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关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自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就不断有学者撰文论述过。（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Tsui Shu-chin（崔书琴）：The Influence of the Canton-Moscow Entente Upon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Tactics.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XX,April 1936；王德昭：《第一次联俄联共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但是，新近出版的有关苏俄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资料表明（注：这里指的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下文中凡注明为《档案资料》者，即指此书。），这一论题仍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比如说，孙中山为什么要寻求苏俄的援助？苏俄又为什么要援助孙中山？各自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它是否导致了孙中山革命理念的根本转变？新公布的有关史料的一些细节，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本文即是依据这些史料及孙中山本人的言论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尝试。
一
苏俄与孙中山的直接交往最早可以上溯到1918年。是年夏天，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受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委托，于1918年8月1日复信孙中山，向孙中山表示感谢并“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但孙中山没有收到契切林的回信。1920年10月31日，契切林再次致信孙中山，建议恢复俄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并希望中国从此坚定地走上与俄国“友好的道路”。孙中山于1921年6月14日收到了契切林此信，并于同年8月28日复信契切林。孙中山在信中表示，因为地理关系，广州政府还不可能与苏俄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但他本人对苏维埃的组织、军队和教育极感兴趣，并希望与契切林“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1]此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执委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还于1921年4月访问了广州，双方已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接触。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与马林多次晤谈。他们讨论了帝国主义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实质、革命宣传的意义以及工人对解放斗争的作用等问题。会见时孙中山“毫不含糊的表示了对新俄国的强烈同情”。[2]不过此时孙中山尚无“联俄”的思想。他认为只能与苏俄作道义上的联合，“一俟义师北指，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3]可见，孙中山认为联俄的时机尚未成熟。
孙中山的“联俄”思想出现在1922年6月陈炯明事变之后，陈、孙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政见的不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因此热衷于将广东省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反对孙中山用兵北伐。孙中山则认为联邦制会导致国家分裂，因而主张先统一中国再推行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方自治。[4]此次事变对孙中山是一次极大的打击，它促使孙中山重新思考革命失败的原因及革命队伍的建设问题。事变后孙中山走避上海，他越发感到主义之统一与人心之坚定的重要性，决定改进国民党。也就是从此开始，他对俄共的组织及军队建设十分向往，并认为这是俄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后他在演讲中都要对比中、俄革命成败之原因，并决心引为师法。他对身边的人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5]另一方面，陈炯明事变使孙中山感到以广东为根据地有一定的冒险性，前有吴佩孚，后有英国控制的香港，对广州始终是个威胁。他开始主动寻求苏俄的帮助。他希望俄国能够帮助他在新疆或蒙古建立新的根据地，他建议苏俄出兵占领新疆，为他组建军队开辟一块地盘，作为回报，苏俄可以在那里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6]同时，他也考虑从四川经甘肃到内蒙古去，从那里发起进攻。他在给越飞的信中急切地问：“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持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7]
不过，此时苏俄方面并不急于想援助孙中山，这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担心援助孙中山会加剧俄国同西方大国，特别是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也会使北京政府在谈判承认苏俄时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而且在俄方看来，支持孙中山在新疆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即使成功，将来俄国“在中国的事务中只好局限于……东土耳其斯坦”。[8]另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此时的外交主要还是面向吴佩孚。他们把吴佩孚看作是中国最强大和比较进步的军事政治领导人。（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信中写道：“只要浏览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力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档案资料》第1辑，第74页。）对孙中山，则“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为前提。[9]因此，苏俄建议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组成一个亲俄的联合政府，俄国方面为此向孙中山保证，“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10]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吴佩孚和孙中山两个人的拒绝。其时孙中山正准备与张作霖联合，共同对付吴佩孚，其办法是：孙中山自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张作霖则“迅速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11]孙、张联合以及张胜吴败的可能令俄国十分不安，他们担心这一结局会导致苏俄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在援助孙中山的问题上显得特别谨慎。共产国际甚至认为，“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作斗争，不仅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12]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态度到1923年初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是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终于决定弃吴援孙，制定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3]导致苏俄对孙政策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苏俄在与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中进展缓慢，未能争取到建立正式关系和解决外蒙古地位问题及中东铁路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俄越来越感觉到与吴佩孚的合作是不现实的，因为吴佩孚一直强调苏俄对蒙古的占领只能保持到1923年春为止，因此，在蒙古问题上苏俄迟早要与吴佩孚
