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

的—个部分，其未引到的部分则见于王宗稷《年谱》“绍圣四年丁丑”条，这亦不违反《说郛》“略存大概，不必求全”的编纂原则。）。换言之，《说郛》所收《东坡手泽》——《志林》的将近一半不见于五卷本《志林》。这说明五卷本《志林》远非三卷本《志林》之全。（注：若五卷本《志林》出于汤云孙、赵开美的辑集和增窜，那么，登录赵开美家藏书的《脉望馆书目》，其“来字号·子·小说”类著录的第一部即为《说郛》廿八本，赵开美等该是见过此书，何以未将其中的《东坡手泽》收全呢？因为《说郛》的版本情况较为复杂。现存收有《东坡手泽》十五则的《说郛》为民国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的涵芬楼一百卷本，此为张宗祥汇辑六种明抄本整理而成（包括原北平图书馆藏约隆庆、万历间残抄本，傅氏双ｊｉàｎ＠⑦楼藏明抄本三种［弘农杨氏本、弘治十八年抄本、吴宽丛书堂抄本］，涵芬楼藏明抄残存九十一卷本，瑞安孙氏玉海楼藏明残抄本十八册。）关于该书的流传情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除著录了可以肯定较为接近原貌的一百卷本外，又曰：“都áｎｇ＠⑧《三余赘笔》又称《说郛》本七十卷，后三十卷乃松江人取《百川学海》诸书足之，与孙作、杨维桢所说（二人皆称《说郛》为一百卷。——引者）又异。岂áｎｇ＠⑧时原书残阙，仅存七十卷耶？考宏治丙辰上海郁文博序，称与《百川学海》重出者三十六种，悉已删除。而今考《百川学海》所有，此本仍载。又卷首引黄平倩语，称所录子家数则，自有全书，经籍诸注，似无深味，宜删此二，以盐官王氏所载《学庸古本》数种冠之云云。今考此本已无子书经注，而开卷即为《大学石经》、《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三书，目录之下各注补字，是竟用其说，窜改旧本。盖郁文博所编百卷，已非宗仪之旧。”又，《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于《说郛》条引孙诒让语：“黄崖王子裳孝廉咏霓购得汲古阁钞本《说郛》六十卷，有毛斧季校语。余辛未春在京寓曾从借阅，与欲本迥异，真秘笈也。”皆可见《说郛》的各种版本差异较大。若五卷本《志林》出于赵开美等的编辑，当是其家所藏廿八本《说郛》中的《东坡手泽》只有八条。）
　　此外，夏敬观为五卷本《志林》作跋曰：“又考宋椠朱子《名臣言行录》，引《志林》凡五则。‘李沆言梅询非君子’及‘吴育不相’实为一则，而分载二处，五卷本《志林》所有也；‘杜正献焚圣语’，则见《仇池笔记》中；‘孔道辅为张士逊所卖’及‘欧公证范文正墓碑之误’，两书皆未载，而商刻《志林》五则悉备。”《名臣言行录》中所载《志林》，不见于一卷本《志林》，当出于三卷本《志林》。五卷本《志林》只收入了其中的两则，也即《名臣言行录》所引《志林》的五分之二，更可证明五卷本《志林》远非三卷本《志林》之全（注：朱子《名臣言行录》传到明代，已颇有增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引叶盛(1420-1474)《水东日记》曰：“今印行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外集，有景定辛酉浚仪赵崇砼引，云其外孙李幼武所辑，且云朱子所编止八朝之前，士英所编则南渡中兴之后四朝诸名臣也。今观后集一卷有李纲，二卷有吕颐浩，三卷有张浚，皆另在卷前，不在目录中。又阙残脱版甚多。颇疑其非朱子手笔，为后人所增损必多。”可见叶盛对该书当时流传的版本已有怀疑。到晚明时期，该书的版本情况则更为复杂，崇桢甲戌刻本前载有张采所作《纪事》曰：“即今行事卷集，其应天府学小版既日久漫灭，扬州版差明了，然皆讹乱倒错，令人读不能句。”张采所作《重修宋名臣言行录序》中又有“是书也，残缺已甚”云云。《四库全书》所收为浙江郑大节家藏本，即与这个崇祯年间由张采“一一校正，间即考补”的《名臣言行录》内容相同，可见夏敬观所说的宋椠本在当时已颇为难得。而崇祯刻本中，标注《东坡志林》的只有被五卷本收入，并合为一则的“李沆言梅询非君子”及“吴育不相”这两则的内容（见崇桢本《前集》卷二、卷八，没有篇名）。此外，又有标注为《志林》的“杜正献焚圣语”一则中的内容，当与标注《东坡志林》者来源不同。而夏敬观提到的另外两则，则未被崇祯本《名臣言行录》收入。可见五卷本《志林》的编撰者看到的《名臣言行录》当是只收有“李沆言梅询非君子”及“吴育不相”两则。而十二卷本《志林》的编撰者又获见宋椠《名臣言行录》（现有宋淳熙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故将其余诸条补入。又，五卷本《志林》卷二《记告讦事》与崇祯本《名臣言行录后集》卷十一中标明录自《东坡集》的一条内容基本一致，五卷本《志林》卷三《修身历》中间一段文字“晁无咎言，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与崇祯本《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七注明录自《东坡集》的文字几乎相同。又可知五卷本《志林》因为无法收全三卷本《志林》中的内容，而辑录了东坡文集中的其他非三卷本《志林》的内容加以补充。）。
