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伐。是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的形式采纳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并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标”。[7]也就是在是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访问，孙中山称蒋介石此行的使命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以能够用来帮助我在我们国内的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其中包括蒋介石将军要同你们的政府和军事专家讨论关于我的部队在北京的西北及其以外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建议”。[18]代表团在苏期间与俄共（布）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晤。同年11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国民党问题。孙逸仙代表团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希望共产国际“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而季诺维也夫也表示，“共产国际将尽可能按照这一建议去做，并向中国派一位负责的代表”。[19]这表明，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了。
　　从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相互接近的过程来看，双方都有很明显的现实政治动机。孙中山主要是想获得苏俄方面的物质援助，从而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局面，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同时，他也是为了从苏俄那里借鉴革命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联俄是孙中山深谋远虑后确定的一项基本政策，决不是一时的策略和手段。苏俄则主要考虑到了在华的利益，特别是在蒙古和满洲的利益，同时它也考虑到了远东地区的安全，特别是与日本的抗衡，它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从而扩大在中国的影响。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单从孙中山的角度或单从苏俄的角度来考察孙中山的联俄政策都是不全面的。
　　　　二
　　苏俄及共产国际援助孙中山，当然不只限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它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推进苏式革命，实现其“东方路线”的战略构想。（注：最初苏俄及共产国际的注意力放在培植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但是，一段时间过后，俄共及共产国际代表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与中国工人运动联系很少，真正的工人运动是在没有共产主义小组参与下进行的。从此，俄共及共产国际对华工作方针开始改变，他们转而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并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只有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进行才可能得到发展。《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1922年12月29日），《档案资料》第1辑，第182-183页。）中国被认为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20]因此，苏俄及共产国际总是有意识地去“影响”孙中山，极力想把国民党变为中国的“激进革命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政党。孙中山对苏俄的这种用意非常清醒[21]，但他认为，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至关重要，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学习俄国革命的组织和方法。因此，他也是有意识、有选择地去接受苏俄方面的“影响”。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孙中山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改组了国民党。自1920年—1923年间孙中山不止一次地企图改组国民党，但他的这些努力无论对于国民党自身的状况，还是对它的政策及实际活动都未能导致任何实质性的变化。1923年10月鲍罗廷到广州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才开始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并说，“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22]据鲍罗廷的札记，他到广州后的头两个月的全部工作，就在于让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领导人相信，“迄今为止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无益的，必须加以根本改变”。同时，鲍罗廷还向孙中山提出具体的建议，这就是“根据确切阐明的纲领和党章来着手改组国民党”。[23]之后，鲍罗廷参与了国民党改组计划的制订和国民党党纲与党章的起草工作。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党员资格、组织机构、基层组织、纪律等方面与俄共非常相似，这不能不说是因为受了鲍罗廷的影响。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其次表现在孙中山对革命之主义，即三民主义的重新解释上。这种新的解释集中体现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以下简称《国民党一大宣言》）上。该宣言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几乎是照搬了共产国际执委1923年11月28日作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曾一度认为民族主义的目的已经达到，今后所要致力的是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孙中山在他的演讲著述中，重新强调民族主义为革命的重要目标。（注：王德昭先生认为，重新肯定民族主义是1919年以后孙中山思想的新要点，参见王德昭：《五四运动对于孙中山革命思想之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40页。）他认为，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是达到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今后应当致力于达到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这就是要把汉族与满、蒙、回、藏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24]在随后的几年间，孙中山始终坚持这样的民族主义观，直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才重新解释民族主义。《国民党一大宣言》称，“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盖惟国民党与民众深切结合之后，中国民族之真正自由与独立始有可望也”。“辛亥以后，满洲宰制政策既已推毁无余，则国民诸民族宜可得平等之结合，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所要求者即在于此……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25]显然，重新解释后的民族主义突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自决。这两点都是来自于共产国际的11月28日的决议。（注：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作出决议，决议认为，“民族主义的含义是，

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国民党只有通过增强、支持和组织国内各个劳动人民阶层来放手发动全国的力量，才可以向群众表明，这个民族主义体现的是健康的反帝运动的概念”。“这个主义的另一方面应当是，中国民族运动同受中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见《档案资料》第1辑，第342-343页。）同样，《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权主义的重新解释也是依据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这里必须考虑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民权主义可能蜕变为压迫劳动群众的制度和工具，因此，国民党在向群众灌输民权主义的原则和解释其含义时，应使其有利于中国劳动群众，即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26]《国民党一大宣言》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这一决议的精神来解释民权主义的，宣言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于此有当知者，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27]
　　至于民生主义，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在解释“平均地权”的原则时，“不能解释为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化，必须向渴望土地的广大农民群众说明，应当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在解释“节制资本”的原则时，则应该“解释为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那它才会对群众具有革命化的意义，才能在群众中得到广泛的影响”。[28]《国民党一大宣言》部分吸纳了共产国际的建议，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