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

山》一则，文云：
　　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山有二楼，今延祥寺在南楼下，朱明洞在冲虚观后，云是蓬莱第七洞天。唐永乐道士侯道华，以食邓天师枣仙去。永乐有无核枣，人不可得，道华得之。余在歧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虚，遇人导游稚川仙府，真人问曰：“汝绝三彭之仇乎？”虚不能答。冲虚观后，有米真人朝斗坛，近于坛上获铜龙六，铜鱼一。唐有《梦铭》，云紫阳真人山玄卿。又有蔡少霞者，梦遣书牌，题云：“五云阁吏蔡少霞书。”
　　该文内容不仅颇为零散，前后不相贯连，且根本未提篇名所言及的刘梦得诗，显得文不对题。按，此处所云刘禹锡“记罗浮山”诗为《有僧言罗浮事因为诗以写之》：“君言罗浮上，容易见九垠。渐高元气壮，汹涌来翼身。夜宿最高峰，瞻望浩无邻。海黑天宇旷，星辰来逼人。是时当ｆěｉ＠⑩魄，阴物恣腾振。日光吐鲸背，剑影开龙鳞。倏若万马驰，旌旗耸＠(11)沦。又如广乐奏，金石含悲辛。疑是有巨灵，怪物尽来宾。阴阳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咿喔天鸡鸣，扶桑色昕昕。赤波千万里，涌出黄金轮。……知小天地大，安能识其真”。就内容而言，与该文所载亦无直接关联。但《东坡七集·后集》卷四有《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一诗，诗中颇多夹注，抄录如下（（　）中语皆为苏轼原注）：
　　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呜。南楼未必齐日观，郁仪自欲朝朱明（刘梦得有诗记罗浮山夜半见日事。山不甚高，而夜见日，此可异也。山有二石楼，今延祥寺在南楼下，朱明洞在冲虚观后，云是蓬莱第七洞天），东坡之师抱朴老，真契蚤已交前生。玉堂金马久流落，寸田尺宅今归耕。道华亦尝啖一枣（唐永乐道士侯道华，窃食邓天师药仙去。永乐有无核枣，人不可得，道华独得之。予在歧下，亦尝得食一枚）契虚正欲仇三彭（唐僧契虚，遇人导游稚川仙府，真人问曰：“汝绝三彭之仇乎？”契虚不能答）。铁桥石柱连空横（山有铁桥石柱，人罕至者），杖藜欲趁飞猱轻。云溪夜逢ｙīｎ＠(13)虎伏（山有哑虎巡山），斗坛昼出铜龙狞（冲虚观后，有米真人朝斗坛，近于坛上获铜龙六，铜鱼一）。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虚赋，笔势仿佛《离骚经》。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汝应奴隶蔡少霞，我亦季孟山玄卿（唐有《梦书新宫铭》者，云紫阳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14)＠(14)。”又有蔡少霞者，梦人遣书碑，略曰：“公昔乘鱼车，今履瑞云。躅空仰途，绮辂轮ｑūｎ＠(15)。”其末题君：“五云书阁吏蔡少霞书”）。还须略报老同叔，赢粮万里寻初平（子由一字同叔）。（注：据成化刊本《东坡七集》。下文所引《东坡七集》皆据此本。不再一一注明。）
　　五卷本《志林》中的《记刘梦得有诗记罗浮山》一文正是将该诗中所加注释拼接而成。这些文句既是针对各相关诗句所作的注释，在各条注释之间自无内在的逻辑联系，难怪要读得人莫名其妙了；而且，若不联系其所注的诗句，就不能理解各条注释的原意所在，例如，其提及山玄卿，本是为“我亦季孟山玄卿”一句作注，其原意是以山玄卿自许，离开了原来的诗句，就使人弄不明白苏轼何以要无缘无故地提到这位真人了。特别离谱的是，在把这些注释拼接起来时竟简单化地将注释的最初几个字定为题目，并省去了“夜半见日事”，以致文与题目全不相干，使人读后如坠五里雾中。当然，拼接者为了使这些拼接起来的文字稍像一篇完整的文章，也略去了注释中的部分内容，如“山有铁桥石柱，人罕至者”、“山有哑虎巡山”、“子由一字同叔”。又将注释中的“唐有《梦书新宫铭》者，云紫阳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西麓，原泽东泄。新宫宏宏，崇轩＠(14)＠(14)。’又有蔡少霞者，梦人遣书碑，略曰：‘公昔乘鱼车，今履瑞云。躅空仰途，绮辂轮ｑūｎ＠(15)。’其末题云：‘五云书阁吏蔡少霞书’”一段加以删改，但也不过进一步露出了他的心劳日拙而已。正如前文所说，《后集》的编定出于苏轼本人之意，《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一诗为苏轼作品当属无疑；而这种把诗中注释拼起

来以成文的荒唐事自不可能出于苏轼自己。五卷本《志林》中的《记刘梦得有诗记罗浮山》一定是后人做的手脚。
