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
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为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亚五岳，若赐公爵，尚虚王称，校其有功，实未为过。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详酌可否，特赐指挥。（《东坡七集·前集》卷三十四）
“旧有湫水”的“旧”，是“久”的意思（在《诗经》时代，“旧”即有此种意义，见《诗经·大雅·抑》的“于乎小子，告尔旧止”句及其注释）；意为此湫水久已存在。而就父老们的“试加祷请，必获响应”等语来看，是他们确信，它在当时仍然极其灵验——“响应”为“如响斯应”的简化，有见效极快之意。倘如五卷本《志林》该文所言，父老们认为从太白山神被封为侯爵以来，“自此祷不验”，他们又何敢对太守说“试加祷请，必获响应”之类的满话（苏轼此状是代当地太守所作，文中所称的“臣”，乃是太守）？由此看来，父老们仍是坚信其有祷必应的，五卷本《志林》的“自此祷不验”的记载乃是无中生有；而其接着所说的苏轼由此而寻求“祷不验”的原因，并在《唐会要》中找到了答案，又请求太守向山神祈祷并许愿复其公爵云云，则是在上述虚构事实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创造；因为若无“自此祷不验”之类的说法，苏轼就根本不必去寻求“祷不验”的因由，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些事情了。而且，从《奏乞封太白山神状》来看，太守之向太白山湫水祷请，乃是采纳父老的建议，并非出于苏轼的提议。倘使苏轼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而造此谰言，他又何以要在《东坡集》中收入《奏乞封太白山神状》一文以拆穿自己的谎言？而且，从苏轼的生平行事来看，他并不是那种吹牛撒谎的人。
由此看来，五卷本《志林》此篇，并非《年谱》所提及的《志林》中的那一篇，而且也并非出于苏轼，乃是后人据《年谱》中关于《志林》的那条记载而伪造，故其标题即为《太白山旧封公爵》。只是伪造者忽视了《年谱》引述《志林》的有关之文时有一“论”字，又没有思考其所虚构之事与《奏乞封太白山神状》是否会发生冲突，以致露出了马脚。
四、五卷本《志林》卷一《ｔú＠(18)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一则云：
三彭尝云：“ｔú＠(18)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为武吏，颇知文章，余尝为作哀辞，字大年。
这是常被中国小说史、文学史研究者所引用的，并从中引出种种重要结论。然而此条的内容却存在诸多疑点。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对孩子们“说古话”的人的身份：是孩子们的家长抑或职业的说书人——宋代的“说话人”？从其能使孩子们“颦蹙”“出涕”、“喜唱快”来看，其说书艺术是颇为高明的，恐非一般家长所能；何况当时作为印刷品的小说远未普及，像元明时期流行的那样类型的历史剧又未产生，一般的“ｔú＠(18)巷”人家的家长既不可能知道多少历史故事．自也没有那么多的“古话”可经常对孩子们说（从“辄
那么，职业的“说话人”是否可能在一般的“ｔú＠(18)巷”为“聚坐”的“小儿”“说古话”呢？宋代的说话表演主要在瓦子勾栏、茶肆酒楼等固定场所；在那些繁华热闹的中心地带，也常有较为流动的表演场所。关于宋代艺人在街道上表演的记载，《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说：“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ｇǔ＠(19)ｄｕò＠(20)儿，杂剧。……尹常卖，五代史。”《都城纪胜·井市》说：“此外如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歧人，在此作场，尤为骈阒。又皇城司马道亦然。候潮门外殿司教场，夏月亦有绝伎作场。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场之人。”《西湖老人繁盛录》说：“十三军大教场、教弈军教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杈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宽阔所在，扑赏并路歧人在内作场。”这些材料记载了宋代说话等技艺流动表演的状况。但不管是“御街两廊下”、“执政府墙下空地”、“皇城司马道”、“候潮门外殿司教场”，还是“十三军大教场”等地方，都属闹市的宽阔地带，而并非像《ｔú＠(18)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一般的“ｔú＠(18)巷”中。即使是“ｔú＠(18)巷小儿”亦可随时“聚坐听说古话”，且说话者技艺如此之高，让小儿们非常投入、感动，这大概需要在城市更为繁华、说话技艺有了更为充分发展的明代方可做到。
