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
在16-18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而广泛的变迁中，国家政权既推动或限制、规 范着社会的变迁，又以自身的性质、职能的转变成为这场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6世纪绝对主义王权兴起之后，英国国家政权的统治职能在内涵与外延上都开始发生转 变，17世纪的政治风云更使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和统治方式、管理职能朝着近代化的方 向前进。君主立宪政体的确立使英国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金融银行家等各个统治集 团的利益获得了更为充分、更为有效的表达。本文仅就英国国家财政体制在这一时期的 转变和完善作一些探讨，以期能够加深和丰富对近代英国社会变迁的整体认识。
一、近代国家税收体系的建立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 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 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 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 、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 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 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 。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 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 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 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 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 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代发展， 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 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 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 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 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 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 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 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 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 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 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 关注：
其一，从政体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西、法两国王 权由于攫取征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 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 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 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 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 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 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 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 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其二，从行政管理层面上看，税权归属也是决定国家统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获得 了征税权力的法国王权，处于直接面对众多臣民和经济组织的地位。而单凭君王及其小 小宫廷是无法承担由众多程序组成的征税过程及管理事务的，从而使建立一支专业的官 僚队伍和繁杂的事务机构成为自然而然之事。绝对的王权与庞大的行政官僚组织的结合 遂成为16—18世纪三百年间法国统治制度安排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英国则不然，王权既 无征税之权，亦就不存在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赖王权的庞大的官僚组织的 必要。
其三，从国家财政状况看，税权归属亦是决定税收数量、种类的重要因素。在西、法 建立起王权对税收绝对控制的国度中，决定税赋数量结构的关系相对简单，即国家的需 要与臣民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在近代初期，诸国争雄的军事战争是国家公共开支的最大 费项，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下，西、法诸国在决定税赋征收额度时， 常常是以国家需要为原则，多多益善，必要时甚至可以竭泽而渔，以求暂度难关。如西 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间，国家税收狂增了22倍。[1](P149)尽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 供支配，但当时西班牙帝国税收主要是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米兰特别是繁荣的低地 地区。狂征暴敛之下，帝国内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区的反叛，荷兰的独立既耗费了 帝国的国库，又断绝了其主要税源。为了弥补亏空，帝国虽施征用地产、转让特权、出 售爵位等孤注一掷之策，以求应急，但均未奏效。帝国财政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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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国家税收体系的建立