孙中山对俄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俄方的“一切建议”，并将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6]终于在1923年下半年，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迈出了新的步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206558.html
Review.Vol.XX,April 1936；王德昭：《第一次联俄联共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见王德昭著《从改革到革命》，中华书局，1987年版；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但是，新近出版的有关苏俄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资料表明（注：这里指的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下文中凡注明为《档案资料》者，即指此书。），这一论题仍有较大的阐释空间。比如说，孙中山为什么要寻求苏俄的援助？苏俄又为什么要援助孙中山？各自真实的动机是什么？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它是否导致了孙中山革命理念的根本转变？新公布的有关史料的一些细节，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本文即是依据这些史料及孙中山本人的言论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尝试。
一
苏俄与孙中山的直接交往最早可以上溯到1918年。是年夏天，孙中山致电列宁，祝贺俄国革命的成功。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受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委托，于1918年8月1日复信孙中山，向孙中山表示感谢并“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但孙中山没有收到契切林的回信。1920年10月31日，契切林再次致信孙中山，建议恢复俄中两国的贸易关系，并希望中国从此坚定地走上与俄国“友好的道路”。孙中山于1921年6月14日收到了契切林此信，并于同年8月28日复信契切林。孙中山在信中表示，因为地理关系，广州政府还不可能与苏俄发生有效的商业关系，但他本人对苏维埃的组织、军队和教育极感兴趣，并希望与契切林“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1]此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执委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还于1921年4月访问了广州，双方已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接触。1921年底，孙中山在桂林与马林多次晤谈。他们讨论了帝国主义的问题、俄国革命的实质、革命宣传的意义以及工人对解放斗争的作用等问题。会见时孙中山“毫不含糊的表示了对新俄国的强烈同情”。[2]不过此时孙中山尚无“联俄”的思想。他认为只能与苏俄作道义上的联合，“一俟义师北指，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3]可见，孙中山认为联俄的时机尚未成熟。
孙中山的“联俄”思想出现在1922年6月陈炯明事变之后，陈、孙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政见的不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因此热衷于将广东省建设成为一个“模范省”，反对孙中山用兵北伐。孙中山则认为联邦制会导致国家分裂，因而主张先统一中国再推行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方自治。[4]此次事变对孙中山是一次极大的打击，它促使孙中山重新思考革命失败的原因及革命队伍的建设问题。事变后孙中山走避上海，他越发感到主义之统一与人心之坚定的重要性，决定改进国民党。也就是从此开始，他对俄共的组织及军队建设十分向往，并认为这是俄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原因，此后他在演讲中都要对比中、俄革命成败之原因，并决心引为师法。他对身边的人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5]另一方面，陈炯明事变使孙中山感到以广东为根据地有一定的冒险性，前有吴佩孚，后有英国控制的香港，对广州始终是个威胁。他开始主动寻求苏俄的帮助。他希望俄国能够帮助他在新疆或蒙古建立新的根据地，他建议苏俄出兵占领新疆，为他组建军队开辟一块地盘，作为回报，苏俄可以在那里建立任何一种制度，甚至苏维埃制度。[6]同时，他也考虑从四川经甘肃到内蒙古去，从那里发起进攻。他在给越飞的信中急切地问：“贵国政府能否通过库伦支援我？如果能，能支持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7]
不过，此时苏俄方面并不急于想援助孙中山，这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担心援助孙中山会加剧俄国同西方大国，特别是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也会使北京政府在谈判承认苏俄时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而且在俄方看来，支持孙中山在新疆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即使成功，将来俄国“在中国的事务中只好局限于……东土耳其斯坦”。[8]另一方面是因为苏俄此时的外交主要还是面向吴佩孚。他们把吴佩孚看作是中国最强大和比较进步的军事政治领导人。（注：《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信中写道：“只要浏览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力的战略地位，它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档案资料》第1辑，第74页。）对孙中山，则“以不致影响我们对北京的政策”为前提。[9]因此，苏俄建议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组成一个亲俄的联合政府，俄国方面为此向孙中山保证，“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10]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吴佩孚和孙中山两个人的拒绝。其时孙中山正准备与张作霖联合，共同对付吴佩孚，其办法是：孙中山自西南先发，“与敌相持”，张作霖则“迅速取北京津保，使敌失所凭依，然后出重兵以蹑其后”。[11]孙、张联合以及张胜吴败的可能令俄国十分不安，他们担心这一结局会导致苏俄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在援助孙中山的问题上显得特别谨慎。共产国际甚至认为，“支持孙逸仙同吴佩孚作斗争，不仅仅是支持一个反动派张作霖，而且还是支持日本帝国主义”。[12]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态度到1923年初发生了较大的转变。是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终于决定弃吴援孙，制定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我们共产国际的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3]导致苏俄对孙政策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苏俄在与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中进展缓慢，未能争取到建立正式关系和解决外蒙古地位问题及中东铁路问题；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苏俄越来越感觉到与吴佩孚的合作是不现实的，因为吴佩孚一直强调苏俄对蒙古的占领只能保持到1923年春为止，因此，在蒙古问题上苏俄迟早要与吴佩孚
发生冲突[14]，而孙中山则明确宣布承认并维护苏俄在蒙古和中东铁路上的立场。[15]吴佩孚在1923年2月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苏俄更坚定了支持孙中山的决心。1923年5月1日，苏俄政府致电孙中山，内称“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的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注：《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档案资料》第2辑，第414页。不过，苏方由于担心中国革命出现土耳其“凯末尔式”的结局，并未完全兑现援孙的承诺。加拉罕批评那些对孙中山持怀疑态度的人，“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见《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档案资料》第1辑，第415页。）
孙中山对俄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俄方的“一切建议”，并将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6]终于在1923年下半年，苏俄及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迈出了新的步 《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