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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体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史学多途发展的时期。 汉语言文字在多种文化的冲击下发生了转变,词形、语音、词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一个词,由于声调的不同,就有不同的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1](P213),这就对 人们读前朝史书增添了困难。史注家继承前辈注史的传统,吸收儒经注疏及佛经合本子 注的经验,传述事实,证发文意,对前代及晚近史书进行注解和阐发,除注音、释义、 评论及发凡起例外,还讲述其得失,补注其缺漏,积累了丰富的史注方法。这一时期的 史注数目很大,达30余种,1000卷;种类繁多,有注体、解体、训体、考辨体、音义体 、集解体、自注体等体式;内容丰富,涉及纪传体史书、历史地理、笔记杂志等类史书 ;名家辈出,注家中驰名后世与原书作者齐名的很多,甚至超过原书作者的也不乏其人 。[2](P174)史注的发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多途发展的生动面貌,值得我们认真探 讨。
      注体史注
  注体是最为常用,并且成果众多的一种体式。“注”的本意是用水以此挹彼,即灌注 、灌输的意思,引申之,是以今语释古语,以今事比喻古事。古代史书文义艰深,必须 解释而后明,犹如水道阻塞,需灌注而后通。为了用浅近的语言或丰富的材料解决史书 中的疑难,为时人和后人阅读史书提供便利,注体应运而生。注体始于西汉,成熟于东 汉,主要集中于经注。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注家借鉴经学家注经的方法注解史书, 使这一体式的史书注释成果远远超过同期的经注。这一时期对纪传体史书所作的注数量 众多,佳作迭出,主要有南朝宋时裴松之《三国志》注,南朝梁时刘昭《后汉书》注及 《续汉书》注等。
  裴松之(372-451)奉旨为《三国志》作注,他“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其寿所不载, 事宜存录者,则罔不采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 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 之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辨。”[3]裴注以补阙、备异、惩枉、论辨为主,扩大了史注的 内容和范围,开创了史注的新体式,对后来的史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文帝览后称赞 说:“此为不朽矣。”[4]刘昭搜集各种《后汉书》及相关材料补注范晔《后汉书》及 司马彪《续汉书》,“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史,世称博悉。”[5]清人钱大昕 说:“昭本注范史纪传,又取司马氏续汉志兼注之,以补蔚宗之阙,故于卷首特标注补 ,明非蔚宗元文也。”[6]唐代李贤《后汉书》注出后,刘昭注逐渐散佚,只有《续汉 书》八志三十卷注尚存。从现存八志的注看,刘昭继承了裴松之注的作法,侧重对事实 的注释,他不仅对原书未作注的部分加以补注,而且对本注加以注释,在保存史料、阐 明史义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此外,还有南朝齐时陆澄《汉书》注,《隋书·经籍志》云:“《汉书》注一卷,齐 紫金光禄大夫陆澄撰”;南朝梁时刘孝标《汉书》注,《隋书·经籍志》云:“《汉书 》注一百四十卷,梁刘孝标撰”;南朝梁元帝《汉书》注,《南史·元帝纪》:元帝“ 注《汉书》一百五十卷”;南朝梁时吴均《后汉书》注,《南史·文学传》:“均注范 晔《后汉书》九十卷”。
  注体史注在编年体、国别体、历史地理及笔记杂志等类体裁史书中也大显身手,著名 的有三国吴韦昭《国语》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韦昭 《国语》注是现存较早的史书注本,《国语解叙》云:“参之以五经,检之以内传,以 《世本》考其源,以《尔雅》齐其训,去非要,存事实,凡所发正,三百七事。”韦昭 不仅注释文字,还疏通大义,深得汉人注书义法,宋代宋痒《国语补音叙录》说:“其 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名学。”北魏后期郦道元以前人的著作《水经》为蓝本,广罗地 理著作及地图,并且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大量可靠的资料,撰成《水经注》40卷,将《 水经》中的河流和支流的源流经过,以及历史事迹、风土人情、山川形胜都做了生动而 翔实的记述,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称赞《水 经注》:“片言只字,妙绝古今,诚宇宙未有之奇书也。”