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段内幕
一、发现吴大ｃｈéｎｇ＠①佚文史料的经过
至2000年，笔者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担任研究员期间，先后在该研究院藏书阁及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等处发现以《吴清卿献策论》等为题之前述“六条”文字以及《辨党论》上下两篇，并曾向韩国学界撰文介绍其主要内容（注：权赫秀：《从［吴清卿献策论］来看清政府的对朝鲜干涉政策》，载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第4辑，2000年。）。而后，笔者又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进一步发现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当时朝鲜政府兵曹判书金允植的笔谈记录片段，其内容即上述文字转呈之后朝鲜国王高宗及其政府方面的反应。至此，不仅发现了吴大ｃｈéｎｇ＠①在朝鲜期间留下的两篇散佚文字，且进一步得到可以印证该文字对朝鲜国王及其政府之影响的笔谈记录，其意义自然不仅在于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个人散佚文献之“重见天日”，亦将有助于甲申政变之际中韩关系的深入研究，因撰拙文，以向国内学界介绍上述两篇佚文及笔谈记录。
二、关于吴大ｃｈéｎｇ＠①佚文史料的历史背景
在中法战争的战云日渐浓密的1884年5月8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被任命为钦差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并获准“专折奏事”（注：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转引自顾廷龙：《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109页。）。于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得以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一道，担负起保卫中国北部沿海地区安全的责任，并开始介入清政府的对朝鲜政策事务。是年12月4日，金玉均等近代韩国急进开化派势力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支持下，在首都汉城发动甲申政变，诱杀守旧派大臣数人，随后建立由开化派势力主导的新政权。当时驻扎汉城的清军在袁世凯等指挥下出兵干涉，使得这场政变于三天后的12月7日旋告失败，史称“三日天下”。
李鸿章与清政府于五天后的12月9日获悉政变爆发消息，并随即确定派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续昌前往朝鲜“查办”的对策方针（注：详见世续等纂：《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96，中华书局，1987年，9-11页；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27-28页，31页，36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520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348页，354页。）。12月28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续昌率领400名清军士兵乘“富有号”轮船抵达朝鲜西海岸之南阳府马山浦，并于1885年1月1日进入汉城，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查办”，主要包括调查甲申政变真相、同朝鲜政府交涉以及同日本政府代表交涉等三项内容（注：详见前揭拙稿，《从［吴清卿献策论］来看清政府的对朝鲜干涉政策》。另按顾廷龙撰《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第115页，根据李鸿章致总署电而纠正吴氏《自订年谱》中“十八日抵仁川”之错误记载，改作“十三日（按指即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即1885年1月28日），申刻行抵朝鲜马山浦”，却于该条下书作“十五日，抵仁川港”，实际上仍是袭沿吴氏错误记录。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之抵达朝鲜后，于次日登陆，并经水原府而进入汉城，根本没有经过已有日本军舰来泊之仁川港，详见当时李鸿章与旅顺、朝鲜之间往返电报及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致清政府之屡次报告。因此，《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中所谓，“十五日，抵仁川港”之内容，属以讹传讹之错误记录，应予更正。）。就在到达汉城的第二天即1885年1月2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第一次会见朝鲜国王高宗并进行笔谈，商讨朝鲜政府对日交涉方针。（注：《总署收会办大臣吴大ｃｈéｎｇ＠①函附件三：照录十一月十七日与朝鲜国王笔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1588-1590页；《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金弘集：《从政日记》甲申十一月十七日，高丽大学校中央图书馆编：《金总理遗稿》，汉城：高丽大学校出版部，1976年，112页。）
