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问题，直至1942年毛泽　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旗帜鲜明地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　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号召作家们“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　群众中”去，才真正从理论上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指明了正确方向，真正促成了　文学创作实践从“贵族化”向“平民化”，从“西化”向“民族化”的根本性转变。正　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新一代作家在解放区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名副其实的大众　文学，民族文学之花在解放区争奇斗艳，形成了一派“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壮观局面。
　　文学大众化、民族化问题是新文学建设中一个根本性问题，若不能实现新文学从“欧　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性转变，就不仅不能使新文学在中国大地开花结　果，而且也难以实现新文学开拓者们借文学改变国民之灵魂，借启蒙以救国强民的一片　苦衷，正因如此，民族化、大众化才成了窃得西方文学圣火创建起来的新文学的必由之　路。历经20余年的不屈努力。这一富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终于在上一世纪40年代　解放区作家的手中得以圆满实现了。鹤立鸡群，赵树理正是实现这一根本性转变中最为　杰出的代表性作家，其小说“不光为普通农民读者所欢迎，而且也让整个文坛包括知识　分子圈子中的读者耳目一新”[1](P478)，他“成功地开创了大众化的创作风尚，代表　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P475)。也正鉴于此，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才　向文艺工作者发出了“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10]的庄严号召。就艺术品位而言　，赵树理的小说因其民族化、大众化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永具审美价值，就其思想涵蕴而　论，“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1](P479)，在表现中国农民在政治、　经济翻身过程中实现的思想翻身时，其作品不乏精深宏富之处，从而使“赵树理的作品　具有了同类农村题材小说所难达到的思想高度与深度”[1](P480)。
　　从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必然趋势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出现绝不是历史的　偶然，乃是时代的必然，世上即使没有“这一个”赵树理，也必定还会有“另一个”赵　树理来实现这一必然趋势的。仅此而言，赵树理英名不朽，赵树理小说百世流芳，赵树　理无疑是当年解放区文坛的一面灿烂大旗而令人眩目。
　　三、今日文坛之荆山之玉
　　楚人和氏，得荆山之玉，奉而献之厉王、武王，皆被目为石块。世人一方面责怪厉王　，武王太过草率，致有遗珠之憾，另一方面，不知不觉间，自己又常常步其后尘，重蹈　覆辙。赵树理的小说在当年解放区的文坛是独领风骚，名动天下，但在当今文苑，却显　得格外的沉寂与落漠，放眼天下，试问尚有几人识得赵树理?甚至连研究赵树理的人也　被嗤之以鼻，看低三分，被目为不识时务!有果必有因，无风不起浪，赵树理由当年的　辉煌而落魄为今日之沉寂，自有其深刻缘由。
　　其一，文学由工具复归自我。中国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即浸染了庄严而崇高的使命　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显示出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步发展的趋　向，显示出新文学是以人的解放、阶级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为其主要任务并使之不断强　化的历史发展轨迹”[11](P8)。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尽管呈现出以开放性的眼光接纳世　界文学新潮，在创作方法上也形成了多元探索的风气，但就其主导方面而言，新文学把　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并表现出对于人性解放的执着探索和强烈的忧国　忧民精神，显示了新文学一开始就在人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不断前进的趋向；第　二个十年的文学基本上沿着第一个十年文学开启的方向前进，弘扬人的解放依然是这一　时期文学的主调之一，但本时期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强化了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意识，　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对于人的解放的要求，左翼文艺运动乃是30年代最重要的文艺　运动，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和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个十年的文学处在民族解　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环境里，时代对文学提出的使命要求远比过去　更为迫切崇高，作家们的使命意识也愈加自觉强烈，抗战文学是对此前民族解放主题的　延伸与发展，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均以笔为武器为抗日尽力，接踵而至的三年解放战　争，使文学的主体依然沿着承负社会的历史使命的道路前进，为推翻黑暗的旧中国而不　懈奋斗。