　　类似的伎俩而尚不致如此诞妄的，则有五卷本《志林》卷四《勃逊之》。全文为：
　　勃逊之会议于颍。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犹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正，余可鄙也。”昔叔向闻蔑一言，知其为人，予于逊之亦云然。
　　按，此实为《东坡后集》卷二《赠朱逊之》一诗的《引》，唯略有删节及讹字而已。《引》的原文为：
　　元ｙòｕ＠⑨六年九月，与朱逊之会议于颍。或言洛人善接花，岁出新枝，而菊品犹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正，余可鄙也。”昔叔向闻蔑一言，知其为人，予于逊之亦云。
　　《东坡手泽》本为东坡偶有所感或所见而随手写下的文字；此既为赠人之诗的《引》，自当为作此诗而特地撰写的，并不属于随手摘记的性质。且此诗及《引》既已留有底稿（否则就不能编入《东坡后集》中），也没有将《引》另纸写存的必要。所以，此条显非出自《东坡手泽》，而是后人将它从《后集》所收此诗中抄录出来，冒充为《志林》之文的。
　　二、五卷本《志林》卷三有《梁上君子》一文：
　　今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
　　宋代之封魏王者，仅魏悼王赵廷美，《宋史》卷二百四十四有传，略云：“成平二年闰二月，诏择汝、邓地，改葬汝州梁县之新丰乡。仁宗即位，赠太师、尚书令。徽宗即位，改封魏王。”咸平二年苏轼尚未出生（苏轼生于景ｙòｕ＠⑨三年），而徽宗即位的第二年苏轼即去世，以其当时身份，根本不可能去为魏王护葬，是以刘文忠氏评注《东坡志林》于此已有怀疑（注：参见刘文忠评注《东坡志林》第191-192页，学苑出版社，2000年。）。而尤值得注意者，则为“今日颇多贼”一句，古人对“盗”、“贼”是有区别的。《旬子·正论》：“盗不窃，贼不刺。”杨ｊìｎｇ＠(16)注：“盗贼通名，分而言之，则私窃谓之盗，劫杀谓之贼。”可见在单独使用“贼”字时，是指“劫杀”而非“私窃”。唐、宋文言文仍是如此用法。以单独的“贼”字为小偷，始于《水浒》一类通俗作品，明代后期的文言作品之较新颖者（如晚明小品）也有这种用法。此处的“贼”既称“梁上君子”，自系小偷，因而绝非宋人手笔。
　　三、五卷本《志林》卷三有《太白山旧封公爵》一文：
　　吾昔为扶风从事，岁大旱，问父老境内可祷者，云：“太白山至灵，自昔有祷无不应；近岁向传师少师为守，奏封山神为济民侯，自此祷不验，亦莫测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会要》看，云：天宝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宝符灵药，遣使取之而获，诏封山为灵应公。吾然后知神之所以不悦者。即告太守，遣使祷之。若应，当奏乞复公爵；且以瓶取水归郡。水未至，风雾相缠，旗幡飞舞，仿佛若有所见。遂大雨三日，岁大熟。吾作奏检具言其状，诏封明应公。吾复为文记之，且修其庙。祀之日，有白鼠长尺余，历酒馔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龙也。”是岁嘉ｙòｕ＠⑨七年。”
　　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嘉ｙòｕ＠⑨七年壬寅”条戴：“及按《志林》，有论太白山旧封公爵，为文记之，是岁嘉ｙòｕ＠⑨七年也。”粗粗一看，似乎五卷本《志林》此则即是王宗稷《年谱》所提及的《志林》中之文。但《年谱》所说的是《志林》“有论太白山旧封公爵，为文记之”，其所记的是对“太白山旧封公爵”一事或由此事引出的论述，而五卷本《志林》的《太白山旧封公爵》则是对太白山从旧封公爵到恢复公爵的过程的记述，毫无“论”的痕迹，其文章的性质实与《年谱》所言《志林》中关于太白山之文大相径庭。而尤堪注意者，则是五卷本《志林》此文所涉及的事实，实与《东坡集》中《奏乞封太白山神状》一文所言严重冲突。今引该文如下：
　　伏见当府ｍéｉ＠(17)县太白山，雄镇一方，载在祀典。案唐天宝八年，诏封山神为神应公，适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济民之号。自去岁九月不雨，徂冬及春，农民拱手以待饥馑，粒食将绝，盗贼且兴。臣采之道途，得于父老，咸谓此山旧有湫水，试加祷请，必获响应。寻令择日斋戒，差官莅取，臣与百姓数千人，待于郊外。风色惨变，从东南来，隆隆猎猎，若有驱导。既至之日，阴威凛然，油云蔚兴。始如车盖，既日不散。遂弥四方，化为大雨，罔不周沃。破骄阳于鼎盛，起二麦于垂枯。鬼神虽幽，报答甚著。臣窃以为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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