根据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同年1月14日，先后将所作“辨党论二篇”及“求贤论、育才论、节用论、恤民论、缓刑论、练兵论六篇”，交朝鲜政府“转呈国王”，同时亲书“节用爱人”与“民为邦本”两幅字转送国王。至同年2月7日，朝鲜国王高宗到南别宫下榻处第二次会见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并与之道别，吴大ｃｈéｎｇ＠①还向高宗赠送了古铜镜及枪法册子（注：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转引自《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118页；《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宗实录》高宗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金总理遗稿》，115页。根据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当天吴大ｃｈéｎｇ＠①等曾将前来道别之朝鲜国王高宗“留之宴饮，薄莫（引者按：疑为暮）始归”。惟根据上述朝鲜王朝方面相关记录，朝鲜国王高宗于当天下午赴南别宫道别之后，又回到宫中，与大臣们商议吴大ｃｈéｎｇ＠①建议之书院规则等事，如此则首先在时间上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之记载互相冲突。因此，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上述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另《高宗实录》将此事记入“十二月二十日”即1885年2月4日，并称“中国钦差吴长庆”，其时间与人名均误。）。第二天即2月8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乘船离开朝鲜仁川港而归国，从而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查办”之行。就在2月8日当天，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上奏光绪皇帝详细报告“筹办朝鲜善后事宜并起程日期”，可以说是关于此次赴朝“查办”之行的最终总结报告（注：《会办北洋事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ｃｈéｎｇ＠①奏筹办朝鲜善后事宜并起程日期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4-6页。）。该奏折中提到“转呈”朝鲜国王的上述文字，要谓：
臣等先以辨党论二篇，剀切晓谕朝鲜臣民，痛戒其党同伐异之见，由朝王刊刻颁示，并拟养贤、育才、恤民、缓刑、节用、练兵六条，按时立论，救偏救弊，大旨以培养寒士、体恤民艰为最要。若专任阀阅，不能破格用人，则士无进身之阶；若苛敛民财，不能量入为出，则民无藏富之日。士不自爱，农不安业，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民，日习于游惰，即不免于饥寒，此民俗日偷而犯上作乱之机所由伏也。
可见，吴大ｃｈéｎｇ＠①是从劝戒朝鲜王朝努力消除如甲申政变之“变乱”根源的角度来提出善后对策建议，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等诸多内政问题，实际上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对朝鲜的积极干涉政策。其中，“辨党论二篇”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并无二致，而所谓“六条”之内容顺序与《自订年谱》记载有所不同。鉴于上述奏折为吴大ｃｈéｎｇ＠①本人当时留下的第一手原始史料，而《自订年谱》记载系吴大ｃｈéｎｇ＠①年届六旬之际“追想之事，间有讹误，仅属初草，而未经润色者也”，（注：参见《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279页。）因而所谓“六条”文字的内容顺序无疑应以上述奏折为准。至于奏折中使用“臣等”字样，似乎表示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续昌联名提出，应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上奏之际有意顾及与自己同行之“满员”续昌的缘故。事实上，该奏折本身就是吴大ｃｈé
仍由笔者发现于韩国的笔谈记录，根据其中“昨日国王拜领大人法书”等内容，其时间应是在吴大ｃｈéｎｇ＠①将上述文字及亲书两幅字转呈朝鲜国王高宗的第二天即1885年1月15日。至于自称“允植”之笔谈对象，则是时任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兵曹判书的金允植。