此外，该文的所谓“说古话”，自是“说话”中的“讲史”；“说三分”（讲说三国故事）也确是“讲史”的一大部门。从孩子们的“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反应看来，“说三分”在当时已有浓厚的尊刘反曹倾向；而尊刘反曹倾向的产生，乃是由于把曹操作为欺君罔上之贼，视刘备为对汉献帝忠心耿耿的汉室宗亲的结果。不过，这与宋代“说三分”的情况是相反的。元刊《三国志平话》虽然刊于元代，但却是从宋代以来“说三分”艺人的世代累积型的成果，从中不但看不到丝毫尊刘反曹的倾向，在其开篇中还立场鲜明地为曹操的欺君罔上辩护。——在其开篇司马仲相阴司断案的故事中，说汉高祖做了皇帝后，残杀功臣，韩信、彭越、英布三大功臣全都惨死，三人的鬼魂向天帝告状，司马仲相负责断案。最后汉高祖、吕后的罪名成立，玉皇敕道：“汉高祖负其功臣，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交蒯通生济州，……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交仲相生在阳间，复姓司马，字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注：见《古本小说集成》第一册，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在被汉高祖所杀的三人中，韩信的功劳最大，也最获得后人的尊崇、同情，他既受到汉高祖夫妇如此残酷的迫害，那么，他在转世以后对其前世的仇人加以报复，正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严格说来，曹操之对汉献帝，远不如汉高祖对韩信之甚。《三国志平话》的这种设想，正体现了民间的正义。所以，在《三国志平话》中找不到尊刘反曹的倾向乃是正常的事，作为其前身的宋代的“说三分”当同样如此。何况在宋代人的一般认识中，对曹操是颇有好感的。尽管苏轼自己对曹操的个人品德颇有非议，说他“阴贼ｘｉǎｎ＠(21)很，特鬼蜮之雄者耳”，甚至指责他之“分香卖履，区处衣物”为“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前集》卷二十《孔北海赞》），但仍称赞曹操“功盖天下”（《前集》卷二十二《试馆职策题三首》）。其弟苏辙更对曹操称颂甚至，其所作《历代论三·晋宣帝》、《上昭文富丞相书》等文皆可为证（注：苏辙《历代论三·晋宣帝》（《栾城后集》卷九）曰：“汉自董卓之后，内溃外畔，献帝奔走困掊之不暇，帝王之势尽矣，独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号以服天下，拥而植之许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虽使终身奉献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归汉而归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诚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纣，何以加之？惜其为义不终，使献帝不安于上，义士愤怒于下，虽荀文若犹不得其死，此则曹公之过矣。”可见曹操在苏辙眼里虽不免有过，但终是瑕不掩瑜。《上昭文富丞相书》一文又曰：“辙读《三国志》，尝见曹公袁绍相持久而不决，以问贾诩，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绍兵百倍于公，公画地而与之相守半年，而绍不得战，则公之胜形已可见矣，而久不决，意者顾万全之过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岂亦此之故欤？”若不是以对曹操才能的百般推崇为前提，何以能用之比拟自己所敬慕的长者。）。至于一般舆论则正像苏轼所说：“世以成败论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孔北海赞》）。“说话”在当时并非所谓“精英”文学，它只能以从众为前提，因而不可能对曹操持如此强烈的否定态度，以致连它的小听众也听到曹操打了败仗就“喜唱快”。由此看来，这条所言的情状不可能出于苏东坡的时代，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尊刘反曹的戏剧大量流传开来的明代情况则甚为相近。再参以以上四条，可知五卷本《东坡志林》本不尽可信，则此条亦当为后人所造。
