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年治桓，二年治督，十 年正曹伯，十八年终始治桓。”这里几乎全用《谷梁传》的说法。同年经“有年”，本 意是五谷丰登。贾逵从义例出发解释说：“桓恶而有年丰，异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 ”这种说法是本之于《公羊传》。
所以，《春秋》今文和古文两派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融合，正是基于它们基本路 线的一致。由于《左氏》不断出现有代表性的经学大师，特别是《左传》自身所固有的 历史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其影响越来越大，使汉朝统治者不能再 漠然视之。史载汉章帝“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他在建初元年 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二家的高才生徒20人教以《左氏》。八年，汉诏诸儒各选高 才生徒受业学习《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又任贾逵所选弟子、 门生为郎官。从此，《左氏》等古文经“遂行于世”，传播日益广泛，“学者皆欣欣羡 慕焉”。但是，终汉之世，古文经如《左氏》等却终于未能立于学官，这也算是汉统治 者对经今古文两派之争所采取的一种调和平衡手段吧!
五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最后一幕，发生在两位经学大师郑玄与何休之间，时间在东汉晚 期，焦点仍然在《春秋》三传的优劣长短上。清人皮锡瑞《春秋通论》说：
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 、《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 《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丘 明不传《春秋》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秋》之甚者。
对于这种现象，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认为，《易》、《诗》、《尚书》、《逸 礼》的今古文典籍之别，皆在篇章多寡之间，“《春秋》则公羊与左氏绝殊，远非文字 异同篇章多少之类，在当时自为相争焦点。今文博士斥左氏‘不传《春秋》’，未为诬 谰。然谓公羊口说相传，源于子夏，即亦不可信耳。则二者之争，岂不如五十步之与百 步?公羊空谈，终不如左氏实事。故左氏虽见抑遏，未得立官，而私学日盛，卒以大行 。则其是非得失之数，固不操于汉廷之博士，而实操于学术之公评也”。
钱先生所论极是。汉代经今古文的争点在《春秋》三传，而三传之间的门户之争又都 集中在《左氏》是否得圣人真意而“传《春秋》”这一问题上。《左氏春秋》本是一部 内容宏富的史著，与经学无涉，刘歆校秘书初见，以其流传未广，必须借经学用世之意 推行。所以请立官置博士，以《左氏》依傍今文家的思维窠臼取媚人主。当时博士们实 际并不了解《左氏》，或不肯置对，“猥以不诵绝之”。东汉时期虽然古文《左氏》终 未能被立于学官，但依靠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私学日盛”。范升 、陈元之争，李育、贾逵之争，作为今文学家的范升、李育对《左氏》都不能不认真对 待，都不能不读《左氏传》然后上奏其失。作为古文学家的陈元、贾逵虽然学理优胜， 但仍以立于学官依附政治为张势根本，在思想路线上仍竭力从《左传》搜索微言大义甚 至附会谶记以立论于朝廷。但这种情况到了桓灵时就发生了改变。今文经十四博士虽借 官学的有利地位，但并未能阻止其经学日益陈腐、烦琐、僵化而走向破产。相反，以私 学面目出现的古文经学却一派生机，习者日众。于是，兼通今古二学的郑玄不再争是非 于朝廷，而是以学术辩论的方式给了固步自封的今文学者以最后一击，并以古文学为根 底而兼融了今文学，成为汉学的集大成者。
郑玄字康成，晚于贾逵约百年。早期入太学“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 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 》、《古文尚书》”。后又以马融为师，曾“考论图纬”。可见郑玄学问基础相当广博 ，并不专守一家师法。关于郑玄的学术贡献，《后汉书·郑玄传》有一简要评论：
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
具体而言，就是郑玄遍注群经，既有古文，又有今文，还有纬书，成为汉代经学的集 大成者，号称“郑学”。他平生著述百余万字，其中《毛诗笺》、《三礼注》被完整保 存入《十三经注疏》，影响最大。在学术史上郑玄还有重要一笔，就是他和何休关于《 春秋》三传的辩论。
何休是汉代公羊学最后一位大师，《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他“作《春秋公羊解诂》 ，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是何休有憾于李育与贾逵论争而未能占上风， 面对《左氏》更为勃兴《公羊》退无可据的局面，于是有以攻为守负隅顽抗之举。对此 郑玄奋起反击，作《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以反驳之。何休见到郑玄驳论 ，颇为不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这也从侧面说明郑玄的经注是混糅 今古文家法，强为混合，以“整百家之不齐”。虽然郑玄的训释取得很大成就，为后人 解经奠定了基础，但受时风影响，他也用谶纬之说附会经文，有不少迂怪之谈，故何休 于此不能不有所感叹。