按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出身名门世家，为近代韩国汉诗文大家，在政治上则是近代韩国稳健开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至1881年，金允植以领选使资格率领朝鲜学生到中国天津学习“军械学造”，并奉命同李鸿章密商朝美条约等事（注：参见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汉城：白山资料院，2000年，52-91页。），从此长期负责朝鲜王朝对华外交事务，不仅同李鸿章等清政府负责对朝鲜事务的主要官员保持书信联系，与当时驻扎汉城的清军指挥官袁世凯等 《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段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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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00年，笔者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担任研究员期间，先后在该研究院藏书阁及韩国国立汉城大学奎章阁、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等处发现以《吴清卿献策论》等为题之前述“六条”文字以及《辨党论》上下两篇，并曾向韩国学界撰文介绍其主要内容（注：权赫秀：《从［吴清卿献策论］来看清政府的对朝鲜干涉政策》，载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第4辑，2000年。）。而后，笔者又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进一步发现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当时朝鲜政府兵曹判书金允植的笔谈记录片段，其内容即上述文字转呈之后朝鲜国王高宗及其政府方面的反应。至此，不仅发现了吴大ｃｈéｎｇ＠①在朝鲜期间留下的两篇散佚文字，且进一步得到可以印证该文字对朝鲜国王及其政府之影响的笔谈记录，其意义自然不仅在于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个人散佚文献之“重见天日”，亦将有助于甲申政变之际中韩关系的深入研究，因撰拙文，以向国内学界介绍上述两篇佚文及笔谈记录。
二、关于吴大ｃｈéｎｇ＠①佚文史料的历史背景
在中法战争的战云日渐浓密的1884年5月8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被任命为钦差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并获准“专折奏事”（注：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转引自顾廷龙：《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北平：哈佛燕京学社，1935年，109页。）。于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得以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一道，担负起保卫中国北部沿海地区安全的责任，并开始介入清政府的对朝鲜政策事务。是年12月4日，金玉均等近代韩国急进开化派势力在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支持下，在首都汉城发动甲申政变，诱杀守旧派大臣数人，随后建立由开化派势力主导的新政权。当时驻扎汉城的清军在袁世凯等指挥下出兵干涉，使得这场政变于三天后的12月7日旋告失败，史称“三日天下”。
李鸿章与清政府于五天后的12月9日获悉政变爆发消息，并随即确定派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续昌前往朝鲜“查办”的对策方针（注：详见世续等纂：《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96，中华书局，1987年，9-11页；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北平：故宫博物院，1932年，27-28页，31页，36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520页；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348页，354页。）。12月28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续昌率领400名清军士兵乘“富有号”轮船抵达朝鲜西海岸之南阳府马山浦，并于1885年1月1日进入汉城，开始为期一个多月的“查办”，主要包括调查甲申政变真相、同朝鲜政府交涉以及同日本政府代表交涉等三项内容（注：详见前揭拙稿，《从［吴清卿献策论］来看清政府的对朝鲜干涉政策》。另按顾廷龙撰《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第115页，根据李鸿章致总署电而纠正吴氏《自订年谱》中“十八日抵仁川”之错误记载，改作“十三日（按指即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即1885年1月28日），申刻行抵朝鲜马山浦”，却于该条下书作“十五日，抵仁川港”，实际上仍是袭沿吴氏错误记录。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之抵达朝鲜后，于次日登陆，并经水原府而进入汉城，根本没有经过已有日本军舰来泊之仁川港，详见当时李鸿章与旅顺、朝鲜之间往返电报及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致清政府之屡次报告。因此，《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中所谓，“十五日，抵仁川港”之内容，属以讹传讹之错误记录，应予更正。）。就在到达汉城的第二天即1885年1月2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第一次会见朝鲜国王高宗并进行笔谈，商讨朝鲜政府对日交涉方针。（注：《总署收会办大臣吴大ｃｈéｎｇ＠①函附件三：照录十一月十七日与朝鲜国王笔谈》，《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3卷，1588-1590页；《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影印本；金弘集：《从政日记》甲申十一月十七日，高丽大学校中央图书馆编：《金总理遗稿》，汉城：高丽大学校出版部，1976年，112页。）