与上述文学态势相一致，党对新文学的领导也呈现出逐步深入、不断强化趋势　。第一个十年中，主要是对新文学实现思想意识上的领导和影响，努力拓展马克思主义　的文艺阵地，在各思潮流派的自由竞争中，使马克思文艺思想渐趋主导地位；第二个十　年中，“左联”的成立，标志着党对文学实现了从到组织上的领导，而在第三个十年中　，毛泽东同志《讲话》的发表，则显示了党对文学不仅实现了思想组织上的领导，而且　实现了党对文学方向的规约，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以进一步密切。总观30余年的中国现　代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是文学与政治联姻，文学紧紧依附政治，忠实地为政治服　务，甚至出现了为参加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而创作《子夜》这样的极端个例　。文学忠实地为政治服务这一现代文学的传统，在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中得到承续，而　在文革十年中则更是被推向极端，致使文学完全丧失了其个性特点而彻头彻尾地沦为政　治的工具、奴仆，中国文学陷进了十年黑暗期，塑造工农家兵英雄人物成了社会主义文　艺的“根本任务”，“三突出”成了最高创作原则，八个“样板戏”包打天下。“文革　”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被确定为　新时期文艺的总口号，文学真正从工具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复归其文学本位，再次焕　发出勃勃生机，迎来了又一个文学的春天。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历史上文学与政　治的过分亲和，政治对文学的过分规约干预，一度使作家与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一时　间，政治成了令人讨厌的东西，无论是作家，抑或是读者，唯恐避不及，从而导致了文　学与政治的不正常的疏离与规避，从这一极端倒向了另一极端，作家的创作纷纷远离政　治，弱化政治；读者的欣赏、审美也千方百计地拒绝政治，排斥政治；批评界的评论也　力贬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力捧无政治色彩的作品，在这样一种汹涌澎湃的创作背景、　阅读背景、批评背景之下，当时名重一时的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家、作品诸如茅盾、郭沫　若这些现代文学大师及其作品普遍失去光环效应，显得“门前冷落鞍马稀”，与

此相反　，沈从文、穆时英及张爱玲此类远离时代风月的作家、作品倒是身价倍增，门庭若市，　颇受青睐。此等现象，不唯一般的读者、评论家趋之若鹜，就连一些资深人士，也作如　是观。曾风闻当代的一名教授，为20世纪中国作家重排座次，在前十把交椅中，茅盾、　郭沫若均被逐出，而沈从文、张爱玲倒是榜上有名。在这样一种文学大气候下，赵树理　创作的旨在“干预生活”的问题小说遭受冷遇，这是理所当然了。
　　其二，文学审美观念的巨变，由向往、追求崇高转向消解、亵渎崇高。如前文所论，　中国现代文学从呱呱坠地之日起，即负载着庄严崇高的使命意识，这种视文学为“经国　之大业”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延续至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　，甚而到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仍可见其流风遗韵，直至上一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90年代初期，当代文坛的文学审美观念才出现了深刻而巨大　的嬗变，创作的关注点由为人生蜕变成为生存，由写人生理想和集体(阶级、民族)的历　史命运转而写一地鸡毛式的普通人的烦恼人生，用原生态的琐碎生活与充满折磨的生存　处境来消解崇高，视文学创作如“玩”，如“游戏”，用戏谑与调侃去亵渎崇高，《子　夜》、《保卫延安》、《创业史》、《红旗谱》等高雅严肃之文学被束之高阁，而《顽　主》、《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等以玩和侃为旨的消遣文学则风靡全国，韩　东、朱文、陈染等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名噪一时，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均是“　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远离具有公共性的事物和意识形态性的话题，社会问题　、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这些在80年代具有社会公共性的大问题已经不是个人化写作关　注的重心，它所观注的只是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的小问题，具有‘私　人性’、‘隐密性’、‘世俗性’和‘自我暴露性’……专注于个人隐私的展露和欲望　化叙事。”[12](P136)总之，8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文学

《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