何休与郑玄的论争之文，后代逐渐散佚，仅在清人辑佚书中散见数条。今试举一例： 《春秋》襄十二年“作三军”，这是指鲁国季氏立三军而三分公室。何休《左氏膏肓》 说：“《左氏》说云尊公室。休以为与舍中军义同，于义《左氏》为短。”这次事件当 然是卑公室，其建立中军与以后昭公五年“舍中军”即废除中军意义相同，都是鲁国三 桓的削弱公室之举。但何休所说不确，《左氏》行文并无“尊公室”之意，所以郑玄在 《箴膏盲》中反驳说：“《左氏传》云‘作三军，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谓三家始专兵 甲，卑公室。云《左氏》说云尊公室，失《左氏》意远矣。”郑玄以事实澄清了何休之 诬。
参加这场争论的，还有另一位著名古文大师服虔。服虔字子慎，他最著名的著作是《 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郑玄遍注群经而不注《春秋》，据说与服虔有关。《世说 新语·文学》载：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 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 ，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吾。”遂为《服氏注》。
服虔《解谊》目前仅有辑本，佚文主要来自唐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所引。从中 可以看出，服虔比较重视对史事名物的解释训诂，比如注重对古代礼制的解释，多取郑 玄《三礼注》而用之；比如注重对文字的训诂和字句的疏通，这都为后代的《左传》研 究开启了正确的方向。服虔还作有《春秋左氏膏肓释疴》十卷、《春秋汉议驳》二卷等 ，都是针对何休的论辩性著作。
这最后一轮围绕《左传》的大论争，结果“古学遂明”，“自是《左氏》大兴”[7]( 《叙录》)。不但确立了《左氏》在“三传”中后来居上的主流地位，而且基本结束了 绵延200余年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王国维先生说到汉魏之际，“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 文之学乃月兴日盛”，“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8](《 汉魏博士考》)到了魏晋，《左传》“遂行于世”，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 其义”，“殆无师说”。[9](《经籍志一》)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似乎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任何学术流派都不能脱离时代思潮而独立行世。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作 为整体的士阶层已难于再坚持“守道而不从势”的立场，必然造就出大量的“仰禄之士 ”为王朝提供意识形态服务。在这种背景下，以阴阳五行为特色的官方经学大为盛行， 而经学的官僚化、政治化又必然导致其僵化、烦琐、陈腐的弊端，伏下盛极而衰的种因 。
二是后出的古文学派因其扎根于民间而具有天然活力。但它们为求得官方承认以冀获 得优遇，不惜俯就政治，一方面在思想路线上向官方经学靠拢，如竭力从《左传》中探 求圣人的“微言大义”，甚至以谶纬献媚当朝；一方面与经今文学派展开功名利禄的正 统之争。至于古文典籍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并未引起汉代学者的更多注意 而予以开发。
三是汉代经今古文学只有相对的区分。后人往往以清代学术上推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第4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206569.html
所以，《春秋》今文和古文两派既互相排斥，又互相吸收融合，正是基于它们基本路 线的一致。由于《左氏》不断出现有代表性的经学大师，特别是《左传》自身所固有的 历史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同，其影响越来越大，使汉朝统治者不能再 漠然视之。史载汉章帝“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他在建初元年 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二家的高才生徒20人教以《左氏》。八年，汉诏诸儒各选高 才生徒受业学习《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又任贾逵所选弟子、 门生为郎官。从此，《左氏》等古文经“遂行于世”，传播日益广泛，“学者皆欣欣羡 慕焉”。但是，终汉之世，古文经如《左氏》等却终于未能立于学官，这也算是汉统治 者对经今古文两派之争所采取的一种调和平衡手段吧!