税收之于一个国家，犹如血液之于生命。在向近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构建具有近代 意义的税收体系对任何一个政府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一个完整意义上的近代 国家税收体系必须具备公开、公正、有序、有效等诸种不可或缺的特征。所谓公开、公 正，是指国家税收应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认同。所谓有序 、有效，是指国家税收体系运行时的每一环节、过程都应该依照一定的法度，即国民之 意愿而行，国家税收的每一项收入、支出及绩效都要向国民有所交待，接受国民或其代 议机构的核准。这些特征在技术上就体现为制税、收税、用度、审计等多种层次和制度 。这种近代税收体系的建立决定于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种历史和时代因素，也 是国家政权与社会中各个集团、阶层、阶级利益反复角逐、长期斗争的结果。英国之所 以能够在二、三百年间由一个二流国家跃居西欧诸国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较早 地建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备的国家税收体系。其最大的特征就是由议会控制着整个国家税 收体系的关键：征税大权。
由议会控制、把握征税权，是中世纪晚期西欧英、法、西诸国共有的现象。这是由当 时重建法律和秩序，消除贵族叛乱，驱逐外敌的社会普遍需求所使然。随着时代发展， 每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政权极欲获得更多的赋税收入，然而由于各个政府和它的国民相互 作用方式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税收制度。在西班牙，“出于对内乱的厌倦，西班牙的 代议机构卡斯提尔国会将征税管制交给了王权，”在法国，由于“三级会议极欲终止法 国动乱的愿望，使王室不经被统治者的同意便夺取了征税权，造就这一权力的紧张形势 过去之后，这一权力却长久地保留下来”。[1](P149，147)而英国则不同，即或是在绝 对主义君权达顶峰的都铎时代，英国国会尤其是下院仍牢牢地把持着征税大权，都铎君 王们只能依靠其他途径开辟财源，如没收教产加以拍卖。斯图亚特王朝欲强化王权，夺 得征税大权，但遭到国会的顽强抵制。在王权与国会之间所展开的复杂激烈的斗争中， 征税权始终是双方争夺的一个要点。虽然历经内战、复辟等种种磨难，由国会控制征税 大权的原则一直未得改动。直至1688年“光荣革命”发表《民权宣言》规定：王室在议 会规定的税收之外从事征税是非法的，[2](P186)再次确定了国会的征税权。
征税是归王权还是归议会，究竟有何差别及意义呢?笔者以为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 关注：
其一，从政体层面上看，税权的归属决定了未来国家政体的发展方向。西、法两国王 权由于攫取征税大权而迅速发达起来，建立了对社会经济的全面控制，成为一种不受任 何力量约束的专制王权；这两国中的等级(三级)会议，由于将财权拱手转让给王权，而 使自身“成为国家机器特别是王权的赘疣。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三级会议停开了，而王 权却因时移事易不再恢复会议产生前的老样子，国王摆脱了身上的紧箍，开始向专制的 方向大踏步迈进。”[3](P407)道拉斯·诺斯指出“……法国国王所获得的自由的程度 和其英国对手比起来是大相径庭的。这种区别在这两个国家后来两个世纪的经济发展中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3](P407)英国国会则因手中一直紧握征税大权，故而成为遏制 王权走向全面专制的重要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都铎王权的绝对主义统治处于相对有 限、相对薄弱的境地，使得英国国会在一次次与王权的冲突较量中逐步占据上风，不仅 保全了自己的存在，而且也最终确立起立宪君主制政体。
其二，从行政管理层面上看，税权归属也是决定国家统治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获得 了征税权力的法国王权，处于直接面对众多臣民和经济组织的地位。而单凭君王及其小 小宫廷是无法承担由众多程序组成的征税过程及管理事务的，从而使建立一支专业的官 僚队伍和繁杂的事务机构成为自然而然之事。绝对的王权与庞大的行政官僚组织的结合 遂成为16—18世纪三百年间法国统治制度安排中最为明显的特征。英国则不然，王权既 无征税之权，亦就不存在维持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和一支依赖王权的庞大的官僚组织的 必要。
其三，从国家财政状况看，税权归属亦是决定税收数量、种类的重要因素。在西、法 建立起王权对税收绝对控制的国度中，决定税赋数量结构的关系相对简单，即国家的需 要与臣民财富之间的关系。而在近代初期，诸国争雄的军事战争是国家公共开支的最大 费项，且往往具有急迫性的特征。在这种状况下，西、法诸国在决定税赋征收额度时， 常常是以国家需要为原则，多多益善，必要时甚至可以竭泽而渔，以求暂度难关。如西 班牙在1470年到1540年之间，国家税收狂增了22倍。[1](P149)尽管海外殖民的收益可 供支配，但当时西班牙帝国税收主要是来自阿拉贡、那不勒斯、米兰特别是繁荣的低地 地区。狂征暴敛之下，帝国内部矛盾必然激化。低地地区的反叛，荷兰的独立既耗费了 帝国的国库，又断绝了其主要税源。为了弥补亏空，帝国虽施征用地产、转让特权、出 售爵位等孤注一掷之策，以求应急，但均未奏效。帝国财政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
叶 的百年期间，先后6次宣告破产，奏响了帝国垮台的丧钟。法国王权凭借强大的官僚队 伍和规模巨大的农业经济，运用包税制增加赋税以及对外借款、卖官鬻爵等各种敛财手 段支撑国家财政的运行。由于教士和贵族享有免税特权，故沉重的税赋皆由市民和农民 构成的第三等级来承担。结果社会内部的裂隙愈来愈大，最终导致第三等级的大规模反 叛，专制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坍。英国王权则处在与西、法两国全然不同的境况之中。每 一笔税赋收入的数量都须与国会反复讨价还价之后方能获得，实属不易。尽管伊丽莎白 女王深得国民拥戴，也不得超越成例。这位女王深知，“对于下院议员来说，牺牲他们 的生命要比打开他们的钱袋容易些，所以她不得不时刻警惕地注视着政府的开支，不得 不一再勒紧自己的钱袋，以致于她周围的大臣不断地抱怨、嘲笑她 《近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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