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 ,补充了大量的材料,所引书达400多种,宋人高似孙《纬略》中说:“梁刘孝标注此 书,引援评确,有不言之妙……所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除以上三书外 ,这一时期的注体史注还有:三国吴虞翻、唐固等的《国语》注,《三国志·虞翻传》 云:虞翻“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三国志·唐固传 》:唐固“著《国语》、《公羊》、《谷梁》注”;西晋陈寿《季汉辅臣》注、挚虞《 三辅决录》注,见《史通·补注》;西凉刘@①“注《周易》、《韩非子》、《人物志 》、《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7];刘孝标《九春春秋钞》注,见《通志略》;南朝 梁时刘彤《晋纪》注,《南史·文学传》:刘昭“伯父彤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 》为四十卷”;东晋郭璞《山海经》注。
      解体、训体和考辨体史注
  解体主于解说经籍的意蕴奥旨,或逐经籍原文作解,或通论要义。“解”有解释、分 析意,它与注体非常接近,韦昭《国语》注又称“解”,韦昭有《国语解叙》。晋代孔 晁注《逸周书》,每篇题下有“解”字,如《度训解》、《文酌解》、《武式解》等。
  训体主于释词,对各种词语可释者都加以训释,兼及解题、诠名、释音、校勘等,是 用通俗的词语去解释难懂的词语和句子,它与注体、解体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这一时期 的训体史注有南朝梁时韦棱《汉书续训》3卷、南朝陈时姚察《汉书训纂》30卷,南朝 陈时藏竞《后汉书音训》3卷。
  考辨体以考论辨证前人说解中存在的疑难失误为主要任务,或称为“辨”、“考”、 “辨证”、“辨疑”、“疑问”、“志疑”、“刊误”、“正论”、“匡名”、“正传 ”等,这一时期的考辨体史注有:三国蜀谯周《古史考》,《三国志·谯周传》:“撰 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晋书·司马彪传》:“初谯周 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 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彪复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 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家纪年之义,亦行于世”;晋刘宝《汉书驳义》2卷;南朝陈时姚 察《汉书定疑》2卷;颜游秦《汉书决疑》12卷;无名氏《前汉考异》1卷;项岱《汉书 叙传》5卷;三国蜀诸葛亮《论前汉事》1卷;晋代孙盛《异同评》、晋代王涛《三国志 序评》3卷;徐众《三国志评》、何承天《春秋前传》10卷、《春秋前传杂语》10卷; 晋乐资《春秋后传》、谢沈《后汉书外传》10卷。
      音义体史注
  音义体起于汉魏之际,以注《汉书》开始,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以《汉书》音义 居多。音义体以释音为主,因此也单称为“音”,但也兼及释义,有些以发义为主,一 般则音义兼释。
  以标释字音为主的史注非常盛行,出现了众多注本。诸如:三国蜀诸葛亮《汉书音》1 卷、三国嵇康《春秋左氏传音》、徐子儒《史记音》3卷、东晋徐邈《尚书音》、南朝 宋时刘显《汉书音》2卷、南朝梁时夏侯泳《汉书音》2卷、南朝梁时邹诞生《史记音》 3卷、

南朝梁时包恺《汉书音》12卷、北齐卢宗道《魏志音》1卷、南朝梁时韦阐《后汉 书音》2卷、北魏刘芳《后汉书音》2卷、南朝梁萧该《后汉书音》。
  以阐释所解书籍的要义的义体也逐渐盛行起来,出现了许多义体注本,如南朝梁时崔 灵恩有《左氏经传义》,《南史·儒林传》记载,崔灵恩有“《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 ,《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魏晋南北朝时期兼注音义的史注更多,可查的有:三国吴韦昭《汉书音义》、晋朝晋 灼《汉书音义》17卷、南朝梁时孟康《汉书音义》18卷、南朝宋时徐广《汉书音义》13 卷、北魏崔浩《汉书音义》2卷、《汉纪音义》2卷、韦机《后汉书音义》27卷,还有曹 魏时邓展、文颖、张揖、苏林、张晏、如淳的《汉书》注义注音等。
      集解体史注
  集解是总汇各家注释进行解说,在东晋以降广为使用。由于注者将诸家注文加以汇聚 ,减少了人们翻寻之劳,因而很受欢迎。
  集解体按其目标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注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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