五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的最后一幕，发生在两位经学大师郑玄与何休之间，时间在东汉晚 期，焦点仍然在《春秋》三传的优劣长短上。清人皮锡瑞《春秋通论》说：
汉今古文家相攻击，始于《左氏》、《公羊》，而今古文家相攻若仇，亦惟《左氏》 、《公羊》为甚。四家《易》之于《费氏易》，三家《尚书》之于《古文尚书》，三家 《诗》之于《毛诗》，虽不并行，未闻其相攻击。惟刘歆请立《左氏》，则博士以左丘 明不传《春秋》抵之。各经皆有今古文之分，未有相攻若《春秋》之甚者。
对于这种现象，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认为，《易》、《诗》、《尚书》、《逸 礼》的今古文典籍之别，皆在篇章多寡之间，“《春秋》则公羊与左氏绝殊，远非文字 异同篇章多少之类，在当时自为相争焦点。今文博士斥左氏‘不传《春秋》’，未为诬 谰。然谓公羊口说相传，源于子夏，即亦不可信耳。则二者之争，岂不如五十步之与百 步?公羊空谈，终不如左氏实事。故左氏虽见抑遏，未得立官，而私学日盛，卒以大行 。则其是非得失之数，固不操于汉廷之博士，而实操于学术之公评也”。
钱先生所论极是。汉代经今古文的争点在《春秋》三传，而三传之间的门户之争又都 集中在《左氏》是否得圣人真意而“传《春秋》”这一问题上。《左氏春秋》本是一部 内容宏富的史著，与经学无涉，刘歆校秘书初见，以其流传未广，必须借经学用世之意 推行。所以请立官置博士，以《左氏》依傍今文家的思维窠臼取媚人主。当时博士们实 际并不了解《左氏》，或不肯置对，“猥以不诵绝之”。东汉时期虽然古文《左氏》终 未能被立于学官，但依靠其自身的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日益扩大，“私学日盛”。范升 、陈元之争，李育、贾逵之争，作为今文学家的范升、李育对《左氏》都不能不认真对 待，都不能不读《左氏传》然后上奏其失。作为古文学家的陈元、贾逵虽然学理优胜， 但仍以立于学官依附政治为张势根本，在思想路线上仍竭力从《左传》搜索微言大义甚 至附会谶记以立论于朝廷。但这种情况到了桓灵时就发生了改变。今文经十四博士虽借 官学的有利地位，但并未能阻止其经学日益陈腐、烦琐、僵化而走向破产。相反，以私 学面目出现的古文经学却一派生机，习者日众。于是，兼通今古二学的郑玄不再争是非 于朝廷，而是以学术辩论的方式给了固步自封的今文学者以最后一击，并以古文学为根 底而兼融了今文学，成为汉学的集大成者。
郑玄字康成，晚于贾逵约百年。早期入太学“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 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 》、《古文尚书》”。后又以马融为师，曾“考论图纬”。可见郑玄学问基础相当广博 ，并不专守一家师法。关于郑玄的学术贡献，《后汉书·郑玄传》有一简要评论：
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
，滞固所禀，异端纷纭， 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 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具体而言，就是郑玄遍注群经，既有古文，又有今文，还有纬书，成为汉代经学的集 大成者，号称“郑学”。他平生著述百余万字，其中《毛诗笺》、《三礼注》被完整保 存入《十三经注疏》，影响最大。在学术史上郑玄还有重要一笔，就是他和何休关于《 春秋》三传的辩论。
何休是汉代公羊学最后一位大师，《后汉书·儒林列传》说他“作《春秋公羊解诂》 ，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作《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是何休有憾于李育与贾逵论争而未能占上风， 面对《左氏》更为勃兴《公羊》退无可据的局面，于是有以攻为守负隅顽抗之举。对此 郑玄奋起反击，作《发墨守》、《起废疾》、《箴膏肓》以反驳之。何休见到郑玄驳论 ，颇为不平：“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这也从侧面说明郑玄的经注是混糅 今古文家法，强为混合，以“整百家之不齐”。虽然郑玄的训释取得很大成就，为后人 解经奠定了基础，但受时风影响，他也用谶纬之说附会经文，有不少迂怪之谈，故何休 于此不能不有所感叹。
