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论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

无论是赞美抑或贬低，是承认抑或否定，总之，在短暂却不失灿烂辉煌的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赵树理都是一个躲不开、绕不过，非正视不可的富有个性特色的作家。在上一　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坛上，赵树理横空出世，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作品称雄文坛，独　领风骚，高举起一面民族文学的大旗，其创作模式“对整个解放区乃至五、六十年代的　文学，都影响巨大”[1](P475)，甚而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阵容的“山药蛋”派作家群　。物换星移，大浪淘沙，历经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从文学观念到表现手法，从审美对　象到欣赏趣味，有关文学的一切都发生了巨变。相对于昔日的轰动与风流，今日之文坛　，赵树理“显然是个陌生人，至多，模模糊糊有个土里土气象山药蛋似的印象……足以　使放眼世界的人们微笑着敬而远之”[2](P452)。往昔名重一时的赵树理，在当今之文　坛，难道真已成了“隔日黄花”了吗?赵树理的小说果真如某些新潮评论家所言，既无　高雅之艺术品位，亦无宏深之思想涵蕴，充其量只不过因其创作上的大众化成就而在当　年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侥幸获一时之殊荣吗?窃以为，赵树理的出现，乃是中国现代文　学发展的必然结果。赵树理的小说模式，不仅在当年有其不容抹杀的历史意义，即便在　当下及日后之文坛，仍有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本文旨在拔开当前赵树理研究的迷雾　，解构、颠覆对赵树理及其作品的不公之论，还之以本来面目，站在历史的了望台，锁　定赵树理小说的历史意义，用发展的眼光，预见赵树理小说模式之于当下及日后文坛的　重要借鉴意义。
　　一、何谓赵树理小说模式
　　名不正则言不顺。要界定赵树理小说模式的历史意义及当代价值，首先必须弄清究竟　什么是赵树理小说模式。在此，必须把赵树理小说和赵树理小说模式这两个密切相关但　又不容混为一谈的概念区分开来，正如马克思著作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一样，赵树理小说　也不等于赵树理小说模式。
　　赵树理小说独树一帜，概言之，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从文本内容看，赵树理小说是　典型的“问题小说”，其小说十有八九是为问题开药方。“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　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我要写的主题”[3]，“　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4](P30)。由此可见，　提出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不仅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出发点，同时也是其小说创作的归　宿点，为问题而创作成了赵树理小说内容上的一大显著特点。二是从艺术形式看，赵树　理“把中国传统的评书改造成为现代小说，创造了一种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推进了‘五　四’白话小说的民族化”[5](P519)。赵树理的小说故事情节完整，有头有尾，单线发　展，环环相扣；人物塑造主要运用传统手法，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展示其性格特点，　栩栩如生；文本语言去粉饰，勿卖弄，善用白描手法，清水出夫蓉，“熔大众化和艺术　化于一炉”[6](P259)，“一方面从人民群众的语言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予以充分地加　工，一方面借鉴中国古典小说、民间文学或戏曲的语言及表达方式，加以创造性地运用　，从而成功地将农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提炼为准确、鲜明、生动的文学语言”[6](P259)　。此外，在“绰号”艺术的运用、民情风俗的描绘等方面，赵树理的小说均颇具民族风　味。总之，“赵树理的创作把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推进到新的阶段，达到前所未有的　水平”[7](P379)。
　　与赵树理小说的特点相适应，赵树理小说模式的核心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就内容而言　，文学作品应在不损害其审美功能前提下，积极张扬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充分　发挥文学“干预生活”的职能。作家应义无反顾地走出象牙塔，成为时代生活的弄潮儿　，而不是做一个远离尘世的冷漠的生活旁观者，无关时代气息的风花雪月，与赵树理小　说模式是绝缘的；就艺术形式而言，赵树理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　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即应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　接受。过于“洋化”的，仅为极少数“知识贵族”所欣赏的艺术形式与赵树理小说模式　同样是无缘的。简言之，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　说模式的经纬之网。
　　二、昔日文坛的灿烂红旗
　　赵树理的登场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必然之果。一代大师鲁迅先生曾痛心疾首作如是　言：“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　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8](P80)。正是基于这样的远见卓识，新文学的倡导者们才高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一　面向载封建之道的旧文学猛然开火，一面窃得外国文学的圣火，着力创建全然有别于传　统文学的中国现代文学，致力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接轨。遗憾的是，在长期闭关自　守状态下，本来就对西方文化知之甚少，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极迅猛，人们无暇对西方各　种思潮进行消化，鉴别，再加上文学革命中的主干分子多为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多为　年轻气盛的“新青年”，思想方法上难免有偏激和走极端的弊病，这就使文学革命不可　避免地带有这样的特点：“在否定传统时，就往往否定一切，而在学习西方新思潮时，　又容易肯定一切”[5](P42)。新文学的缔造者们救国心切，矫枉过正，几乎是在全盘否　定中国传统文学，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的情况下来建设中国新文学的，“从中国古代文学　方面，几乎一点遗产也没摄取”[9](P980)。这就使得刚呱呱坠地的新文学一开始诞生　就带有了严重的“西化”倾向，而这种严重“西化”现象的存在，又势必导致新文学与　本邦民众的疏离，致使本属进步的、先进的新文学，只是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中间，与　广大群众，特别是与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群众相脱离，这种脱离甚至到了令人触目　惊心的地步：当年在长冶省立第四师范求学的赵树理，深深为新文学所陶醉，迫切想把　新文学介绍给他的农民兄弟，然而，令他惊诧的是，当他满怀激情地给自己的父亲——　当地颇有声望的说书能手朗读鲁迅先生的不朽之作《阿Q正传》时，“刚念到阿Q与小D　在钱府的照壁前展开‘龙虎斗’，父亲就失去了恭听的兴趣”[2](P44)，扛上锄头下地　去了去，临走还顺手揣了本《秦香梅吊孝》，“赵树理不甘心，又向别的农民兄弟宣读　了一些新文学的优秀作品，“但是同样遭到冷遇，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　，却拿来《七侠五义》、《笑林广记》之类的书请他念，一个个听得茶饭不思”[2](P8　8)。
　　一种新诞生的文学样式，能否得到本民族广大群众的认可和接受，这是至关重要的。　倘若不被大众所欣赏，那么，无论其思想怎样宏深，形式如何新颖，也会因缺乏适宜的　生长土壤而夭折。在现代文学史上，别开生面的现代派文学之所以始终只是以涓涓细流　的形式出现于中国文坛，终究难以形成万马奔腾之浩荡之势，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以西　方文学为参照系，对西方文学生吞活剥始建而成的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面临一个严峻　使命——民族化、大众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一部新文学如何走向　民族化、大众化的历史，新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问题贯穿着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新　文学界的有识之士，从来就未曾松懈过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五四”时期

，就有人高举　起“平民文学”的大旗，“左联”成立伊始，就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以马克思　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积极开展文艺大众化运动，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文艺大众化讨论　，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欧化’倾向及革命文学创作　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倾向的纠偏，目的在于缩短文学与群众的距离”[1](P199)。因　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学大众化的理论探讨比较肤浅，创作中也未能真正成功地加以贯彻　，“左联”对文学大众化的努力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40年前后，再次掀起了民族形式　的大讨论，这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　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积极影响”[7](P31)。令人扼腕的是，文学前辈们筚　路蓝缕的艰辛努力，仍未能真正彻底解决新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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