　　又，宋王宗稷所撰《东坡先生年谱》也可以与之参证。这是现存宋人所撰苏轼年谱中引用《志林》文章较多者（注：王水照先生编《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中有关苏轼的年谱有四种，除王宗稷《年谱》外，仅何抡《眉阳三苏先生年谱》中有一处提到《志林》：即“庆历三年癸未”条：“又《志

林》云：‘吾八岁入小学。’”王宗稷《年谱》“庆历三年癸未”条中亦包含这样的文字。）。王宗稷《年谱》中标明出于《志林》的有七则，由于其援引多以麻沙书坊大全集为据（注：成化本《东坡七集》收录了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并于其后这样说明：“右王宗稷编次《东坡先生年谱》，其援引多以大全集为据，虽若未尽善，然稽考先生出处大略，用心亦专矣。”又，该年谱中所标明出于《志林》的内容，不见于一卷本《志林》，当见于三卷本《志林》，而三卷本《志林》为麻沙书坊大全集所收入，亦可见该年谱所据为麻沙书坊大全集。），此《志林》当指三卷本《志林》。从表面来看，五卷本《志林》收入了其中的六篇，条例如下：
　　1.“景ｙòｕ＠⑨三年丙子”条：“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蝎为身宫，而仆以磨蝎为命。’”（此二句见五卷本《志林》卷一《退之平生多得谤誉》）
　　2.“庆历三年癸未”条：“按《志林》云：‘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此数句见五卷本《志林》卷二《道士张易简》）。
　　3.“嘉ｙòｕ＠⑨七年壬寅”条：“及按《志林》有论太白山旧封公爵，为文记之，是岁嘉ｙòｕ＠⑨七年也。”（五卷本《志林》卷三有《太白山旧封公爵》，似即《年谱》所云。）
　　4.“元ｙòｕ＠⑨元年丙寅”条：“按《志林》云：‘元ｙòｕ＠⑨元年，余为中书舍人。’”（此语见五卷本《志林》卷二《禁同省往来》。）
　　5.“元ｙòｕ＠⑨六年辛未”条：“及《志林》载《梦中论左传说》及《论子厚瓶赋》。”（五卷本《志林》卷一有《梦中论左传》，未见《论子厚瓶赋》。）
　　6.“绍圣四年丁丑”条：“按《志林》云：‘余在惠州，忽被命责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吊余曰：此固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诚，一夕梦和尚来辞，云：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见五卷本《志林》卷二《僧伽何国人》。）
　　在这七条中，有一条确为五卷本《志林》所失收（注：宋代傅藻编撰的《东坡纪年录》于“元ｙòｕ＠⑨七年壬申”条载：二月“十七日书柳子厚瓶赋后”（见《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可见该文在宋代确实存在，只是到明代已经不易找到，不仅五卷本《志林》未载，刊刻于其后的《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八十六卷、茅维编辑的《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明刊《东坡全集》一百十五卷皆未载此文。但该文见于宋刊世＠(12)堂《河东先生集》（民国上虞罗振常曾据以影印）附录，题为《又书柳文瓶赋后》，后被十二卷本《志林》收入（见卷九，截取了该文的后半段）。）；而五卷本《志林》所有的《太白山旧封公爵》又颇有伪造的嫌疑（说见后）。是以除记及僧伽的一条（五卷本《志林》中的这一条，其文字分别见于《说郛》及王宗稷《年谱》）外，五卷本《志林》所收的其他五条的真实性也难于遽定。
　　总之，以《说郛》、《名臣言行录》、《东坡先生年谱》所引与五卷本《志林》比照，皆可见五卷本《志林》较之三卷本《志林》已颇有亡佚。故其所据，至多是三卷本《志林》残本，甚或只是辑佚所得。
　　那么，五卷本《志林》是否掺入了其它作品，甚至含有并非出自东坡之手的后人的伪作呢？回答是肯定的。今举证如下：
　　一、五卷本《志林》卷二收有《记刘梦得有诗记罗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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