由以上诸条可见，五卷本《志林》 《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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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湫水”的“旧”，是“久”的意思（在《诗经》时代，“旧”即有此种意义，见《诗经·大雅·抑》的“于乎小子，告尔旧止”句及其注释）；意为此湫水久已存在。而就父老们的“试加祷请，必获响应”等语来看，是他们确信，它在当时仍然极其灵验——“响应”为“如响斯应”的简化，有见效极快之意。倘如五卷本《志林》该文所言，父老们认为从太白山神被封为侯爵以来，“自此祷不验”，他们又何敢对太守说“试加祷请，必获响应”之类的满话（苏轼此状是代当地太守所作，文中所称的“臣”，乃是太守）？由此看来，父老们仍是坚信其有祷必应的，五卷本《志林》的“自此祷不验”的记载乃是无中生有；而其接着所说的苏轼由此而寻求“祷不验”的原因，并在《唐会要》中找到了答案，又请求太守向山神祈祷并许愿复其公爵云云，则是在上述虚构事实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创造；因为若无“自此祷不验”之类的说法，苏轼就根本不必去寻求“祷不验”的因由，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些事情了。而且，从《奏乞封太白山神状》来看，太守之向太白山湫水祷请，乃是采纳父老的建议，并非出于苏轼的提议。倘使苏轼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而造此谰言，他又何以要在《东坡集》中收入《奏乞封太白山神状》一文以拆穿自己的谎言？而且，从苏轼的生平行事来看，他并不是那种吹牛撒谎的人。
由此看来，五卷本《志林》此篇，并非《年谱》所提及的《志林》中的那一篇，而且也并非出于苏轼，乃是后人据《年谱》中关于《志林》的那条记载而伪造，故其标题即为《太白山旧封公爵》。只是伪造者忽视了《年谱》引述《志林》的有关之文时有一“论”字，又没有思考其所虚构之事与《奏乞封太白山神状》是否会发生冲突，以致露出了马脚。
四、五卷本《志林》卷一《ｔú＠(18)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一则云：
三彭尝云：“ｔú＠(18)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为武吏，颇知文章，余尝为作哀辞，字大年。
这是常被中国小说史、文学史研究者所引用的，并从中引出种种重要结论。然而此条的内容却存在诸多疑点。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对孩子们“说古话”的人的身份：是孩子们的家长抑或职业的说书人——宋代的“说话人”？从其能使孩子们“颦蹙”“出涕”、“喜唱快”来看，其说书艺术是颇为高明的，恐非一般家长所能；何况当时作为印刷品的小说远未普及，像元明时期流行的那样类型的历史剧又未产生，一般的“ｔú＠(18)巷”人家的家长既不可能知道多少历史故事．自也没有那么多的“古话”可经常对孩子们说（从“辄
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之语，可见这是那些孩子们能经常享受到的待遇—“辄”为“往往，总是”之意）；至于家长们是否能有那么多的时间一直给孩子们“说吉话”自然也是问题（即使是几家家长联合起来，轮流值班，这些问题同样存在）。由此看来，“说古话”者当是职业的“说话人”；家长之所以要把钱给了孩子，再让他们聚坐“听说古话”，乃是让孩子们用来付给“说话人”作为报酬的，否则，何以要先给了钱再让他们“听说古话”？
那么，职业的“说话人”是否可能在一般的“ｔú＠(18)巷”为“聚坐”的“小儿”“说古话”呢？宋代的说话表演主要在瓦子勾栏、茶肆酒楼等固定场所；在那些繁华热闹的中心地带，也常有较为流动的表演场所。关于宋代艺人在街道上表演的记载，《东京梦华录》卷六《元宵》说：“游人已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ｇǔ＠(19)ｄｕò＠(20)儿，杂剧。……尹常卖，五代史。”《都城纪胜·井市》说：“此外如执政府墙下空地，诸色路歧人，在此作场，尤为骈阒。又皇城司马道亦然。候潮门外殿司教场，夏月亦有绝伎作场。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场之人。”《西湖老人繁盛录》说：“十三军大教场、教弈军教场、后军教场、南仓内、前杈子里、贡院前、佑圣观前宽阔所在，扑赏并路歧人在内作场。”这些材料记载了宋代说话等技艺流动表演的状况。但不管是“御街两廊下”、“执政府墙下空地”、“皇城司马道”、“候潮门外殿司教场”，还是“十三军大教场”等地方，都属闹市的宽阔地带，而并非像《ｔú＠(18)巷小儿听说三国语》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一般的“ｔú＠(18)巷”中。即使是“ｔú＠(18)巷小儿”亦可随时“聚坐听说古话”，且说话者技艺如此之高，让小儿们非常投入、感动，这大概需要在城市更为繁华、说话技艺有了更为充分发展的明代方可做到。
