有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为出版一批断代体裁的财政史新作。如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内容丰富，资料详细。其《引论》专论财政体制，叙述的财政收支项目较多，还以专章论述屯田、漕运、货币与财政、财务行政与上计吏、官奴婢、刑徒、奴隶劳动等，力图展示汉代财政史的基本面貌。不过，该书仍如此前不少中国古代财政史教科书一样，对汉代的收入与支出按项目分别加以叙述，受这种论述框架的局限，便无法对汉代四百年间不同时期的收支对应状况及其对策做出应有的交代和分析，是一个缺陷。罗庆康《西汉财政官制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从中央和地方官员所承担的财政管理职责的角度，论述西汉财政制度，内容以西汉为主，上及秦代，下及东汉，论述框架有特色。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以唐代前期国家预算的法制形态、唐前后期中央与地方财权关系的变动、唐代财政收支的阶段性平衡状况为主要线索，力图从总体把握唐代财政体系各个侧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注意将唐代的主要收支、各种财政现象及改革措施等置于预算体系中加以分析，从新的角度构架了唐代财政史，论述框架、研究角度和史实阐述等均有特色。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001年）五册，200余万字，空前详细地论述唐朝的财务行政及财政机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研究对象空前广泛，实证色彩非常浓厚。特别是全书论述框架以财政机构及其职能演变为主体，唐前期以“支度国用”的度支司为核心，唐后期以“收支挂钩、各司独立”的三司体制的演变为主线，深入细致地阐述唐朝国家财政机器的运转过程，其研究思路和谋篇布局均具特色。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上下册，分三编十八章系统深入地阐述宋朝财政，资料详实，计量分析突出，对两宋财政发展史的动态把握以及对财政管理体制的论述尤有特色。陈明光《六朝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为第一部断代区域性财政史专著，主要内容包括孙吴财政的财源类型、财政特色，东晋财力的主要来源及其配置，宋齐梁陈财政制度的沿革、财政结构的变化等。同时也以较大的篇幅论述六朝四百年间各个历史阶段的财政兴衰状况，分析了财政兴衰与当时经济、政治、军事的关联。此外，李斡《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用2章论述元代财政，财政收入包括田赋、洞冶课、盐茶酒醋课、常课和额外课、科差等，财政支出则有军费、官俸、皇室用费、赏赐用费和佛事支出等项目，同时论及财政官员的设置。总之，这些断代体裁的财政史专著或专篇的产生，大多具有专题研究的前期成果和较好的断代史基础，它们既说明中国古代财政史整体性研究水平有了明显提高，也说明中国古代财政史作为专门史，与其他专门史一样，仍然必须十分重视断代史研究乃至中国通史研究，才可望进入“通古今之变”的境界。
　　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中国古代财政史作为历史学与财政学交叉的学科，其学科特色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反映尚不鲜明。现有的出自历史学界的不少成果，还不太注意运用财政学的概念或理论去阐述古代财政的史实；而出自财经学界的论著，则有不少在史料的挖掘与辨证上不够下力气，以致论证流于一般，阐述比较空泛，缺乏坚实的实证基础；有的缺乏断代史或者中国通史的必要基础。因此，如何从史论结合、学际交流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强化中国古代财政史的交叉学科特色，是今后应该努力加强的事关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第二，与上述状况相关，教学活动与科研成果未能及时地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学界与财经学界从事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或教学的学者之间的沟通、协作不够，也就是说，投入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的人力、物力的整体优势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第三，选题从时序上看存在较明显的不平衡状况。大体来说，对汉、唐、宋、清代前期的研究成果较丰富，对春秋战国、秦朝、三国两晋南北朝、辽西夏金元、明等朝代财政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第四，研究的视角、思路尚须拓展，除传统的收支制度、财政，管理制度，以往关注很少的古代国家

财政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古代财政需求与经济增长、古代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财政考虑、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财政的特征等问题，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史实论证，其实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令人高兴的是，21世纪伊始，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就呈现蓬勃之象，如除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下册的刊行，还有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方宝璋《宋代财经监督研究》（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以及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的中译本（三联书店，2001年）面世。继尹湾汉代东海《集簿》竹简的出土、长沙走马楼吴国简牍的陆续整理刊布，湘西又发现数万枚秦国地方官署档案简牍，此类新资料都是有望改写秦汉财政史、三国财政史的稀世资料，同时，有一批学者正在协作编撰《20世纪中国财政史研究概要》和多卷本《中国财政通史》、《中国审计通史》等大型著作，这些工作也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总体水平的提高。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在不久的将来会更上一层楼。

《20世纪中国古代财政史研究评述(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