何休与郑玄的论争之文，后代逐渐散佚，仅在清人辑佚书中散见数条。今试举一例： 《春秋》襄十二年“作三军”，这是指鲁国季氏立三军而三分公室。何休《左氏膏肓》 说：“《左氏》说云尊公室。休以为与舍中军义同，于义《左氏》为短。”这次事件当 然是卑公室，其建立中军与以后昭公五年“舍中军”即废除中军意义相同，都是鲁国三 桓的削弱公室之举。但何休所说不确，《左氏》行文并无“尊公室”之意，所以郑玄在 《箴膏盲》中反驳说：“《左氏传》云‘作三军，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谓三家始专兵 甲，卑公室。云《左氏》说云尊公室，失《左氏》意远矣。”郑玄以事实澄清了何休之 诬。
参加这场争论的，还有另一位著名古文大师服虔。服虔字子慎，他最著名的著作是《 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郑玄遍注群经而不注《春秋》，据说与服虔有关。《世说 新语·文学》载：
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 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 ，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吾。”遂为《服氏注》。
服虔《解谊》目前仅有辑本，佚文主要来自唐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所引。从中 可以看出，服虔比较重视对史事名物的解释训诂，比如注重对古代礼制的解释，多取郑 玄《三礼注》而用之；比如注重对文字的训诂和字句的疏通，这都为后代的《左传》研 究开启了正确的方向。服虔还作有《春秋左氏膏肓释疴》十卷、《春秋汉议驳》二卷等 ，都是针对何休的论辩性著作。
这最后一轮围绕《左传》的大论争，结果“古学遂明”，“自是《左氏》大兴”[7]( 《叙录》)。不但确立了《左氏》在“三传”中后来居上的主流地位，而且基本结束了 绵延200余年的经今古文学之争。王国维先生说到汉魏之际，“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 文之学乃月兴日盛”，“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8](《 汉魏博士考》)到了魏晋，《左传》“遂行于世”，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 其义”，“殆无师说”。[9](《经籍志一》)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似乎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一是任何学术流派都不能脱离时代思潮而独立行世。在汉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下，作 为整体的士阶层已难于再坚持“守道而不从势”的立场，必然造就出大量的“仰禄之士 ”为王朝提供意识形态服务。在这种背景下，以阴阳五行为特色的官方经学大为盛行， 而经学的官僚化、政治化又必然导致其僵化、烦琐、陈腐的弊端，伏下盛极而衰的种因 。
二是后出的古文学派因其扎根于民间而具有天然活力。但它们为求得官方承认以冀获 得优遇，不惜俯就政治，一方面在思想路线上向官方经学靠拢，如竭力从《左传》中探 求圣人的“微言大义”，甚至以谶纬献媚当朝；一方面与经今文学派展开功名利禄的正 统之争。至于古文典籍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精神，并未引起汉代学者的更多注意 而予以开发。
三是汉代经今古文学只有相对的区分。后人往往以清代学术上推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第4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