此外，该文的所谓“说古话”，自是“说话”中的“讲史”；“说三分”（讲说三国故事）也确是“讲史”的一大部门。从孩子们的“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的反应看来，“说三分”在当时已有浓厚的尊刘反曹倾向；而尊刘反曹倾向的产生，乃是由于把曹操作为欺君罔上之贼，视刘备为对汉献帝忠心耿耿的汉室宗亲的结果。不过，这与宋代“说三分”的情况是相反的。元刊《三国志平话》虽然刊于元代，但却是从宋代以来“说三分”艺人的世代累积型的成果，从中不但看不到丝毫尊刘反曹的倾向，在其开篇中还立场鲜明地为曹操的欺君罔上辩护。——在其开篇司马仲相阴司断案的故事中，说汉高祖做了皇帝后，残杀功臣，韩信、彭越、英布三大功臣全都惨死，三人的鬼魂向天帝告状，司马仲相负责断案。最后汉高祖、吕后的罪名成立，玉皇敕道：“汉高祖负其功臣，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交蒯通生济州，……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交仲相生在阳间，复姓司马，字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注：见《古本小说集成》第一册，第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在被汉高祖所杀的三人中，韩信的功劳最大，也最获得后人的尊崇、同情，他既受到汉高祖夫妇如此残酷的迫害，那么，他在转世以后对其前世的仇人加以报复，正是天道好还，报应不爽。——严格说来，曹操之对汉献帝，远不如汉高祖对韩信之甚。《三国志平话》的这种设想，正体现了民间的正义。所以，在《三国志平话》中找不到尊刘反曹的倾向乃是正常的事，作为其前身的宋代的“说三分”当同样如此。何况在宋代人的一般认识中，对曹操是颇有好感的。尽管苏轼自己对曹操的个人品德颇有非议，说他“阴贼ｘｉǎｎ＠(21)很，特鬼蜮之雄者耳”，甚至指责他之“分香卖履，区处衣物”为“平生奸伪，死见真性”（《前集》卷二十《孔北海赞》），但仍称赞曹操“功盖天下”（《前集》卷二十二《试馆职策题三首》）。其弟苏辙更对曹操称颂甚至，其所作《历代论三·晋宣帝》、《上昭文富丞相书》等文皆可为证（注：苏辙《历代论三·晋宣帝》（《栾城后集》卷九）曰：“汉自董卓之后，内溃外畔，献帝奔走困掊之不暇，帝王之势尽矣，独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号以服天下，拥而植之许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虽使终身奉献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归汉而归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诚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纣，何以加之？惜其为义不终，使献帝不安于上，义士愤怒于下，虽荀文若犹不得其死，此则曹公之过矣。”可见曹操在苏辙眼里虽不免有过，但终是瑕不掩瑜。《上昭文富丞相书》一文又曰：“辙读《三国志》，尝见曹公袁绍相持久而不决，以问贾诩，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绍兵百倍于公，公画地而与之相守半年，而绍不得战，则公之胜形已可见矣，而久不决，意者顾万全之过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岂亦此之故欤？”若不是以对曹操才能的百般推崇为前提，何以能用之比拟自己所敬慕的长者。）。至于一般舆论则正像苏轼所说：“世以成败论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孔北海赞》）。“说话”在当时并非所谓“精英”文学，它只能以从众为前提，因而不可能对曹操持如此强烈的否定态度，以致连它的小听众也听到曹操打了败仗就“喜唱快”。由此看来，这条所言的情状不可能出于苏东坡的时代，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尊刘反曹的戏剧大量流传开来的明代情况则甚为相近。再参以以上四条，可知五卷本《东坡志林》本不尽可信，则此条亦当为后人所造。
由以上诸条可见，五卷本《志林》 《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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