根据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同年1月14日，先后将所作“辨党论二篇”及“求贤论、育才论、节用论、恤民论、缓刑论、练兵论六篇”，交朝鲜政府“转呈国王”，同时亲书“节用爱人”与“民为邦本”两幅字转送国王。至同年2月7日，朝鲜国王高宗到南别宫下榻处第二次会见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并与之道别，吴大ｃｈéｎｇ＠①还向高宗赠送了古铜镜及枪法册子（注：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转引自《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118页；《承政院日记》高宗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高宗实录》高宗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金总理遗稿》，115页。根据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当天吴大ｃｈéｎｇ＠①等曾将前来道别之朝鲜国王高宗“留之宴饮，薄莫（引者按：疑为暮）始归”。惟根据上述朝鲜王朝方面相关记录，朝鲜国王高宗于当天下午赴南别宫道别之后，又回到宫中，与大臣们商议吴大ｃｈéｎｇ＠①建议之书院规则等事，如此则首先在时间上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之记载互相冲突。因此，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上述记载有待进一步考证。另《高宗实录》将此事记入“十二月二十日”即1885年2月4日，并称“中国钦差吴长庆”，其时间与人名均误。）。第二天即2月8日，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一行乘船离开朝鲜仁川港而归国，从而结束了为期一个多月的“查办”之行。就在2月8日当天，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上奏光绪皇帝详细报告“筹办朝鲜善后事宜并起程日期”，可以说是关于此次赴朝“查办”之行的最终总结报告（注：《会办北洋事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ｃｈéｎｇ＠①奏筹办朝鲜善后事宜并起程日期折》，《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7，4-6页。）。该奏折中提到“转呈”朝鲜国王的上述文字，要谓：
臣等先以辨党论二篇，剀切晓谕朝鲜臣民，痛戒其党同伐异之见，由朝王刊刻颁示，并拟养贤、育才、恤民、缓刑、节用、练兵六条，按时立论，救偏救弊，大旨以培养寒士、体恤民艰为最要。若专任阀阅，不能破格用人，则士无进身之阶；若苛敛民财，不能量入为出，则民无藏富之日。士不自爱，农不安业，而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民，日习于游惰，即不免于饥寒，此民俗日偷而犯上作乱之机所由伏也。
可见，吴大ｃｈéｎｇ＠①是从劝戒朝鲜王朝努力消除如甲申政变之“变乱”根源的角度来提出善后对策建议，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等诸多内政问题，实际上反映出当时清政府对朝鲜的积极干涉政策。其中，“辨党论二篇”与吴大ｃｈéｎｇ＠①《自订年谱》记载并无二致，而所谓“六条”之内容顺序与《自订年谱》记载有所不同。鉴于上述奏折为吴大ｃｈéｎｇ＠①本人当时留下的第一手原始史料，而《自订年谱》记载系吴大ｃｈéｎｇ＠①年届六旬之际“追想之事，间有讹误，仅属初草，而未经润色者也”，（注：参见《吴ｋè＠②斋先生年谱》，279页。）因而所谓“六条”文字的内容顺序无疑应以上述奏折为准。至于奏折中使用“臣等”字样，似乎表示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与续昌联名提出，应是吴大ｃｈéｎｇ＠①于上奏之际有意顾及与自己同行之“满员”续昌的缘故。事实上，该奏折本身就是吴大ｃｈé
ｎｇ＠①的单独上奏，其《自订年谱》则根本没有提及续昌参与撰写上述文字之内容，韩国藏各印本均称“吴清卿”即吴大ｃｈéｎｇ＠①之名，其文风亦吴氏特有议论风格，因而完全可以断定为吴大ｃｈéｎｇ＠①个人作品。
仍由笔者发现于韩国的笔谈记录，根据其中“昨日国王拜领大人法书”等内容，其时间应是在吴大ｃｈéｎｇ＠①将上述文字及亲书两幅字转呈朝鲜国王高宗的第二天即1885年1月15日。至于自称“允植”之笔谈对象，则是时任朝鲜王朝高宗政府兵曹判书的金允植。按金允植，字洵卿，号云养，出身名门世家，为近代韩国汉诗文大家，在政治上则是近代韩国稳健开化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至1881年，金允植以领选使资格率领朝鲜学生到中国天津学习“军械学造”，并奉命同李鸿章密商朝美条约等事（注：参见权赫秀：《19世纪末韩中关系史研究》，汉城：白山资料院，2000年，52-91页。），从此长期负责朝鲜王朝对华外交事务，不仅同李鸿章等清政府负责对朝鲜事务的主要官员保持书信联系，与当时驻扎汉城的清军指挥官袁世凯等 《近代中韩关系史的一段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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