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　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　《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　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　，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　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　，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　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　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　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　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　》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　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　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　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　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　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　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